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真实
在农业社会各文明中，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水准，必然意味着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随着古代文明的到来，乡村的民间文化和城市的学校、庙宇及宫廷的高雅文化，取代了新石器时代的同一的文化。诸古典文明之所以能保持其同一性，是因为它们都是农业文明。农业社会时代，欧亚大陆各文明地区，尽管在细节上彼此不同，但总的社会结构还是相似的。
社会的顶层是统治一切的国王和皇帝；下一层是贵族和高级官吏——古罗马的元老院议员、伊朗的武士贵族、印度的刹帝利和中国的诸侯和大臣，另一特权阶层是祭司集团，如：印度的婆罗门、伊朗的祅教僧人、基督教教士以及儒家世俗文人；再下一层是遍及各地，从事制造业、采矿业、批发零售贸易、交通运输及放高利贷的贸易者和商人；而在这座金字塔的最底层，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劳动者和手工业者，他们中间有些是自由民，其余都是农奴或奴隶，两者间的比例随地区和时代的不同而变化。与社会阶层的形成密切相关的是经济差别的形成，贫富悬殊比比皆是。特权阶级穷奢极侈，城乡广大劳动者则贫困悲惨。
下面这段话选自公元1世纪中国汉代的一篇散文，它是当时古典文明国家中广大农民贫困处境的典型而又真实的写照：
赌客偶然遇见一位正在除草的农夫，只见他头戴草帽，手拿一把锄头，脸膛黑黝黝的，手脚布满了老茧，皮肤粗糙如树皮，双脚笨拙像熊掌，蹲在田里，汗水淋淋滴在泥土上。赌客便对他说：“炎暑盛夏，你却在耕田种地，瞧你背后满身汗碱。你双腿像烧焦的树桩，皮肤犹如皮革，就是鞋锥也戳不进；你步履蹒跚，腿脚畸形且疼痛。说你是树木吧，你的身体和四肢却能动，说你是禽兽吧，你分明生就一张人脸。生来如此卑贱，真是命苦啊！”（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我们不妨将人民大众这种艰难贫困的生活，与下文中所描写的富人的优裕生活作一番比较。此文是根据汉代一份资料改编而成：
富贵人家住着高楼，房屋梁椽交错，梁椽经过精雕细刻，外表装饰富丽堂皇。……内室寝床选用头等木材精制而成；华美绣幅悬挂窗前；片片屏风相互交搭，以保幽静。质地优良的绫罗绸缎大批充斥富人家庭。……显贵阶层身着上等狐裘、鼠裘和野鸭绒羽衣。……宴筵中常有一道道烧肉、鱼片、小羊肉、鹌鹑、柑橘以及泡菜等各类美味佳肴。……自然，那些富贵人家还需要适当的交通工具，来往于长安城（汉朝首都）的各条街道。只见街上停放着一排排马车，银闪闪、金灿灿，配有各类器具。马匹收拾得整洁干净，蹄上钉着蹄铁，身上备有马鞍，悬挂着珠宝，并由镀金或上漆的嚼子以及金色或镶嵌的缰绳予以控制。……除这些奢侈品外，还应记住饲养马匹所需的相当大的费用：一匹马所吃的谷物，相当于一个贫苦人家六口人的口粮。富人们还有许多娱乐：他们常以观看动物、斗虎和异国伎人的表演自娱。演奏不再限于民间节日这样的特殊场合，乐曲和舞蹈也比过去更加精彩。富人家这时还拥有配备铃鼓的五人乐队和家庭歌唱队。……（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这样的文学作品，同样是真实的新闻。
而且，这样的真实性，在所谓的“官方”的邸报、露布等“正统”新闻中，是不会出现的。
官报的雏形
汉朝之后，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割据，最终由隋唐完成统一，使中国文明继续沿着传统的道路发展。随后的1000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欧洲的中世纪时期，中国农业社会的发展却是突飞猛进，成为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
文化上的活跃，社会生活的丰富，使得新闻传播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以往，并深刻影响着历史的进程。中国最早的印刷品出现于隋唐之际。中国主流新闻史认为，中国开始有报纸的时间不会晚于唐玄宗开元年间（731—741）。
初唐文人孙处玄曾在文中写过“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尉迟枢曾著书《南楚新闻》，这被中国新闻史视为“新闻”一词最早出现的词源。中国的报纸始于唐代中期，邸吏、进奏官进奏院状（官报），“开元杂报”和“敦煌进奏院状”成为中国农业社会新闻史上的经典。
