4.交结贵人，择人而从
贵人通常是指能促进别人事业发展的人，他是一个人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引路人和指导者，在一定程度上说，选择什么样的贵人决定着事业的兴衰成败。
在现代社会，交际的重要性已经无需多言。但如何结交贵人，尤其是当自己未发迹之时如何结交贵人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曾国藩在京师的发迹得力于“贵人”穆彰阿的大力提携。
穆彰阿，姓郭佳氏，字鹤舫，满洲镶蓝旗人。进士出身，深得道光皇帝器重，历任兵部、户部尚书，后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尔后任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
1836年，穆彰阿负责管理工部，并担任上书房总师傅、武英殿大学士，两年后，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由此不难看出，穆彰阿的升迁之路较为通达，可以说是平步青云。
后来有人这样评价他：“居高位二十余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这一评价还是比较贴切的。
平心而论，道光皇帝是一位想做一番事业的皇帝，怎奈此时的清王朝已逐渐走向没落。
鸦片战争前，英国的鸦片大肆横行于中国的沿海内地，大量白银外流，严重威胁清王朝的统治，道光皇帝决心禁查鸦片，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亲赴广东禁烟。
实际上，穆彰阿并不赞成林则徐的禁烟举动。当鸦片战争爆发后，他窥知道光皇帝惧怕战争的心理，于是积极怂恿道光皇帝与英国人议和，并力劝道光皇帝罢免林则徐以减少议和的阻力。道光皇帝的好恶，穆彰阿都十分熟悉，并竭力顺承皇帝的想法来讨取皇帝的欢心。
所以终道光一朝，穆彰阿一直受到皇帝的倚重和宠信。自嘉庆朝到道光朝，典乡试三次、典会试五次，大凡复试，殿试、朝考，没有一次缺少穆彰阿的参与。
穆彰阿的门生旧吏遍布朝野上下，知名之士大多受到他的援引和提携，一时形成很大的声势。
曾国藩参加科举考试的老师即是穆彰阿，于是二人一直保持着师生的交情。由于曾国藩勤奋好学，又具有卓越的政治才干，穆彰阿对曾国藩非常器重和赏识，处处予以关照。
自结识穆彰阿后，曾国藩的仕途变得十分通畅，在短短的五年内由从七品跃为二品，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
一天晚上，曾国藩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遂连夜到穆彰阿家暂歇并讨教晋见的秘诀，穆彰阿仅叫曾国藩多多留意。
第二天，曾国藩被带到皇宫某处静候，多时也没有得到皇帝的召见，无奈白白地等了半天，曾国藩也不便发作，只好再次回到穆府。
晚上，穆彰阿问曾国藩：“汝见壁间（白天被带去的地方）所悬字幅否？”曾国藩确实见过，但并没有留意，所以一时答不上来。
穆彰阿怅然曰：“机缘可惜。”随即踌躇了一段时间，穆彰阿召来自己的心腹仆从说：“你立即取纹银四百两交给某内监，嘱他将某处壁间字幅秉烛代录，此为酬金也。”仆人连夜携带酬金送予太监，随即将太监抄录的壁间字幅再送给穆彰阿。穆彰阿令曾国藩逐条背诵并烂熟于心以备皇帝垂询。果然，次日晋见道光皇帝，皇帝询问壁间所悬历朝圣训，曾国藩的回答令皇帝龙心大悦，曾国藩因而大受赏识。事后，道光皇帝夸奖曾国藩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
纵观曾国藩在京仕途升迁的原因，一是依靠自己的真才实学和踏实能干，二是依靠“贵人”如穆彰阿的大力提携。如果没有穆彰阿的知遇之恩及提携栽培，即使曾国藩再勤奋上进、聪明能干，在十年之内连跃十级也是不可能的。
如何选择自己的“贵人”，这在曾国藩看来是个至关重要的原则问题，也是决定一个人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5.与人为善，取人为善
为人处世，如果只顾坚持自己的原则而不顾别人的感受，只会使别人心生怨言甚而得罪于人，因此，有时需要接受别人的意见和建议。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源自《孟子》。曾国藩继承这个思想并将其做了详尽的解释：“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予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这段话是说孟子强调虚心采纳别人的意见，在曾国藩那里，取和予成为相互推动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与此同时，曾国藩把“与人为善，取人为善”确定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九弟来久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濯，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
