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儿院”主人传奇色彩的经商之路
从太原往南90华里，就到了太谷县城。
“太谷城，真有名，鼓楼盖在城当中。东寺园里游九曲，田儿后头绞活龙。”在老城，还可以看出这鼓楼乃是从前全城最高的建筑。以它为中心的十字街，纵横南北，两侧都是老式的店铺门面，述说着昔日的繁华。
出县城西关，约有5里地，有一个环境优美的村子，名为程家庄，这是孔祥熙的出生之地。
村子里有个远近闻名的“井儿院”，这是孔家的老宅，土地改革时分给了一户贫农。由于上面的政策，几十年来这里一直保持了宅院的原貌，乡亲们一直也都盼孔祥熙和宋霭龄以及他们的子女有一天能回到老院看看。然而孔祥熙和霭龄自1947年离开大陆，再也没有回来过。如今他们已经相继谢世，再也回不来了，有人说他的灵魂曾经回来过，毕竟这是生他养他的故乡啊！当然阳世之人难证阴间之事。但他们在太谷出生的大女儿令仪健在，还有小儿子令杰和他们的后代，总有一天会回到这里看看吧？
让我们仔细看看这座院子。
在黄土高原上，水是很宝贵的，并不是哪里都能打出有水的井。这个院里紧挨着北上房的前面，有一口甜水井，它给院子的主人带来极大的方便，特别让周围的邻居羡慕，因此远近的人都知道这个院子的特殊名字——“井儿院”，它的主人当年更是以此为自豪。这口普普通通的水井带来的不仅是生活的方便，更主要是一种象征。一种与众不同的福祉的象征。这口水井和当年霭龄的父亲宋嘉树在上海虹口郊区选择的“砂环水绕”的建房地址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它的主人相信这福气总有一天会在他们出人头地的后代身上显现出来。
这座院子有两进，前院主要是农家必需的辅助生活设施，后院才是主人居住的地方。在北方农村，更多的建筑格局是人住的院子在前，那些辅助的设施放在后面，那样给外来人的视觉印象好一些。当然“井儿院”这种布局也是常见的。布局方式不能说明主人的主观意图，只能说明当时受到某种客观条件的制约，不得不这样安排而已。
在后院，北屋是上房，一明两暗。西屋是厢房，进深很小，窄窄的一溜儿。北头靠近水井的那间小屋里，朝东盘着一盘北方最普通的农家土炕。后来跻身于旧中国“四大家族”并成为中国首富的孔祥熙，1880年就诞生在这里。
太谷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属内陆型高原气候，冬冷夏热，无霜期较短，传统的农业很难使人富足。改革开放后，经专家研究确定，这里特别适宜种植西瓜。这里出产的西瓜，可能与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等因素有关，个大、皮薄、瓤甜、汁多，在北方城乡颇负盛名。石家庄、太原、郑州以至西安，天气转凉后的一个时期，太谷西瓜是很响亮的牌子。8月初秋，只见满眼的土地都是瓜田。县城里西瓜价钱便宜得让人不安。在农村里，家家都有专门存放西瓜的屋子，从地面可堆到屋顶，煞是壮观。
在20世纪初，这里还没有铁路，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但是这样一个地方，太谷却出现了一大批有名的富户。他们当然不是靠传统的农业，而是靠了经商。据县志记载，清代中叶，这里已是商贾辐辏，甲于三晋，以经营票号、典当、茶叶、绸缎、药材等大宗生意名传遐迩。经商者的足迹遍于全国，以致在边地也有“小北京”、“金太谷”之称。太谷县上庄的王氏、沟子村员氏、北勾村的曹氏等，都是山西有名的巨富。太谷人经商的传统就一直继承下来。到1936年日军入侵前，太谷县的商户共2094户，9031人。而城关之内，从商者就有6075人，占总人数的80％。孔家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投身于商业，并富裕起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但孔家走上经商道路过程中却浸染着不少传奇色彩。
