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生活和劳动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两个概念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呢？生活，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即是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它涵盖了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劳动则是人为了获得物质资料而进行的劳作活动，它包括体力和脑力两种形式。马克思实际上坚持的是生活价值论。生活价值论拓展了人们对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生活世界的实质性看法。它的根本观点在于：人绝不只是以劳动，而是以自己的全部生活来与世界进行交往的；人也绝不只是以劳动，而是逐渐将自己生活的全部价值要素来与世界进行交换的。交往伴随人类社会始终，但交往的广度和深度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交换从人类走向文明时代开始，但各个时代交换的复杂程度亦不同。因此，交换的复杂程度，实际上体现了交往的广度和深度。经济生活领域的扩大是伴随着交换扩大而进行的，经济发展阶段的本质是交换的发展阶段。当今世界出现的虚拟经济现象即是交换扩大到追求满足人们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的虚拟价值阶段的必然产物。换言之，虚拟经济是人的生活的交换扩大化的产物。它向人们昭示出，价值不仅是社会生活所创造的，而且是社会生活所赋予的。直接劳动或间接劳动是价值的重要源泉，但并非唯一源泉。因此，不与时俱进地发展劳动价值论，我们的思想就会陷入僵化。
马克思在解读人类生活的意义时，首先考察的是劳动对象化。他正是在研究和论述人类活动的一般图式时，把其原理应用于人类经济活动，从而发现了“劳动对象化”，劳动作为人类生活活动的一个内容，显然也不例外有对象化的过程和结果。他认为“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对象化是马克思在总结批判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时，基于人类活动的图式，对于劳动和产生商品的人类活动过程所做出的精辟概括。
马克思之所以研究劳动，是因为劳动被罩上了创造财富的神圣光环。那么，谁给劳动罩上了这个光环呢？是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斯密在《国富论》里清楚地阐明了财富的来源。书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是最初供应他们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资源，这一资源总是由这种劳动的直接产品或用这种产品从他国换来的产品构成的。”这句话使“劳动创造财富”的观念跃然纸上，于是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就应运而生。劳动成了驱使从商品、价值到财富大量涌现的神灵。斯密劳动价值论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把劳动作为衡量价值的尺度，并且提出了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两个因素。这种从生产者本身生产财物所耗费的时间和劳动强度上衡量价值量大小的思维，使人类第一次找到了衡量价值的可通约的社会标准，对人们探索经济活动规律奥秘是重要的发现。这种经济学虽然没有明确地表述出来是在哪一种世界观、宇宙观上立足的，但是可以看出它遵循了那个时代物理学的绝对时空观。
问题是，商品的价值量的确定涉及劳动的时间和强度两个变量，因此在商品的交换过程中，就失去了尺度的唯一性。所以斯密说：“在不同种类的劳动者的不同产品相互交换时，不是用任何精确的尺度来调节的，而是通过市场上的讨价还价，根据足以使普通生活的日常业务得以进行的大致的而不是精确的平等。”那么，在资本与劳动分离的体制下，当商品交换中不得不引进讨价还价的机制，这种机制又必然产生劳动生产的竞争时，后果就会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马克思把这样一种事实称之为“劳动异化”。而且他还发现，劳动这个神灵居然把劳动的主体（人）置于自己的奴役之下，人创造了劳动这个神灵，而劳动这个神灵反过来把人作为自己剥夺和奴役的对象。至此马克思已经得出了社会学的结论，像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在劳动对象化过程中产生了劳动异化，“以至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的社会制度，显然是对人类活动最一般图式的反动，因此必须消灭！
