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俾斯麦的拥护者之一，海尔·舍尔的以下言论清楚地表明了德国的政策：
“有思想、有见识的人应该把‘坦诚是最好的政策’这样的陈词滥调扔到儿童启蒙读物中去。从来就没有普遍意义上的诚实，将来也不会有。政治家必须毫不在乎自己对敌手是否不坦诚或不公平，而应当毫不迟疑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从一开始，普鲁士就将对弱国发自内心的蔑视作为其政治理念的本质特征之一，普鲁士甚至拒绝承认弱国的存在权。下面是前任比利时驻柏林公使巴郎·贝恩斯讲述的他与德国外交大臣的部分对话：
“他（德国外交大臣）认为只有大国才有殖民的权利以及权力。他向我吐露了内心真实想法：如果欧洲发生变化，只会对最强大的国家们有利，那些小国将不可能获得先前许诺的独立，最终必将灭亡或为大国所吞并。”
德国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作家大肆推广这些言论，使德国人民日渐开始出现幻想：他们将统治世界。他们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种族，是其他民族无法战胜的。最终，所有的刺激带来的后果就是，德国好战派的势力在国内日渐强大起来。
4.德国的政治演进
普鲁士统一德国后，德国的历史也发生了变化，对于其历史和愿望，做总结如下。
普鲁士创立了这个由征服塑造而成的现代德国，这个国家靠着征服获得了兴旺繁荣，日益兴旺发达。经过1870年的战争后，普鲁士使各个邦国获得统一，于是将其自身的联邦政治加之于各个邦国之上。
制造并传播特定感情，并使其集体化是政治心理学的主要原则之一。因为情感是控制国民意识的有力武器，如果能够操纵情感，便能控制国民的意志，如能维持国民情绪稳定持久，就能成功重塑国民心理。
普鲁士利用其大学教育、历史学家、哲学家、爱国社团以及军事制度等条件，用了不到50年时间成功地改造了德国人的心理。历史学家们说服德国人民相信，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任何民族都无法与之相比；哲学家们鼓吹强权主义，在强权面前，公理只能是一种幻想；政治学家们宣扬，德国将使世界统一；军事教育尤甚，渐渐奴役了德国人民的意志。在这么多的因素下，德国渐渐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在其他国家日益强盛的同时，德国越来越需要强大的陆军与海军来支撑其发展，这不仅是为在各个地区宣示德国的政策，更是为了应对战争的突然到来。与此同时，德国政府还大肆宣扬其他国家极度的嫉妒和敌视德国，并且已经严重威胁到其生存。
英国是德国最为畏惧的敌人，德国政府为了激起民众对英国的愤怒与敌视，驱使德国学者们宣称英国是德国最大的敌人，英国的存在会严重影响其发展。德国海军甚至急急忙忙地组建了一支舰队，想要击败英国强大的海上力量，从而打垮英国。
当公众热情越来越容易被激起后，公众的这股热情便表现出相对的力量，很快便成为难以制服的强大生命，变得难以控制。因此德国政府很快发现，公众热情再也不受约束，各个激进党派已经形成，并开始着手将国家推向战争的深渊。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个国家走向向外扩张的道路，在公众热切的渴望下，战争的导火索一触即发。
（第二章）德国哲学家眼中的国家定义以及历史阐释
1.德国国家概念的起源
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向来至关重要。但是，仅有少数大国具备这样的能力，能够在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建立一种难得的、令人满意的平衡状态。古时候，尤其是在东方，人们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将所有权力集中于君主一身，实行君主专制的独裁统治。
普鲁士只有采取绝对专制的统治，才能达到统治众多种族和吞并邻国领土的目的。在普鲁士的历任君主看来，一切在国家权力面前都显得微乎其微，国家意志应处于绝对的地位，可以凌驾于道德与法律之上，国家义务就是通过征服不断扩大自身统治，而国家是否需要遵守条约仅仅根据自身利益考虑。因此，普鲁士君主一贯完全认同这样的观点：战争没有正义不正义之说，成王败寇，只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可以说是正义的。
虽然多数普鲁士君主并没有明确声称以上信条，但他们却是完全按照这一理论做事的，并由此塑造了德国的历史。就连德国哲学家也参与进来，为这些信条构建理论基础。所以我们看到，黑格尔和费希特等知名思想家首先提出的就是“国家”的概念，然后特赖奇克、尼采、拉森、伯恩哈迪在此基础上发展并推广了这一哲学原理。