当然，在“敦煌进奏院状”中，主要涉及的内容是：皇帝的活动、皇帝的诏旨、官吏的任免、臣僚的奏章以及其他军事政治方面的信息。它被主流新闻史认为是“我国目前仅存的年份最早的原始形态报纸”。如果站在现实官报的角度为其寻根的话，那的确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不仅推动了刻书业的形成，而且也带动了宋代邸报、小报的繁荣。
与唐代的进奏院状相比，宋代邸报具有中央政府公报的性质，具有更多报纸特性和官报色彩，信息量也逐渐加大，在形式上，它是定期连续发行的。这和今天的党报、机关报越来越像了。
而小报的出现，则开了民间新闻传播的先河——当然是雕版印刷媒体范围内。而事实上，民间的新闻传播，从上古到今天，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在当时，小报多为雕版印刷，发行量大，沿街叫卖，有少量盈利，已初具现代报纸的雏形，并有了专门的探访人员，具备了现代记者的雏形。
马可·波罗和《世界见闻录》
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进步，12世纪末，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蒙古人征服中国，建立元朝（1279—1368）后，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装备最佳，中国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各港口。1291年，马可·波罗护送一位蒙古公主绕经东南亚去伊朗时，目睹并描写了中国航海业的盛况；50年以后，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乘坐中国帆船，取道印度，前往中国时，也目睹并描写了这一盛况。
西方世界最著名、最重要的旅行家是马可·波罗。当其父亲和叔叔第二次航行中国时，他也一同前往，于1275年到达忽必烈的朝廷。他给忽必烈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并以各种身份为他服务了17年，游历了全国各地。作为一个官员，途经之处，他特别注意观察当地的居民和资源，曾记下这样的东西：“有一种黑石块，像别的石头一样，从山里挖掘出来，但却像木头一样可以燃烧。”
1292年，他护送一位蒙古公主航行，绕过东南亚，穿过印度洋，前往波斯，同伊儿汗国大汗结婚。到达波斯后，马可·波罗继续西行，于1295年回到了阔别25年的家乡威尼斯。不久，他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中被俘，于狱中口述了他的旅行见闻。下面这段话便是书的开头，它对当时人们十分惊奇的事物作了介绍：
“皇帝、国王、公爵、侯爵、伯爵、骑士和市民们，以及其他所有的人们，不论是谁，如果你们希望了解人类各种族的不同，了解世界各地区的差异，请读一读或听人念这本书吧！你们将发现，在这本书中，正如马可·波罗所叙述的那样，我们条理分明地记下了东方各大地区——大亚美尼亚、波斯、鞑靼地方、印度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所有伟大而又奇特的事物。马可·波罗是威尼斯市民，聪明而又高贵，被称为“百万先生”，他亲眼目睹了这些事情。……所有读或听人念这本书的人，都应置信不疑，因为这里所记叙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的确，自上帝用他的手创造了我们的祖先亚当以来，直到今天，从未有过任何人，基督教徒或异教徒，鞑靼人或印度人，以及其他种族的人，像这位马可·波罗那样，知道并考察过世界各地如此众多、如此伟大的奇闻轶事。”（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马可·波罗叙述的故事，确实和这一介绍所说的那样激动人心。他讲到了带有花园和人造湖的大汗宫廷，装载银挽具和宝石的大象。他还讲到了各条大道，高于周围地面，易于排水；大运河上，商人船只常年川流不息；各个港口，停泊着比欧洲人所知道的还要大的船只，并谈到了生产香料、丝绸、生姜、糖、樟脑、棉花、盐、藏红花、檀香木和瓷器的一些地方；马可·波罗还描写了他护送蒙古公主到波斯去时，访问和听说过的所有国度——新加坡、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印度、索科特拉岛、马达加斯加、阿拉伯半岛、桑给巴尔和阿比西尼亚。书中的一切仿佛离奇古怪，言过其实，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别号叫“百万先生”，因为“他开口闭口总是说百万这个、百万那个”。其实，他向16世纪中叶的欧洲人提供了有关中国最为全面可靠的资料。