马克思解决这个问题的社会学思维无疑是正确的，资本与劳动的分离必然锻造出两大对立的阶级，剥夺剥夺者是唯一的办法。但是，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走向解体和分裂，而是对自身进行了改良，使其本质矛盾得以后延。具体办法，一是通过资本的社会占有缓解了国内矛盾；二是提升本国产业链的价值，将低端价值链转向发展中国家，祸根外移；三是通过生活对象化，拓展了财富空间。资本社会化和生活对象化几乎成了缓解资本主义矛盾的两副秘剂。以物本为取向的劳动对象化没有走向极端，而是逐步被以人为本的生活对象化所取代了，世界并没有集中于物品的争夺，当富人把握有股票和享受文化产品作为重要需求以后，那种把牛奶倒进大海的经济危机现象显然少多了。非物质财富的大量涌入使社会张力增强了。用通俗的一句话说，生活对象化稀释了劳动异化。生活对象化使生活变得可交换、可通约了，使财富创造的空间放大了。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里都强调了共产主义是要消灭异化劳动，但是强调要将劳动回归到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上来，回到生活的本来面目上来。这不能不说已经昭示出了生活价值论的基本理论依据。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从人类生活出发对价值的解读，沿用的仍然是对象化的概念，这一闪光的辩证思维正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智慧之光。由是观之，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虚拟价值概念，他后来在《资本论》里提出的虚拟资本（等同于银行资本）里也没有对虚拟价值作过明确论述，但是，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已经用对象化的概念为虚拟价值解了密。价值不只与劳动挂钩，而与生活更相关，在人类文化的程序和取向支配下的生活必然地要产生满足人们心理和精神需求的价值。应该说，这就是马克思的虚拟价值观。
三、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积极扬弃
我们知道，在古典经济学视野里，人类活动仅仅被归结为人类基于物理时空的生理活动。因此斯密总是把人们的劳动能否固定或凝固在物质对象之上，作为判定这一劳动是否成立并且具有价值的前提。他认为，那种“不固定或体现在任何永久性的劳动对象或可贩卖商品上，这些东西在劳动过去以后还能存在，随后还能获得等量的劳动”的人类活动是“不产生任何价值”的。很显然这样一种物化的劳动，它可以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因此满足人们生理需求是人们愿意从事劳动的最基本动机，而“动机”本身恰恰是“心理的”，对于这一点古典经济学家是统统弃之不顾的，这就是古典经济学所建立的片面的人类活动图式。
这种只考虑生理因素的片面的人类活动图式，应该说对传统的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影响就在于，它把这样一种仅仅考虑人类生理因素的片面的人类活动图式，伴随着人们的劳动对象化而抽象为“以物为本”的原则。本来，劳动不过是人类活动图式这个大系统中一个子系统；劳动生活不过是广义人类生活中的一个狭义形态；而古典经济学家则把这样一种局部现象抽象为整体，把人的所有活动也进行了物化的抽象，“以物为本”思想成了几个世纪来把人们的思想紧紧束缚起来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对经济学的观念和思维产生了极深刻的历史影响，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影响首先是对人们的心理影响。它使人们离开物质谈经济变得不可思议，在经济学领域内，几乎不讲物质就难有共同语言。虽然马歇尔在“物本”的片面的人类活动图式面前曾动摇过，提出了人类心理欲望这个“人本”的概念，但他最终还是没越过雷池一步，他说：“虽然是人类的欲望引起了人类的活动，但以后每向前进新的一步，都被认为是新的活动的发展引起了新的欲望，而不是新的欲望发展引起了新的活动。”从马歇尔这句话可以看到，他眼里人类活动图式由心理和生理的两者在角力，而最终生理的，也就是“物本”的占了上风。
在经济学的历史长河中最具“人本”思想的人是马克思。劳动这个“类生活”的分支率先体现于人们的经济活动中，并且扮演了一个二重性的角色，而斯密和马克思对此却给出了两个几乎截然相反的结论。斯密认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马克思则认为，劳动及其异化是使本应该享受劳动所带来财富的劳动者最终失去一切财富。劳动，应该是劳作活动的简称。人们利用自己的肢体活动和智力活动创造满足自己生理需要的物质品的过程就是劳动。这应该是物本经济时代（实体经济时代）对劳动都能够认可和接受的定义。只不过对这样一种定义，斯密是赞同和认可地接受，而马克思则是批判和扬弃地接受。斯密开启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中所包含的劳动被认为是可以物理度量的，即劳动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被认为是可以用物理的时间和空间度量的。马克思则首先区分了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认为价值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个人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既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中，又要由社会生活所支配的供求关系所决定，既是社会劳动所创造的，又是社会生活所赋予的。所以，价值不在个体劳动之中，而在社会关系之中。换言之，在马克思那里，劳动价值论是狭义的，生活价值论是广义的，劳动价值论与生活价值论是统一的，人本主义与唯物主义是统一的，价值的本质既是狭义上的劳动一般，也是广义上的生活一般。而在斯密那里劳动价值论却被误定为广义的。马克思对古典劳动价值理论进行了积极的扬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