作为首先提出国家绝对权利理论的学者之一，在黑格尔看来，强权是历史的决定力量，国家地位应处于绝对地位，应被当作上帝来崇拜。这些理念在德国各所大学之内流通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在更大的范围内被普及，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德国哲学中，有部分理论宣称：普鲁士代表的是上帝意志，高于一切国家，可以不受道德法规的控制，有绝对的权力征服弱国。当然，这些理论受到普鲁士政府的支持并鼓励其大肆宣扬。德国哲学家提出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的支持者，试图将这些理论与罗马时期的理论加以联系，以证明无论在共和国还是帝国体制下，国家都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并拥有绝对权力。以此来隐含在上述理论中暗含着的侵略思想，他们还曾力图证明德意志帝国延续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思想。事实上，德国关于国家的观念与罗马没有半点关系，却与亚洲国家有着几分相似之处。
从上述的有关国家的哲学理论，可以看到普鲁士全部体制和历史的渊源，不仅是因为这些哲学理论形成了其框架与内涵，更因为这些实践已经深入人心，激励着德国人的行动。
2.被国家吸收的个人
这种国家观念在德国形成后，于是导致国家的权力凌驾于个人之上。这种现象已经在德国出现——不仅是在普鲁士，更是在整个帝国之内。一切由国家供应，同时也管理着一切。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可能令人无法忍受国家的官僚体制，在德国却是普遍现象。这是因为，德国人民体内有一种内在的服从性，或者说是奴性，并且早已对这些严苛的军事体制习以为常。在黑格尔的理论看来，国家具有神性，人人都应该自愿服从这种神的意志。诺瓦利斯甚至说过：“打个比方说，国家是一个神明的化身，法庭、戏院、政府等公共场所便是其身体器官。”
在德国哲学家看来，国家的这种神性只要受到人民的服从，就不必在乎是否符合理性。这是因为国家地位至高无上，它似乎已经远远超越了一切赞美和批评。当然更不用说，在德国也不会有人想到要批评国家，因为在普鲁士的统治制度下，德国人民已经变得无比热爱自己的国家，如今他们更加希望将整个德国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
就在与德国邻近的法国，情况则恰恰相反，法国更多的是将国家视作与固溶体本身完全分离的实体。他们或许偶尔会利用国家来获得某些好处或庇护自身的软弱，但是在更多的时候会将其视为敌人。相反，德国人却将国家视作全种族的集体化身，是一种神的意志，如果要反对国家，与国家抗争，那便是在和自己作对。
不论是什么外界因素，在德国，国家的地位都是至高无上的，德国人的灵魂中深深根植着对国家的崇拜，统治者根本不用费丝毫的力气便能够确保人民对国家的绝对服从。在法国和英国，人民不会愿意被约束，热切渴望自由。而德国人却热爱服从，热爱集体。德国对专制具有一种特殊的情结，一旦获取机会，便会实施专制统治。
在德国，普通士兵的地位更加低下，完全被视为国家的奴隶，这在1891年德皇在波茨坦的征兵演讲中有明确反映：“你们的身体和灵魂都属于我。如果我命令你们向你们的父母开枪……你们必须一言不发地遵照我的命令。”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德国的专制思想是多么的深入人心，试想除了德国之外，不会再有第二个国家的统治者敢说出这种话。
正是因为德国人的服从性，普鲁士的统治变得更加容易。因为在法国，人民常常会违反各种不合理的制度规则，在德国却总是会得到严格遵守。例如，在德国就绝不会发生像巴黎的阿斯托利亚酒店事件：这座酒店的建筑商非常清楚，在法国违反法规是家常便饭，并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因此该酒店的建筑高度远远超过了有关规定的值。尽管塞纳辖区、巴黎市政委员会和国务院从1907年起不断向这家酒店下发禁令，但这家酒店却依旧我行我素。
仅从这个事件就可以看出，法国政府不仅毫无威信，并且没有强有力的措施来确保其规章制度受到尊重与遵守。若相同的事情发生在德国，结果将会在24小时之内将超出建筑标准的楼层拆去，或者就是不可能会建造超出建筑标准的建筑。
从德国的一些学者在战争期间发表的若干作品可以反映出当时的公共舆论，当然这不可能完全准确，但是仍然可以说明一些情况，并值得引起人们关注。这里，我摘录了奥斯特瓦尔德教授的以下言论：
“由于强大的组织能力，德国达到了高于其他任何国家的文明水平。在我们的敌人中，俄国还处于游牧阶段，法国和英国刚刚到达我们所谓‘个人主义’的发展阶段，比我们落后了50多年。除此之外，德国高度发达的制度和组织性也决定了我们今天的至高地位。你或许会问我德国想要什么。好吧，德国想要接管欧洲，因为欧洲向来缺乏组织与管理。德国想要开拓出一条崭新的道路，想要实现集体力量的理念。”
