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哲夫终于实现了前往祖国大陆的心愿，去寻找他内心憧憬的抗日之路。当时，中日之间交通往来主要通过上海—长崎的定期航线，李哲夫从东京乘火车经东海道—山阳线西行，再换轮渡到长崎，从那登船前往上海。
李哲夫在火车上遇见了一个穿白衬衣的青年，这个青年眉宇之间颇有英锐之气，手上戴着一串佛珠。因为旅途无聊，李哲夫和他交谈了几句，得知这个青年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员，名叫林八郎，他的父亲是在“一·二八”事变中战死于上海的林大八大佐（死后追晋少将），此次也是前往上海，是去祭奠父亲亡灵的。
火车每到一站，都可见衣着破旧的稚气少女，捧着包裹站在月台上，眼神里满含酸楚。听有人说起，这些都是穷苦人家的女儿，正要被卖到妓院去糊口。
车厢里，几个日本青年正襟危坐，聆听神情严肃的林八郎侃侃而谈：“我是无产阶级，你们也是无产阶级。那些在满洲和上海前线为国流血牺牲的战友们，他们的妻女却因为生活被迫去卖淫，农民们吃不到自己种出来的粮食，这些，都是贪官污吏造成的！……日本向外发展和扩张，并非只为了日本的私利，而是一种正义行动，是为了促进别的落后民族觉醒并积极行动起来。美国、英国是横跨全球的大富豪，俄国是北半球的大地主，而资源匮乏、国土狭小的日本，在国际上正处于无产者的地位。在国内可以允许无产阶级斗争，却把国际性的无产者斗争说成是侵略主义、军国主义，这是西方共产主义思想的自相矛盾！”
李哲夫觉得林八郎的话有几分荒谬，但又不知从何辩驳，便当个沉默的听众。
有个青年问林八郎：“听说，日本只要出动三艘巡洋舰和一个师团，就可以征服支那。如果真的和支那全面开战，军队能一举打垮支那吗？”
林八郎断然地回答：“当然！满洲事变就是明证，事变爆发后短短一天之内，关东军就拿下了奉天、抚顺、辽阳、鞍山、铁岭、长春等十七座城市，四个月就拿下了相当于日本本土三倍大的土地。”
旁边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附和说：“如果两国真的开战，撇开双方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不说，就拿历史来说，日本也一样是赢定了的！支那自鸦片战争后，对外作战，打英国、打法国、打俄国、打日本……哪一次不是失败？而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对外作战，打清国、打俄国、打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曾攻占当时是德国殖民地的青岛），哪一次不是胜利呢？”
李哲夫读过不少史书，觉得以历史来判定未来战争的胜负实在可笑。他安慰自己：论历史，就不能光看最近这一百年的历史。中日两国交往源远流长，两千年来日本在中国面前长期充当的是学生的角色，只不过这个学生打老师有过好几次了，最早在唐朝就打过，日本惨败，明朝也打过，日本还是失败，元朝和清朝也打过，这两次日本赢了，这么看，中日交手的历史记录也不过是二比二平，怎么就能得出下一次日本就一定能赢中国呢？李哲夫反倒觉得，历史上四次中日交战，第一次（唐）和第三次（明）中国赢，第二次（元）和第四次（清）日本赢，双方轮着当赢家，要是眼下两国再次开战，就是第五次，按历史规律应该轮到中国赢啊！
到了港口，只见码头上聚集了一大群人，到处都是醒目的太阳旗，正在举行“奉迎战殁关东军将士遗骨”的仪式，大批的陆海军军官、在乡军人（退伍军人）、国防妇人会、男女学生排成长队等候，军乐队奏起《关东军之歌》：“朝霞之下任遥望，起伏无比几山河，吾人精锐军威壮，盟邦众庶皆康宁，满载光荣啊，关东军……”
李哲夫和林八郎要登上的“极东丸”邮轮因此延迟检票，他俩和一大堆乘客都等在码头上。
运载关东军回国官兵的军舰一进港，港口里停泊的所有日本客轮和货船均鸣笛致敬，欢迎队列前的指挥官大喊了一声：“立正！”码头立刻就肃静起来，不多时颈上挂有白布包着遗骨箱的士兵，从军舰舱门里鱼贯而出，这就是所谓的“白骨凯旋”了。人们恭敬地把头低下，挂着遗骨箱的士兵们从他们面前整肃地慢慢通过，这些士兵面目黝黑，有的人头上、手上还缠着绷带，悲惨的眼光注视着胸前的战友遗骨，脚步沉重地走过。
林八郎向一个路过身边的关东军大尉打招呼：“喂，赤松君！”
“哦，是林君，久违了。”
“张学良的部队不是都打垮了吗？”
“话是这么说，可是满洲大得很，到处都是土匪和乱党。”
“打得很辛苦吧？”
那个姓赤松的大尉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轻轻地哼起《雪の进军》：“雪中进军踏冰行，河川道路不复知。爱马冻毙情难易，怎奈周遭皆仇敌……”这首歌是日清战争（甲午战争）期间永井建子所作，描述的是日军冒雪进击的场景，歌词中反映了远离家乡作战的困顿和无望。
李哲夫心想：看来“支那兵”并不是不堪一击的，“皇军”也不像宣传的那么厉害嘛。
“极东丸”起航了，跨过白浪滔滔的东海，向西驶去。
李哲夫因为即将抵达祖国大陆而激动不已，没有呆在闷热的船舱，而是在甲板上四处眺望，让清凉的海风拂平内心的激情。
