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交战之时，英船尝三犯台湾。第一次在鸡笼，第二次在大安港，都搁浅，中国拘获白夷、红夷、黑夷及汉奸160余人。台湾本属福建，时以隔海，许总兵达洪阿，兵备道姚莹专折奏事。二人奏言俘获的人，解省既不可，久羁亦非计，如夷船大帮猝至，惟有先行正法，以绝后患。报可，于是除英酋颠林等九人，及汉奸黄某、张某等奉旨监禁外，余均正法。及和议成后，订明被禁的英人，及因英事被禁的华人，一律释放。于是颠林等都送厦门省释。英人迫江、浙、闽、粤大吏入奏，说台湾所杀，都是遭风的难夷。诏闽督怡良渡海查办。由达洪阿、姚莹自认冒功，革职了事。当时舆论，很替二人抱不平，说怡良忌其得专折奏事，有意陷害。这也未必其然，当时的情形，非如此如何了结呢？尽杀俘虏，在今日看起来，未免野蛮。当时的心理，则异于是。如裕谦杀英人二名，奏称先将两手大指，连两臂及肩背之皮筋，剥取一条，留作奴才马缰，再行凌迟枭示。自今日观之，何解于野蛮之讥？然裕谦在当日，亦系正人，姚莹写给刘韵珂的信，说镇道天朝大臣，不能与夷对质辱国。诸文武即不以为功，岂可更使获咎，失忠义之心？惟有镇道引咎而已。亦殊有大臣的风度。民族隔阂之深，致有此等变态的心理，此岂可以常理论，亦惟有归诸异文化接触时，应有的现象而已。
当姚莹等捕获英人时，廷寄命其将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之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约束者，共有若干人？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逐层密讯，译取明确供词，切实具奏。林则徐在广州时奏称震于英吉利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以其奢靡挥霍而艳其富。不知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数丈，仅能取胜外洋，至口内则运掉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是以货船进口，亦必以重资请土人导引，而兵船更不待言矣。从前律劳卑冒昧，一进虎门，旋即惊吓破胆，回澳身死，是其明证。且夷人除枪炮以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便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又其陛辞时，奏称内地茶叶、大黄，禁不出口，已足制诸夷之命。至广州，又奏茶叶、大黄两项，臣等悉心访察，实为外夷所必需。其隔膜至于如此，岂在短时期中，能有知己知彼之望？中国当承平时，政治是放任的，兵备是废弛的，上章业经述及。当时广东按察使王廷兰写给刘韵珂的信，说各处调到的兵，纷扰喧呶，毫无纪律，互斗杀人，校场中积尸不知凡几。甚至夷兵抢夺十三行，官兵杂入其中，肩挑背负，千百成群，竟行遁去，点兵册中，从不闻清查一二。又说：林则徐查办烟案，兵怨之，夷怨之，私贩怨之，莠民亦怨之，反恐逆夷不胜，前辙不能复蹈。刘韵珂写给人家的信，亦说除寻常受雇，持刀放火各犯外，其为逆主谋，以及荷戈相从者，何止万人？英兵所至，到处官逃民散，论者称其为入无人之境，而非如入无人之境，社会的情形，积重如此，又岂一日所能转变？然而从五口通商，至今还不满百年，我们的转变，也不可谓之迟了。
（二）咸丰戊午英法交涉
阴翳蔽天之局，断非片时的微风，所能扫荡，于是鸦片战争之后，事势相激相乘，又演成戊午、庚申之役（戊午系咸丰八年，1858年，庚申系咸丰十年，即1860年)。