某些主张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肯定会迎合这一宣言，但更多的学者则未必会表示赞同——因为在他们看来，许多重大发现与进步都不是集体的工作成果而只属于少数优秀者。
当然集体也有其优越性，在需要团队协作的情况之下，集体的优越性便体现出来了。这时候对德国人就显得极为有利，因为他们的纪律性和群体性使得集体合作变得简单，而个人英雄主义则不甚容易。但是这也有其弊端，集体完全剥夺了德国人的个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想要审问德军战俘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因为德军军官和士兵的思想都已经被灌输了同一种精神，这一点给审讯人员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印象。
国家社会主义在德国以一种神秘主义的形式出现，仿佛化身为一种宗教信仰。这一点柏林大学的爱德华·迈尔教授曾对德、英两国人关于国家的理念做出过如下比较：
“事实上，我们在此探讨的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国家理念，它们也在经历着你死我活的激烈较量……英国与德国不仅在关于国家的理念上存在分歧，更因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有关自由的思想。对于英国人而言，自由意味着个人享有追求物质利益的无限权利，不受国家、多数人意志或公共舆论等任何干涉。对于德国人而言，自由则意味着对集体利益和国家目标的服从。”
“英国人将国家视为施加强制力的工具，主张国家的权利和需求应当尽可能有限地影响个人。而德国人则将国家视作民族宏伟目标的体现形式，主张国家权力应当覆盖全民生活，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一员，都应将国家禁令视为自身意志的体现。个人只有无条件履行义务与服从国家，才能称得上是高贵和有尊严的。因此，德国人将全民兵役制视为自由国家的基石和最高体现，而英国人则将之视为最令人憎恶的事物，称其是一种有悖自由理念的专制强迫手段。”(1915年3月，《科学评论》)
——上述言论已经明确地向表示，德国会在胜利之后，给欧洲强加一个怎样的制度，就像它已经强加给阿尔萨斯的一样。
某些人可能会选择消极被动服从指令，也可以认为这种服从体现了“其自身自由意志”。这就好比是让一位古代奴隶相信，迫使他在黑暗的工厂里干活也是出于自由意志。
一个国家要使其国民服从，必须先要经过几代军队化的管理模式。所以说不会有哪一个英国人或美国人能够接受德国的制度，因为在他们认为，国家是为了个人而存在的，而不是个人为了国家的存在。并且他们只会对自由和独立埋单，被动服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有人曾经客观地指出，德国哲学家构想的国家社会主义与法国的民主社会主义之间也有着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前者更多的是强调实用性，并且充斥着征服的欲望；后者则更在乎理论，尽管有着明显的权威主义倾向，却又道貌岸然地宣扬和平主义——当然，他们和平与博爱的对象显然不是那些曾经受到无情迫害的阶级。
3.德国人的武力崇拜
通过上面对德国的了解，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德国对于军事的极度渴求。普鲁士不需要任何方面的经验就会知道军事的重要性，因为普鲁士本身就是靠武力建立的，也真是靠着武力才发展到如今的壮大。
为了给通过武力获得的结果以合理的理由，德国学者制造了这样一个理论，武力对历史起着决定因素，并将战争的胜败作为强者的统一标准。
于是，武力被推到了一个至高的地位，连同情和怜悯这样的感情都不再需要——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始终强调，只要武力允许便可以为所欲为、横行霸道。耶林，德国的一位着名法学家曾说过：“征服者的权力即法律”。就连尼采也曾说过：“道德仅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相互义务。至于那些低等或外来的对象，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用任何方式予以对待。对强者而言，怜悯是最大的危险。”
对于以上宗旨是如何被人们所适用，人道又是如何被残酷地摒弃的。我会在另一章中提及德军总参谋部的作战指令时，向读者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