甲板上有不少人，有的在闲聊，有的在观赏海景，李哲夫在船尾游廊认识了一位名叫尾崎秀实的中年男子。尾崎秀实面目俊朗，打扮绅士，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现在担任《朝日新闻》驻上海的特派记者。尾崎出生于台湾，并长期随父亲在台湾居住，所以李哲夫很快和他找到了共同话题。尾崎曾在上海工作了三年，对上海的情况和中国的社会现状很了解，李哲夫向他请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问题。两人言谈甚欢，大有一见如故之感，一聊就是一整天。
第二天，李哲夫又去找尾崎秀实。尾崎秀实住的是头等舱，有自己的单间，两人聊天时有人来找尾崎，他说了句“失陪了，请稍等”，便出去了。李哲夫闲坐了一会儿，见床头一角压着本书刊，他随手拿来一翻，见是几本中文书刊，最上面的是《大众文艺》。
李哲夫不知道《大众文艺》是“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主办的刊物，他好奇地翻开，在目录里第一次看到了鲁迅、瞿秋白等人的名字，翻到一篇《日本的劳动运动》的文章，署名作者欧佐起（尾崎秀实的笔名），便立刻被内容吸引住，并读了起来。
尾崎秀实回来，见李哲夫看得认真，会心地一笑。通过一天的长谈，尾崎发觉这个台湾青年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对社会不公和民族压迫已经有了觉悟。
李哲夫见尾崎秀实回来了，不好意思地把书合上。尾崎秀实说：“没关系，这些书可以送给你看。如果对这类书籍有兴趣的话，到了上海，你可以去虹口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看看。”
李哲夫问：“在上海的其他书店买不到这类书籍吗？”
尾崎秀实说：“买不到。这个世界是残酷的，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抗，但压迫者总是要竭力压制被压迫者，哪怕是几声呐喊，也不许他们发出。”他从书本中抽出一本《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指着书上编者“柔石”的名字说，“这位先生已经不在人世，是被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枪杀的，他的罪行，就是因为发出了几声呐喊。”
李哲夫感到了一阵寒意，同时也意识到，面前的这位《朝日新闻》驻上海的特派记者，不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
尾崎秀实其实是上海的日本共产党和日本进步人士的核心人物，他后来与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苏联共产党员、德国人理查德·佐尔格合作，把日本在华的重要情报传递给莫斯科，把一些国际上的革命动态转告中国同志，对中国的革命和解放事业有着深刻的理解。
李哲夫把火车上林八郎的那番“日本在国际上是无产者”的长篇大论告诉尾崎秀实，说：“这样的言论在军人中很流行。”
尾崎秀实说：“最近十年来，俄国的共产主义、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等思想都引入了日本，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林八郎这些话，就是法西斯思想领袖北一辉的论调，很有煽动性。作为军人，他们对国家的责任感、对天皇的忠诚，那种热情是无与伦比的。从某种程度上说，青年军人的这种看法，是底层被压迫民众对现状极度不满的反映，也是日本众多思潮的一个侧影，但他们只把不公正的根源简单地归咎于少数贪官污吏，而即使是这种有限的抗争，他们也依然要打着天皇这个最高统治者和压迫者的旗号。”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北一辉的思想有很大的危害性。满洲事变这种抹煞一切国际条约和信义、明目张胆地断行武力侵占的横暴手段，是日本少壮军人派的典型作为，因为他们有武装的实力，有在乡军人团的后援，又有产业凋敝、生计困窘的群众的拥护，以致政府势难制止。”
李哲夫点了点头，尾崎的话指出的问题的要害：一个是疯狂的法西斯思想，一个是狂热的少壮派军人，如果此二者结合起来，就像雷管碰上了炸药，这种破坏力可想而知。
尾崎秀实忧心忡忡地说：“现在，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越来越泛滥，主张国家社会主义的右翼团体，如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创立的犹存社、行地社、神武会等纷纷建立，他们以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为纲领，主张以政变为手段，实行国家法西斯化。他们打着‘革新’旗号出现，也被称‘新右翼’。这些右翼团体与军部的法西斯势力紧密结合，采取暴力恐怖行动，推进日本的法西斯化。少壮派军人在日本国内外策划的一系列流血政变和事件都与‘新右翼’直接相关。”
