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鑫说：“中国的落后虽然是全方面的，但根本在于政治制度。原来的沙皇俄国在帝国主义列强中是落后的，连刚刚崛起的日本也打不过。但苏联成立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短短十几年，就从过去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中国要摆脱受人欺负的处境，就要学习苏联的自强的制度！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沙皇俄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等帝国纷纷垮台，专制制度在欧洲瓦解，在全世界出现了共产主义的新兴潮流。孙中山先生曾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古时的老庄或陶渊明或许可以隐居起来躲避这滔滔的历史洪流，但作为现代人却不能够。尤其是作为被压迫的台湾人民的一员，一个有志青年，更要肩负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任，投身于这历史洪流之中。”说到这里，他的眼光中充满了热情和鼓励。
李哲夫缓缓点头。“怎样才能救天下千千万万的受苦人？”他开始明白了。
“一个共产主义者，就要有这种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气魄！”
王学鑫这句开诚布公的话，让李哲夫全身血液沸腾。
他问：“现在日本正加紧同化台湾人，老师，您觉得日本人会达到他们的目的吗？”
王学鑫一挥手，断然地说：“不能！台湾同胞都是从福建广东一带过去的移民，是中华民族一分子，中华民族自有五千年来，虽有同化其他民族，但至今尚未被其他民族所同化。”
李哲夫攥紧了两个拳头，感慨地说：“听老师一席话，胜过读书十年。”他的内心充满了难以言语的激动，彷佛是迷航已久的船只找到了久违的灯塔，以致握紧的拳头也在微微颤抖。王学鑫这番交心的谈话，等于是向他敞开了一条人生大道，这条光辉大道所通向的终点，正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那个“为之奋斗终身”的目标。
冬去春来，转眼就是1933年了。李哲夫在校学习努力，成绩优良，为人谦和，与周围同学老师关系良好，平日里和王学鑫保持着通常的师生关系，但在暗中，他已经被王学鑫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
东亚同文书院的校址位于帝国主义越界筑路的虹桥路，路权由租界当局所霸占，国民党政府无权过问。因此有些进步青年与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就用这里作藏身之地。在东亚同文书院的师生中，不乏同情并支持抗日斗争和革命活动的人士。一批日本学生如安斋库治、手岛博俊、中西功、西里龙夫、白井行幸等人也是由中共特科联系组织，成立了一个秘密的共青团小组，支部书记为安斋库治（战后他成为日共领袖），不久又进一步成立了革命组织“日（日本）支（支那）斗争同盟”。“日支斗争同盟”成员向前来同文书院参观的日本海军士官生散发反战传单，一些学员遭到了逮捕，因此，王学鑫有意不让李哲夫加入这个组织，以避免身份曝光。李哲夫与安斋库治等人相互之间并不认识，他与王学鑫的联系一直是单线的。
王学鑫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深知情报工作的重要性，而情报工作的成败取决于情报员的个人素质，具体地说，这些素质包括政治信念、知识程度、勇气胆略、坚忍的意志、随机应变的机智等等。在这些诸多条件中，知识程度是前提，政治信念是根本。知识程度不够，即使打入敌方阵营，也只能做基层工作，无法进入高层，也就无法接近核心情报。政治信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左倾或右倾，而必须是共产主义者，忠实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若没有这一条，其他的都谈不上。李哲夫就读于东亚同文书院，机智聪明，有学历，也有前程，更有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具有成为出类拔萃的情报员的潜质。
这是他一直以来关注李哲夫得出的结论。
李哲夫不止一次地向王学鑫要求革命任务，但王学鑫告诉他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学业。当年3月，长城上的关口树立起了一个个“王道乐土大满洲国”的界碑，日军开始向长城的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大举进攻，中国军队奋起进行长城抗战。民族危亡之时，蒋介石却叫嚣“攘外必先安内”，认为共产党是比日本更危险的敌人。日军的刺刀已经伸到了华北，国民党的三十多万大军却忙于对中央苏区展开第四次“围剿”。李哲夫心情难以平静，再次向王学鑫提出要参加革命斗争，到苏区去，到前线去！
王学鑫劝说：“我理解你参加革命的热切心情，但是，最能发挥你所长的革命工作，并不是到苏区工作，也不是上前线打仗。”
李哲夫问：“那是什么工作？”
王学鑫沉吟片刻，说：“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志曾经说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在隐蔽战线上，你可以发挥所长，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他人无法替代的工作。”
李哲夫一怔，当年在东京日比谷公园沉思时那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忽然清晰地出现在脑海里。