据说孔祥熙的曾祖孔宪昌聪明过人，16岁应童子试得了第一名。雄心勃勃要夺取拔贡，从而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光宗耀祖。但偏偏当地又有一位才华横溢的秀才孟洋，也在觊觎这仅有的一个拔贡宝座，二人未上考场，就先展开了一场暗中较量。都在以对方为竞争对手，日夜用功苦读。孔宪昌自以为学问大进，比起孟秀才，要略胜一筹，因而上考场前，发出豪言壮语：“取此拔贡，已如探囊取物，等着听我的好消息吧！”三场考试下来，自我感觉良好，又把答卷默写出来，请高人过目，备受称赞，都说此等华章，分明东坡再生，韩愈转世，莫说考取拔贡，就是考进士也定能金榜高中，虽不敢说稳拿状元，探花榜眼怕是跑不了的。孔宪昌知道这些人多是逢场作戏，多说说拜年话而已，不过内心里也觉得把握不小。发榜那天，家里来了不少亲戚朋友，都等着祝贺。谁知皇榜一到，却是孟秀才独占鳌头，拔贡与自家无缘！孔宪昌当着众亲友的面，心里有些话又不好说，一口鲜血喷射而出，竟从此一病不起。孔宪昌临终之前，拉着9岁的儿子孔庆麟的手立下遗嘱说：“读书所以致用。凡我子孙，但求读书明理，经邦济世，便是孔家好子弟，千万不要再应科考试，重蹈我的覆辙，切记切记！”说罢撒手人寰，一家人好不痛苦！
埋葬了盛年而逝的孔宪昌，孔家族人聚在一起，慎重讨论家庭今后的发展方向。经过三天三夜的反思和争执，最后还是决定按照孔宪昌的遗训行事，“体弱莫争先，人穷莫做官”，子孙照样得读书明理，只是不许再进考场，去走那科举考试跻身仕途的独木桥，而要履行孔老夫子的另一条训诫：“学必先于治生”，老老实实自食其力，做一个平民百姓。孔家子孙果然从此谨遵先祖遗训，断了通过科举考试谋个一官半职的念头，转而在其他方面苦心经营，图谋发展。
孔家子弟本来个个精明过人，既不走科考道路，在其他方面发展起来，也是全力以赴。孔宪昌的弟弟孔宪仁，变卖了部分耕地房屋，凑起一笔资金，想加盟员志诚在县城创办的“志诚信票号”。票号这时顺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方兴未艾。它主要办理汇兑和存放款，作用相当于现代的银行。用钱生钱，当然比用别的东西生钱更直接便当，利润来得快。可是员志诚的票号已有相当规模，不愿意让孔家来自家锅里捞现成肉。孔宪仁不慌不忙，讲出一番道理：“票号这行当，是钱越多越值得信任，别人把钱存你这里放心，来你这里贷款能得，钱当然赚得多。现在县城有几十家票号，规模都差不多。我这笔钱反正是要投资于票号，你如果接纳，志诚信票号因资金雄厚立即会鹤立鸡群，引来百鸟朝凤。我自然是走捷径得了便宜，但你从壮大业务中也绝不会吃亏。你如果不接纳，我或者自开一家票号，给你增加一个竞争对手，或者与别人合资，压你一头，哪个合算，你可以掂量！”
孔宪仁的话抓住了要害！
员志诚接纳了孔宪仁。
从此，志诚信票号不光是资金猛涨成了县城最大的票号，还因此得到了孔宪仁这个精明能干的经营人才。孔宪仁在经营上果有奇招，他一反以往票号只办理民间业务的老例，专在吸引官款上大做文章。他一身绸布长衫，文质彬彬，完全不像多数票号掌柜那样油嘴滑舌。他给人以干练可靠的印象。但他出入官府，却十分善于在那些外表道貌岸然、内心深处却极想捞钱的官吏身上做文章。不久他把省县两级衙门平时收缴的税捐、上面下拨的官府用项款、军协各饷等等，都吸引到了票号里，需要解送京城的，由他代办汇解；每月开支度用的，由他按时提送。这样一来，他的票号一是资金数额大增，从此实力雄厚，在山西全省成为数一数二的大买卖；二是票号从此也有了靠山。官员们把官款存到这里，吃到了利息，为了保证这笔收入长年不断，他们必然全力支持志诚信，绝不会坐视它被挤垮，或者横遭勒索敲诈。有了这两条，志诚信如日中天，分号遍布全国，甚至开到了日本、俄国、泰国、新加坡。
孔家弃儒经商，看似出于无奈，却因此带来大实惠，家道从此富足起来。钱袋子鼓了，便也处处受人尊敬，有人为了得到贷款，也不得不降尊纡贵，说话赔上笑脸，真比一些科考上来的穷官还风光体面。
孔宪仁为孔氏家族在经济上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孔家经商的开山祖师。
“首富”之子与教会姑娘夭折的爱情
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
孔宪昌聪明过人，本想踏上仕途，光宗耀祖，结果投身科考却落得个一事无成，吐血而亡；孔宪仁谨遵乃兄遗教，弃儒经商，本意不过想挣口饭吃，做一个衣食自足的小民，却反而腰缠万贯，风光无限。这真是树挪死、人挪活，山不转水转，运去黄金失色，时来铁也生辉。