中英和议成后，中国以伊里布为广州将军，以钦差大臣名义，办理广东交涉事宜。道光二十三年（1843），伊里布病死，耆英代为钦差大臣，于是美、法、瑞、挪先后和中国成立通商条约。惟俄国援例要求，仍未获许（见第三节）。美法之约，都定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瑞、挪之约，则定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其中美约最早，除领事裁判权外，又规定税例变更，须与领事议允，而关税协定，遂于是乎开始。又规定外商运来货物，如未全销，得运往别口，免征船钞；如系原包、原货，并得免其重税；而外商遂得在我国各口岸间，将货物运载往来，又规定外国兵船，巡查到中国各口的，中国须以礼相待，并许采办食物，汲取淡水，修补损坏；而外国兵舰，遂得出入我国港口。后来长江沿岸开放，并因此扩及内河。法、瑞条约，都模仿美约，咸丰八年、十年的英、法条约，除战胜所得权利外，又都以此等条约为蓝本。诸约又都有最惠国条款，得以互相援引，条文即有异同详略，亦无碍于其权利的享受。中国则丧失权利给一国，即系丧失权利给各国。不平等条约，渐次根深蒂固了。
英人既得香港，以璞鼎查为总督，旋代以德庇时。先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高宗曾有西洋各国商人，不得擅入广东省城之谕。此时国交情形，既已大变，旧例自难固执，而粤民排外方甚，仍执此谕，以拒英人。嫌官吏办事软弱，动辄与官龃龉，此等积久的隔阂，既非旦夕所能化除，外人又战胜恃强，无可商洽，官吏办事，甚觉为难。二十六年（1846）中国赔款既清，耆英要求英撒舟山之兵，德庇时与耆英，乃再定约于虎门。申明入城的事，可以延缓，而不能废止。并订明中国永远不以舟山群岛让给别国。若遇他国侵伐，英国应为保护，无庸中国给与兵费，此为中国声明领土不割让之始，后来所谓势力范围，多系以此表示。二十七年（1847）英人往游佛山的，被镇人掷石击伤。德庇时以兵船闯入黄埔，声势汹汹，要求于两年后开放广州。耆英不得已，许之。是年，耆英内召，徐广缙代为总督，叶名琛为巡抚，二人都是有些虚骄之气的，不知外情，而好徼名，交涉就更要恶化了。
道光二十九年（1849）港督文翰Samuel George Bonham以入城之期已届，要求实行，徐广缙亲自登舟劝阻。粤人疑文翰将劫广缙为质，民团数万，聚集两岸，呼声震天，文翰惧，乃罢入城之议。广缙奏闻，朝意大悦。诏封广缙一等子，名琛一等男，均世袭。其余文武官员，均照军功例从优议叙。并着嘉奖粤民。英政府闻其事，谓粤人排外，实由中央政府主持，感情愈恶。明年，宣宗死，子文宗立。时中国舆论，本不以和议为然。文宗初立，颇有图治之志，自然要受其影响。于是割穆彰阿职，永不叙用。耆英降五品顶戴，以六品员外郎候补。并昭雪达洪阿、姚莹。中国的政情也一变了。
咸丰元年（1851）徐广缙移督湖广，叶名琛代为粤督。时太平军渐盛，清朝不愿对外多生枝节，亦饬其交涉慎重。然名琛负虚气，以为西人不过虚声恐吓，置之不理，即无他技。凡事辄以傲慢态度出之，而又不设防备。先是英约无修改期限，而美法之约，则定以12年为修改之期。其时税则，系据五口开放前物价订定，大体为值百抽五。开放后物价减低而税则如故，外人都想改约。咸丰四年，英国条约，已届12年之期，乃援美法条约，请求修改，美法条约，尚未期满，亦遣使助之。函告叶名琛，名琛不许。英美二使乃求见两江总督怡良，怡良为之奏闻。上谕不许。二使北上，至大沽，时怡良正移督直隶，赴津与之交涉，英使提出条件（所需求的为：公使驻京，英人得在内地居住置产，开放天津，修改税则，准许鸦片进口，免除厘金，使用各式洋钱等）。上谕谓其荒谬已极，所议遂无结果。二使报告本国，谓非用兵力，修约难望成功。咸丰六年，英法美三国再向叶名琛要求，名琛仍不许。美使又至上海交涉，亦无结果。而是年适又有亚罗船Arrow事件发生。是时中国沿海船户，颇有藉外国旗号为非的（桂良等在上海，曾照会英美法三使，说“上海近有船户，由各国领事发给旗号，此等船户向系不安本分，今恃外国旗号为护符，地方官欲加之罪，踌躇不决，遂至无所不为，案犯累累。