曾国藩在与人交往、处理政务的时候就坚持实践这一原则，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859年曾国藩在给部下的一封信中写道：“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账销算一次。”可见，曾国藩把处世的原则化为处理政务的方法了。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是曾国藩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使得曾国藩的事业人才聚集，逐渐兴旺发达起来。
曾国藩与人为善的事数不胜数，他的幕僚对曾国藩尊敬有加，甚至崇拜他，事事效仿他，把曾国藩当成为人处世的楷模。他们中有的学习曾国藩坚忍的性格，有的学习曾国藩勇毅的性格，有的学习曾国藩的坦诚和宽容大度。
曾国藩取人为善的事例也很多，如接受别人的谏言，采纳僚属的意见，婉辞皇帝的圣旨，等等。大事如此，一件小事如免“进场饭”也能说明曾国藩的取人为善。
曾国藩遵循父亲的教诲，天不亮就起床，随后即用早餐。在东流大营时，幕僚欧阳兆熊及李肃毅、程尚齐等人认为晚睡早起太辛苦了。曾国藩知道后，戏称早饭为“进场饭”。在湘军克复安庆后，欧阳兆熊置酒为饯，在席间欧阳兆熊婉言提出自己的想法：“早晨起得太早，也太辛苦了，不如‘进场饭’就免了吧。”曾国藩笑着答应之，其实曾国藩早就意识到大家都对“进场饭”有意见了。免“进场饭”这件事虽小，但由此可见曾国藩善于接受别人谏言的胸怀。
6.严于自省，和气待人
在人际交往中，由于每个人的性格不同，品德修养有高有低，利益有得有失，因此难免产生摩擦冲突，在这样的情形下，如何处理矛盾就成为衡量一个人高下的标准了。在与人交往中要做到成功，一定要和气待人，更不能抓住人的过错不放，到处宣扬，笑人不是，以示自己正确。
曾国藩一生和气待人，不言人过，并时刻要求自己要有包纳百川的气量。他时常警醒自己，并告诫子弟。
曾国藩不仅认识到要与人为善，不言人过，而且也身体力行。曾国藩最重“人和”，曾说：“行军之道，贵在人和而不争权势，贵求实效而不尚虚名。”举大事者不计小节，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发扬别人的优点。
同治元年，湘军处在极其危难的时刻。当时曾国藩部七万人，每月须粮三四百万斤。而皖南、鄂东、赣东一带人少地荒，军队粮饷难以征集。就在此时雪上加霜，江西巡抚沈葆桢为确保江西本省的军队粮饷，截留了供应曾国藩雨花台大营的五万两。曾国藩“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尽管如此，他写信给沈葆桢时还是极尽委婉商量的语气：“幸俄顷来数较丰，为今年所未有，差强人意。若能如此，月之人款，即全停江西漕折犹可支持，特恐不可为常。且待万过不去之时，再行缄商尊处通融办理。”在日记中曾国藩还自我检讨，在这样大乱之时，沈这样的举动算不上傲慢无礼，自己不该忌恨，还是要以“和”为上。曾国藩还说：“军事危急之际，同寅患难相恤，有无相济，情也。”看重的也还是个“和”字。
曾国藩通过自身省察，总结出为人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恶。四知包括《论语》末章的知命、知礼、知言，曾国藩又加上一条“知仁”。他解释说：仁的意思是宽恕。自己要自立得让别人也能自立；自己想显贵让别人也能显贵。立的事物应该是自己完全有能力立的。孔子所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所说：“取人之长，教人向善。”这都是宽恕的意思，也就是仁。有了仁，就能有广博的见识，宏大的度量，否则便闭目塞听，孤陋寡闻了。三恶是指天道忌讳弄巧作假，忌讳骄傲自满，忌讳有贰心于人。贰的意思是多疑，不忠诚，没有耐心。
曾国藩主张不应拒绝与怨恨自己的人相处。因为怨恨自己的人，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或过错最敏感的人，是对自己的缺点能给予无情抨击的人。当然，接受他人的批评是需要勇气和胸襟的，尤其是接受那些与自己有矛盾的人的批评。因为人性的弱点总是怀疑他人的批评怀有敌意。不管正确或错误一概拒绝，这无异于失去了一次完善自己的机会。
曾国藩与左宗棠在最初时极为不合，左宗棠曾多次批评曾，言辞激烈，毫不留情面。曾国藩以真挚的态度与左宗棠来往，毫无掩饰之情，并不因左曾批评过自己而有所记恨，使左宗棠很是感动。