又有一句话叫商场得意，情场失意，自古两难全。孔宪仁生钱有术，生子却无术：任凭他怎样殚精竭虑，老婆在生了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之后，肚子就再也鼓不起来了。眼看花甲将至，还是没有儿子。他为人耿直，不肯走那讨小纳妾的歪路，只好自叹无福。年大之后，便把一份票号事业，交给哥哥孔宪昌的长子孔庆麟继承。
孔庆麟，字瑞堂，同样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实业家。俗话说，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在叔叔开创的基业基础上加上他自己的苦心经营，票号像一头精壮的母牛，“仔牛下仔牛，三年一大溜”，没多久又生出许多分理机构。太谷又开了“义盛源票号”，在北京设了“志一堂镖局”，还有做杂货生意的“会通盛”、“义合昌”，做绸布生意的“会通远”，在广州开了“广茂兴”，在沈阳开了“源泉博”，后来在太谷又盘下了别人的“三晋源”。据说还在日本的大阪、神户，越南的西贡等地开设了分理机构。孔家的金融业和商业，这时真是达到了全盛时期。
清朝末年，各省各县都有评选本省本县首富或首户的惯例。首户要从诸多方面衡量，比如德行、见识、人才等，因素多了，评选起来就麻烦些，而且见仁见智，别人也不见得服气。而首富当然就标准比较统一，也好衡量。孔家在那样的鼎盛时期，这“山西首富”自然当仁不让。
孔庆麟先生尽管忙于经商，却并没有丢掉孔家攻习诗书的传统，只不过他没有再走父亲的路，去进考场。生意场上，他知书达理，也算得上一位儒商。又乐善好施，时时周济朋友乡亲，尤其在社会公益事业上，舍得花钱，像修桥铺路的事，他都是愿意出资的。那个年代，修桥铺路，被认为是积阴德的事，会福荫子孙的。他的文化修养和慈善之举，在当地颇有口碑。人们不用世俗的“老板”来称呼他，而尊称他为“先生”，这在当时是为数不多的一种敬称。他也的确不愧此称谓，远不像有些人，一沾商字的边，就一头钻进钱眼，别说为他人着想，常常连自己的子孙也顾不上，往往弄得万贯家财，而子孙却只知玩乐，没有文化和道德修养。孔先生时时警戒这一条，为了避免因自己长年在外奔忙，孩子们荒废了学业，忘记了做人的要义，他特意亲手写下了一副对联，悬挂于上房中堂作为家规家训。这副对联是：
学做几件吃亏事以百世留用，
留一点善念心田使儿孙永耕。
横批是
虚心体味
孔庆麟共有五个儿子。这副对联的用意，其实还是教育他们做人处世的，至于对儿子的诗书学业上，他更不肯怠慢，专门延请了名师在家教授儿子，只是仍然要求他们记取祖训，不能应科考试。孔庆麟还立下家规，不许他们娶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为妻，以免官府衙门的官场陋习侵凌门户。这些规矩，有它朴实、积极的一面，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些家规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他儿子们的视野，使他们不能主动去迎接社会变革的大潮，难免显出一些迟迟暮暮的落伍之感。
且说孔三公子孔繁兹，生得一表人才，读书刻苦，学问有成，最受慈父孔庆麟老先生钟爱，他受到乃父格外栽培。十六七岁时，父亲把他派到了北京义合昌任总文书。在那天子脚下、人文荟萃之地，他愈发增长了见识，生意经更精了，还接受了社会改良思想，穿衣打扮上也洋派起来。几年之后，当他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时候，一位在教会工作的大家闺秀向他抛出了绣球。二人鸿雁传书不时约会，感情迅速发展。不意就在这时，孔老先生到北京巡察生意，破获了这个秘密。思想正统的孔老先生一是看不惯青年男女的自由来往，二是根本不能接受来自外国的宗教信仰。他不动声色，回山西的头天晚上，突然宣布孔繁兹结束义合昌的生意实习，回太谷去掌管三晋源和义盛源。
孔繁兹开始还想争取留在北京，但看到父亲那张铁青脸，就猜到了几分深层的原因。一贯以孝悌忠信为基本人生信条的孔家弟子，根本缺少与父辈对抗的基因，他默默收拾了东西，第二天一早就跟随父亲上了马车。他甚至没有跟要好的姑娘打个招呼——倒不是他薄情寡义，而是孔老先生雷厉风行，根本不给他留那个机会。孔繁兹满腹惆怅地离开京城，心中明白再不可能与那位温柔美丽的教会姑娘相聚了，但这一段经历却使他因一位姑娘在内心深处存下了对教会的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