上海如此，各口谅均不免。拟请贵大臣即饬各口领事：嗣后永不准以贵国旗号，发给中国船户；从前已给者，一概撤销”云云。可知此时确有依靠外国旗号，为非作歹之事）。亚罗号亦系华船，在香港注册，业已期满，而仍扯英国旗号，停泊省河。中国水师巡缉，拔下其旗，捕去12人。英领事巴夏礼H.S.Parkes商于港督包令John Bowring要求道歉送还。叶名琛初以其中3人，实系海盗，许还9人，巴夏礼不可，提出最后通牒，名琛乃遣员将12人送还，巴夏礼以其未曾道歉，不受。遂炮击广州，包令谓名琛必然让步，自至广州，预备交涉，而名琛不屈如故。包令大失所望。因未奉政府命令，不能作战，乃复退兵。粤民遂烧英法美商馆，冲突之事时起。时法国教士马赖Pere Auguste Chapdelaine在广西西林被杀，英国方商于美国，欲共同出兵，迫胁中国改约。及亚罗事件报至，下议院反对用兵。英政府将其解散，改选后，遂通过向中国要求改约及赔偿，不得则开战。于是英以额尔金Lord Elgin，法以葛罗Baron Gros为使，率兵前来。英政府之意，原令专使北上，与中国政府交涉。而香港英人力言粤人之暴横，请攻取广州，以挫其气。二使乃对叶名琛提出开放广州，赔偿损失的要求。名琛不许，广州遂为英法所陷，名琛被虏（咸丰九年，即1859年死于加尔各答），时为咸丰七年（1857）九月。清朝闻之，革名琛职，代以黄宗汉。
时俄使普提雅廷Count Putiatin以在天津与中国交涉，不得要领，亦至香港（见下节）。美国亦遣列卫廉William B.Reed来华。四使乃同致照会于中国大学士裕诚，请派全权至上海会议。请两江总督何桂清代递。裕诚复英法美，令至广东听候查办。覆俄使，申明不得在海口通商，令赴黑龙江与该处办事大臣妥议。四使不听，相偕北上。咸丰八年三月至天津，直督谭廷襄奏闻。清朝遣使往议，以非全权见拒。四月英法兵遂陷大沽炮台，旋以俄美居间，以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往议，与四国各定条约。是为咸丰八年的《天津条约》。英法两约：订明（一）彼此互派公使，英约并订明由大学士、尚书中特简一员，与英国钦差大臣，文移会晤，商办各事，此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由设立。（二）英约开牛庄、登州（后因水浅，改开芝罘）、台湾、潮州、琼州。沿江自汉口以下，开放三口（后开汉口、九江、镇江）。法约多淡水、江宁，而无牛庄。（三）税则定值百抽五。英约十年估价一次（须在满期前6个月知照，否则再行10年），法约七年，后在上海，以另款改与英同。（四）英商运货往来于内地及口岸间的，应输税项总数，由领事备文询问各关监督，关监督应即照覆。彼此出示晓谕。英商愿在首经子口及海口一次完纳者听，其额为值百抽二点五。（五）许英人持照往内地游历通商。（六）英法美约并许传教，而法约中又有许往内地之文（英约第八条许传天主耶稣教。法约第十三款但言天主教。美约云“耶稣教即天主教”）。（七）英另定专条，由中国赔偿商亏100万，军费200万，付清后乃将广州交还（后于咸丰十一年三月交还，其时赔款实尚未清。据上谕，系法使调停之力）。法于《补遗条款》中定赔款军费总额为200万。美约与英法有异。当谭廷襄将美国条款奏闻时，上谕：贸易口岸，准于闽粤两省，酌添小口各一处。至于大臣驻扎京师，文移直达内阁礼部，赔款焚劫船货等，不能准行。议约时，美使遂将此等条款删去，所以美约无赔款、通商口岸，只有台湾、潮州两处。驻使有要事，方准到北京暂住，与内阁大学士或派出平行大宪酌议。每年仍不得逾一次，到京后须迅速定议，不得耽延。虽有此款，仍不得因小事轻请，但英法美三约，既有最惠国条款；而美约又订明，他国条约，更开他口，美人亦得居住贸易；他国使臣驻京，美国即无庸更议，一体办理；则英法费干戈而得之的，美国并不烦兵力，而坐享其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