尾崎说到“日本改造”，李哲夫突然想起了桦山哲太郎谈到的“国家改造”，心中一惊，桦山哲太郎的这种思想不正是右翼法西斯团体所推崇的吗？他想起了犬养毅被杀一事。犬养毅是日本的第二十九任首相，就是因为在“满洲国”问题上与军部少壮派分子产生分歧，今年5月15日便被一伙狂热的军人闯入首相官邸刺杀。连首相都敢明火执仗地杀害，这帮家伙简直无法无天到了极点，这种“下克上”的行径引起了日本朝野巨大震动。
（“下克上”原是指日本混乱的战国时代的“犯上作乱”现象，诸如“公家”被“武家”夺了权、“将军”被“管领”夺了权、“守护”被“守护代”夺了权等下级取代上级的行径。）
他问：“先生的意思是，日本会在战争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尾崎秀实神色凝重；“经济危机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日本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人民贫困，社会动荡，在日本的统治阶级和军人看来，对外扩张可以有效地缓解和转移国内的危机，所以他们急于建立法西斯统治。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德国，希特勒的纳粹党活动非常猖獗，极有可能攫取国家大权，成为第二个意大利。”说到这里，他问，“你听说过《田中奏折》吗？”
李哲夫摇了摇头。
尾崎秀实简要说明了一下：1929年2月中国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刊出一条令全世界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魂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公开披露了《田中奏折》的主要内容，奏折里明确称：“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尾崎说：“满洲事变和上海事变，只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这场战争将会是无休无止的。战争是柄双刃剑，挥舞起来，两边都会沾上鲜血。不仅使中国人民陷入深重灾难，也会给日本人民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李哲夫不安地问：“那有办法避免这样的灾难吗？”
尾崎秀实压低嗓音，坚决地说：“只有制止日本的侵略，才能实现东洋和平，实现日中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这不仅是帮助中国，也是在拯救日本。”
尾崎秀实的真知灼见让李哲夫豁然开朗。李哲夫后来知道，获取《田中奏折》并将其透露给中方的蔡智堪是原藉台湾的苗粟人，和他是正经的老乡。蔡智堪是日本商界的巨富，虽身在异邦，却心系中华，时刻关心着中国的存亡兴衰，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尽心尽力。这给李哲夫树立了一个榜样。
从中学读书会第一次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到产生“为中国奋斗就是为台湾奋斗”的念头而决心前往中国大陆，再到“制止日本的侵略”——李哲夫进一步认为，日本不可能停止侵略的步伐，那么，“制止日本的侵略”的最好办法是促使日本早日在侵略战争中失败——那个“为之奋斗终身”的人生目标已经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具体了！
经过两天航行，“极东丸”驶入了长江口。长江口宽五十多公里，远处的陆地隐没于水天一线，夕阳笼罩下金波万顷，气势磅礴，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江如不说是海的延伸，这是真正的大江大河，是在岛国无法见到壮观景象。
李哲夫第一次感到了祖国大陆的雄浑气势，这片辽阔的大地，是爷爷无数次念叨过的故土，是每个台湾人的祖辈生息过的家园。他沐浴着习习海风，看着翱翔的海鸥，深深地吸了口气，激荡的心扉里响起了一句话：“我终于回到祖国了！”
然而，等轮船进入黄埔江，李哲夫的激情一下子熄灭了。黄浦江上到处是飘扬着米字旗、星条旗和旭日旗的军舰，混浊的江水拍打着灰色的舰身，在江南蒙蒙细雨笼罩下，景色一片灰白——和爷爷说的“海清河晏，万邦来朝”完全相反，中国早已失去了封建时代的荣光，自鸦片战争后，近百年来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无穷无尽，国土不断遭到帝国主义的蹂躏侵占，中国已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上海则成为了列强侵入中国的桥头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