不言人过，代表着一种成熟和宽容，有了这种涵养的人能体贴人性的不完善，明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难免会有缺点，背后议论他人的短处，这不但不是光明磊落的君子行为，更会加深人与人之间的猜疑、排挤和诽谤。自己能以和气待人，日久天长，人也会受到同化，与人为善了。和气待人，坦然相对，不背后说人坏话，才能以德服众，共成大事。
要和气待人，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容人之量，保持自己的高远志向；必须要抑制急躁的脾气。曾国藩说：“善忍者，全是养气克制功夫。”他常常以“忍”字告诫兄弟子侄：“兄在外年余，惟有‘忍气’二字日月长进”；“直而能忍，庆流子孙”等等。
愤激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暴躁，愤激仅是言语伤人，情绪窒人，但暴躁不仅伤人，还伤害自己的身体。曾国藩说，暴躁最易伤脾、伤肝，对身体最有妨碍。所以他把“暴”称为治身的“阳刚之恶”。一次有下属来见，因该人办事能力弱，曾国藩勃然大怒。训斥完后，当天夜晚曾国藩在日记中说自己“近来事有不如意，方寸郁塞殊甚”，常发脾气，足见“自己器量不容，治心之不深也”。
曾国荃一生心高气傲，难以容人，因此时常发怒、呵斥他人。俗话说“气大伤身”，所以曾国荃身体不是很好，曾国藩时常写信劝导，留下的有：“弟须多方劝慰诸将无过忧郁。凡子弟生徒，平日懒惰，场文荒廖而不信者，则当督责之；至平日劳苦，场文极佳而售者，则当然尉之。弟所统诸将，皆劳苦佳文之生徒也。余中厅悬八本堂匾，跋云：养生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弟久劳之躯，当极求少悸怒。”
他还说：“七情所偏，唯怒为甚。怒如救焚，制之在忍。非徒害人忏物，抑且愤事伤生。凡居官者，逞怒于刑，则酷而冤；发怒于事，则混而乱；迁怒于人，则怒而叛。须要涵养其气质，广大其心胸，非理之触，心思明哲能容；无故之加，必虑祸机所伏。先事常思，情恕理遣。如此风恬浪静，非惟无患，且可养生。”
曾国藩进而认为，一个人常以和气悦人悦己是吉祥福分的征兆，而如果常有暴戾之气，就会使家庭不和、兄弟反目、招致祸端。他曾多次为自己在家守丧期间的愤怒脾气而检讨，说因此才有曾国华之死。曾国藩平生自负甚高，正当国家多事之秋，他想大干一番一展胸中抱负时，清廷却令他在家为父守丧。这使曾国藩心里很不是滋味，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荷都有过口角。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自责。在其后的家信中，他屡次检讨自己在家其间的所作所为。如在咸丰八年十一月的家信中写到：
“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长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洎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当竭力作文数首，以赎余愆，求沅弟写石刻碑……亦足少抒我心中抑郁悔恨之怀。”
佛家教人不可含嗔发怒，道家教人清静中和，儒家教人宽恕待人。曾国藩一生致学于儒，并喜好老庄，自然深知养生之道，因此才能如此严于自责，立志戒怒。不但自己身体力行，同时也在家教中特别注意教导子弟“制怒”，使之养成一种温和谦谨的性格。而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更是引用佛家语“降龙伏虎”来喻制怒。信中说：“肝气来时，不仅不能心和气平，而且丝毫无所畏惧，确有这种情况。别说你处于盛年这样，就是我逐渐衰老，也有时常发怒，不可遏制的时候。但应强迫自己抑制。制住怒气，也就是佛家所讲的降龙伏虎。龙就是心火，虎就是肝气。多少英雄豪杰不能过此两关，也不仅是你我兄弟这样。关键要抑制，不让火气过于炽烈。降龙养心，伏虎养肝。古圣贤所讲的去欲，就是降龙；所讲的戒怒，就是伏虎。儒家、佛家理论不同，然而在节制血气方面没有什么不同，总不让我们的欲生戕害我们的身体、性命罢了。”
曾国藩一生立功、立德、立言不误，言传身教，得人益处多多。思量起来，和气待人，抑制急躁，也曾为他减少了许多麻烦，争取了许多帮助。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由于每个人的思想、观念不同，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如何使自己在这些冲突和矛盾之中处于不败之地需要每个人仔细思考，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必须小心谨慎，得意而不忘形。小心谨慎，得意而不忘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