王学鑫形象地比喻说：“看过《西游记》吧，你要像孙悟空那样摇身一变，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他进一步解释说，“日本在中国办过很多同文馆，日本间谍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同文馆学员。资深的日本情报人员，经过十几年甚至一代、两代人的潜伏，从外表上看完全中国化了，中文说得极好，甚至会好几种中国方言。日本这样的‘中国通’数量很大，危害也很大，以至有国人曾感慨：‘中华腹腋，几为倭人洞悉。’而相对的，中国这方面的人才就很稀罕了，‘日本通’很少。这和中国的国力贫弱有关，中国的统治阶级忙于争权夺利打内战，对于帝国主义从来都是软弱无能，没有足够的警觉和谋略。你精通日语，有阶级觉悟和民族意识，又有日本国籍作为掩护，这样兼备才智和先天优势的‘日本通’，对我们的情报战线来说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李哲夫问：“那我现在能干什么呢？”
王学鑫说：“忍耐！就像你中学棒球比赛时那样，继续忍下去，一直忍下去，把理想和愤怒统统埋藏在心底最深处。在表面上，你要努力地做一个正宗的日本人，做一个对天皇忠诚不二的人。这对你今后革命工作的开展有重要帮助。你要隐蔽在狼穴里，做一个不拿枪的猎人，但你会发挥比那些拿枪的猎人更大的作用，做他们的千里眼和顺风耳，让更多的豺狼倒在猎枪下。”
李哲夫默默地点了点头，他感到自己肩膀上突然有了压力。
王学鑫最后说：“像内山书店这样的地方，你不要再去了。由于鲁迅先生经常去，国民党特务已经盯上了这个书店。”
学习之余，李哲夫会到上海郊外走一走，放松一下。阳春三月走在乡村土路上，到处是春意盎然的景象，沿着高低起伏的田埂，放眼过去尽是绽放的油菜花田，大片的油菜花宛如金黄色光泽的地毯蜿蜒无尽，交织成一幅和台湾乡间不同的美丽清新的田园诗画。王学鑫曾对李哲夫说，油菜花看似是一种最平常、最不起眼的作物花，它没有樱花的芬芳、牡丹花的富贵、梅花的高傲，但它是那样的充满朝气、独成个性，粗壮的根茎和茂密的叶梢象征着不屈的生命力。他今后要从事的革命工作，就是像这些油菜花一样，看似平淡、低调，实则壮丽。
这天一到学校，李哲夫忽然被喊到校长室，里面坐着的是东亚同文书院调查部主任北野丈吉。北野说：“晚上8点去一趟虹口海军俱乐部附近的‘菊町’酒馆，有人要见你。”
李哲夫有些奇怪，问：“什么事？”
北野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李哲夫按时到了“菊町”酒馆，老板娘将他带到阁楼最南边的一间包厢内，拉开门，只见里面坐着五个人，北野丈吉坐在一旁，其余四个人都从未见过面，应该不是同文书院的人。
北野丈吉说：“井上君，请坐。”
李哲夫盘腿坐到榻榻米上。
北野丈吉说：“这几位是同文书院的朋友，他们对你很有兴趣，你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李哲夫满腹狐疑，应了一声“哈依”，用日语开始了自我介绍：“鄙人井上哲夫，大正二年出生于台湾新竹州苗栗郡大锣镇……”
一个人用北京话打断他：“请说北京官话。”
李哲夫用北京话回答：“是。”继续自我介绍。他的北京话字正腔圆，和日语一样流畅标准。
接着，另外两个人又分别用客家话和闽南话轮番提问，这两种语言是李哲夫从小就说惯了的，更没有问题。
听了李哲夫灵活地在这几种语言进行切换，几个人连连颔首。
这时，一人“哈哈”大笑，从隔壁推门进来，李哲夫一看，原来是曾在东京请教过的桦山哲太郎先生，赶紧起身鞠躬。
桦山哲太郎说：“我应同文会之邀来上海办事，恰好和几个朋友在隔壁小酌，听到你的声音，这才过来相会。”对北野说：“北野君，不打扰吧？”原来他们早就是认识的。
北野丈吉说：“哪里话，先生请坐。同文书院和同文会一脉相承，不分彼此，桦山先生是前辈，我们平时想请也请不来。我们正在对井上君进行商事调查旅行之前的语言考试，机缘巧合遇见前辈，请多多指教。”
桦山哲太郎问：“考得怎么样？”
北野说：“可以打满分。”
两人一起大笑，房间里原本拘谨的气氛变得轻松起来。
桦山问李哲夫：“调查旅行？唔，去哪里？什么时候？”
李哲夫这才知道自己已经被学校选中参加调查旅行，说：“这个还要听学校安排。”他并不觉得意外，在东京读了那么多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报告，对此，他早已有心理准备。
东亚同文书院从第一届开始便组织学生对中国进行实地调查旅行，每届学生以三个月至半年时间，单人或者数人一组，或乘车坐船，或骑马徒步，沐雨栉风，风餐露宿，足迹遍及中国城乡各地，有的调查组直接目睹中国近现代的大事变：如辛亥武昌起义、北洋军阀混战、“五四”运动后全国范围的反日浪潮、1928年的“济南事变”等等，并都留下了观察记录。这些调查的内容涉及广泛，事无巨细，调查项目包括：地理（沿途形势、气候、都市、人情风俗、交通运输、税关）、经济（经济单位、资本家、劳动者、田园及住宅、农业、畜牧业、林业、矿业、工业、物价、生活水平、外人企业及势力）、商业（贸易状况、商贾、公会、度量衡、货币、金融、商品、商业惯例）、政治（现在政情及过去政情）等等各个方面。调查旅行历时最长的一次是第二期学生林出贤次郎1905年的新疆调查旅行，共历时二百七十四天，跋涉天山北麓直抵中俄边境城市伊犁（今伊宁）。
北野丈吉在地板上展开一张中国地图，上面描绘的调查线路如蛛网般分布于中国东南西北，他用自豪的语气说：“我们历届学生的足迹，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区，有的还涉足外蒙古、东南亚和西伯利亚。”说到这里，他指着华南的一块空白之处，换了一种口气，“但是，成为国民政府最大的心腹之患的中国共产党，他们的根据地还是我们调查的盲区。中共分国际和国内两派，国际派为第三国际控制，国内派则在数个省份交界的山区活动，蒋介石利用地方军阀围攻共产党，结果这些军阀和他们同流合污，致使共产党势力更为壮大。尤其是赣南和闽西的共产党根据地，已经成为中共最大的一块地盘，这里原来是不被重视的穷乡僻壤，现在根据形势的发展，很有必要做一次全面的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