这本书题名为《世界见闻录》并非偶然。实际上，这部著作使西方人对世界的了解范围突然扩大了一倍。马可·波罗正如两个世纪后的哥伦布一样，为同时代人开辟了崭新的天地。的确，正是他所描写的有关中国和香料群岛的迷人景象，召唤着伟大的探险者们，在穆斯林封锁陆上道路之后，直接寻找一条海上航线，继续前进。
大航海时代的新闻
明朝时期（1368－1644），中国的航海活动达到极盛，以15世纪初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显著但却短暂的海上优势为顶峰。1405年到1433年间，一位名叫郑和的朝廷宦官率船队七次下西洋的情况，可说明这一点。这七次远洋航行规模盛大，功绩卓著，是史无前例的。
首次远航28000人，乘船62艘，一直航行到爪哇、锡兰及卡利卡特。归途中，苏门答腊的一支海盗船队企图拦截，结果全军覆没。后来几次航行更加遥远，最远曾到达非洲东海岸、波斯湾和红海海口。
中国人还去过印度洋上三十多个港口，每到一处，他们就劝导或强迫当地统治者承认明朝皇帝的宗主权。而这一切发生时，葡萄牙人只是刚开始沿非洲海岸摸索前进，直到1445年，他们才到达佛得角。
1433年，皇帝突然下谕旨终止了这些著名的远航。远航讫止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这是一个意味深远、影响深远的“历史性转向”。
中国农业社会的新闻事业，在明清两代达到了顶峰。
到了明代中叶以后，北京等地民间新闻传播活动日趋活跃，开始出现民间报房和专门从事抄报工作的抄报行，并渐渐演变成一种赢利组织。随着报房的发展，社会上开始出现以编报、抄报、印报、送报为职业的人，在民间报房的工作人员常称“报子”。
北京是当时民间报房最集中的地方，在我国古代报纸发展史上影响巨大的《京报》即出版于此。
《京报》始于明代中叶，直到晚清，于1912年停刊，前后存在了400多年。到清末，京报规模最大的时候有13家之多。办报的主要是山东人，300多人送报，以赢利为目的。《京报》更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报纸。但是，与西方近代报纸的迅猛发展相比，我国历史悠久的古代报纸却成为“保守”“落后”的代名词。
郑和下西洋的中止和《京报》的命运，实质上标志着中国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道路上，走向了历史的倒退。中国人不仅关闭了国门，也关闭了认知自我的大门。人们在反思中国近代以来跌入落后挨打境地的深层原因时，常常忽略了这一点。
此时的世界，西方已经开始朝着新的方向奋进，在中世纪晚期发展起了新的技术、新的制度、新的观念——还有近代新闻事业的全新起步。
1.2.4新闻与传播相伴同行
从史诗到戏剧，再到历史，古希腊时期的这些创造，在当时同样是新闻——当然，对这一观点，传统新闻学并不认同。因为，传统新闻学是在严格区分文学、艺术、历史等形式的“差异”基础上来把握“新闻”的概念的。
然而在《西方新闻传播史》上，倒是把古希腊时期和古罗马时期的三个新闻传播的具体事例列为经典。
一是“马拉松平原战告捷消息的传播”。公元前490年9月，波斯大举入侵雅典，两军在雅典东北部的马拉松平原展开决战。希腊人以少胜多，大获全胜。希腊士兵菲迪皮茨，号称“飞毛腿”，他以最快速度从四十多公里外的马拉松战场跑回雅典中央广场，向聚集在那里的人群高喊：“我们胜利了！雅典得救了！”之后就倒地牺牲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菲迪皮茨，设立了“马拉松”长跑项目。
这次新闻传播，是古代最著名的一次口头传播。此外，在西方的古代，口头新闻传播的样式还包括：街谈巷议、民谣流传、氏族集会、行吟艺人说唱等。
第二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官方公报”罗马《每日纪闻》，它出现在古罗马时期。公元前59年，执政官尤列乌斯·凯撒下令公布元老院及公民大会的议事记录，用尖笔书写在一块涂了石膏的特制木板上。这一官方公报断断续续刊布到公元330年东罗马迁都君士坦丁堡为止。这一举措的创设目的，是把上层会议的内容公诸于众，争取舆论的支持，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公报内容主要有：议事记录、帝国法令、战争消息、宗教活动以及贵族的婚育、死亡等。其意义在于：沟通了统治机构的内部联系，发挥了维护帝国统治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