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奶奶叫做舒立凡。
我奶奶告诉我：“我第一次来到乌鲁木齐市是1953年。”但当我和旁人讲述时就会变成：“1953年，奶奶骑着褐色的高头大马来到了乌鲁木齐。”
我的脑海中总浮现一个少女像胜利者般骑在马背上。在没有人的旷野上，她会往马屁股上狠狠抽一鞭子，马儿像箭一样飞出……
到最后，我散布的信息里面既不涵盖1953年，也没有乌鲁木齐了，只剩下褐色的高头大马。刚开始讲述时，我还知道大马是假的，但到后来，连我都记不清究竟有没有这么一匹褐色的高头大马了。
当奶奶说起坐公共汽车去乌鲁木齐的故事时，大马才被证实是我童年茂盛想象力的衍生物。昌吉如今离乌鲁木齐只有半个小时车程，而在1953年却是一天的车程。
奶奶第一次去乌鲁木齐是为了买一本叫作《小骆驼的眼睛》（botakoz）的书。但当她赶到时，新华书店已经下班了。她使劲敲着书店的门，营业员不耐烦地开了门。她用结巴的汉语说道：“要买书。从昌吉来，走了一天。”营业员说很难得她这么爱书，又是少数民族同志，更需要团结，就开门让她买走了书。奶奶说现在还很感谢那个营业员。她把这个故事讲了59年，她感谢了那个营业员59年。
出乎意料的是那匹褐色的骏马确实存在过，但却在进城前被卖掉了。有天奶奶打水回来，父亲告诉她，她的褐色大马没了。奶奶当时就哭了，哭了半天才问道是怎么没的。父亲说他把马卖掉了，给他的小舒立凡换了份更好的东西。说完他拿出了一本很破旧的书，书上的字迹已经很不清晰了。奶奶的父亲对她说：“你看啊，咱们这部落里，好马肯定还有，但书是独一份的。刚来了个过路的阿訇，我求了半天才把他手里的这本书给换来了。他有好几本书，让我随便挑一本，我挑上哪本就给哪本。我也不识字，看了半天，就指上了这本。他大惊失色，说道：‘这本是所有书中最好的了，你怎么知道的？’”奶奶停止哭泣，也很好奇地问道：“爸爸，你怎么知道这本最好？”奶奶的父亲说道：“呵呵，这本最烂，明显被翻过很多很多遍。所以它肯定最好。”
奶奶一想到那褐色宝马，又要哭。这时，身旁的母亲说道：“喂，舒立凡，你怎么那么笨呢？马这种东西，外面是皮，里面装的是屎。狼要是来了，说没就没了。但书呢，你要是读会了，就没人能再夺走它了。马和财富是一时的，知识和书本是永恒的。”
奶奶还是有些哼哼唧唧，问道：“那谁教我认字呢？”
父亲说：“部落里有个长者会认字。他给你教了字母，你就能念书了。”
奶奶还是喜欢褐色大马。但马已然没了，如果不让换来的书本派上用场，就更亏了。所以她天天去向长者请教，一个月后就能读书了。后来奶奶成为了作家、诗人，她也有了自己的书。她出的书封皮非常好看，封皮上是她骑马的照片。
她的书定价10元。如今书再也不会和一匹大马进行等价交换了，也没有人再愿意用马换书了……
奶奶的父亲是个银匠。我不大清楚银匠的工作状况。在我的想象中，我走进一间不起眼的毡房，里面堆的全是银子。在银子中间，有个皮肤黝黑、孔武有力的男人，细致而温柔地雕刻着银子。
总之，由于时代和生活状态的差异，我常觉得奶奶是从童话世界中骑着奔马而来的女人。她在童话世界里是少女，跑到这个世界来就老了。在那个我无法触摸的世界中，褐色大马上的女孩子，在银子中生活的男人，他们是永恒的。他们就在那里，只是无法被触碰。
我问奶奶成为诗人是不是靠那本书。奶奶笑着说：“哪有人能靠一本书就成为诗人呢？”奶奶说她成为诗人是因为她从小在林中高歌，在溪水的声音中生活。她说自己所依靠的与其他人没什么不同。
“那书不是白读了。”
奶奶说：“那本书就是关于几位先知的故事。没书之前，我也早知道了。”
我说：“对啊，可不是吗？还是褐色大马好。”
奶奶却说通过这次交换，她记住了‘知识是永恒的’这句话。这句话才是最重要的。
奶奶还爱说一个关于狼的故事，故事很简单。有一天，家里有两只小羊没回来，她就在黄昏时分跑到山上去找。当她找到羊时，突然从夜幕下的森林里窜出一只小狼。
奶奶吓得呆坐到地上，两只小羊连躲都不躲，吓得浑身发抖。狼就要靠过来时，奶奶突然高声尖叫起来。狼不是什么恶狼，还是个狼崽，竟被奶奶的尖叫吓跑了。奶奶带着两只小羊，像英雄一样归了家。她骄傲地对母亲说：“我回来了。我刚才遇到一只狼，我尖叫，它就吓跑了。”可她的母亲居然只是一边挤牛奶，一边随意地说道：“嗯，知道了，下次小心点。”
奶奶有些茫然若失，英雄气概一下就消了。于是她又跑去找她最好的小伙伴，把故事讲给她。小伙伴笑着说道：“怎么可能呢？你想想看啊，你这么瘦弱，怎么能把狼给吓跑啊。”
如今，奶奶在讲述时依然特别激动，反复强调事实真是如此。
后来，等我长到有骄傲的年龄后，奶奶带我回到了她的故乡。故乡还是老样子，由于过于偏僻，甚至都没通上电，更不要提别的什么现代化设施了。只有树林、草原和奔马与牛羊，只有蓝天、白云和毡房以及倾泻在草原上的花朵。奶奶问我：“北京好，还是这里好？”我说：“这里好。”奶奶笑着摸着我的头，说道：“傻孩子，怎么可能呢。”
奶奶口渴了，我们便去一户毡房做客。哈萨克的毡房无论何时都是对客人敞开的。奶奶和主人攀谈着。她们说到了一个已经去世的老婆婆。过了会儿，主人拿来了一张很小的已经焦黄了的一寸照片，上面的头像很不清晰。奶奶告诉我，这是她童年最好的玩伴，现在已经去世了。
毡房里有很多织绣的毛毡毯子，也有在雪白的布匹上绣的花朵。说实在的，对生活在城市里的我来讲，白布上绣红花绿叶什么的，太土了。可这时，奶奶望了望这些东西，平静地对我讲：“这是我那去世的朋友生前织的。”我的感觉一下不同了。
毕竟对于那时才十七八岁的我来讲，死亡是种太令人窒息的事了。毡房里的一切，一下子泛起了感情与尊严。我摸着绣在白布上的花朵，有一处不仔细看就发现不了的瑕疵。这个瑕疵真美。那瑕疵昭示着照片上的人曾经活过。最真实的，如我们一样地生活过。
我们哈萨克人呢，从产生开始，就陷入到了这么一个复杂而沉重的哲学命题里：什么能够kya（证明）生？农耕民族，从出生起就处于相对人造的环境，有很多书信笔迹可以证明先人的存在。而草原上的我们呢？我们的历史就靠口口相传。我们从出生起就看那高山和草原，看见的是未被征服改造过的自然。
那么——
我们的出生和死亡给世界给大地实在带来不了什么。死时看见的草原和出生时看见的一样。那么这世间的一生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又是为了什么而来的呢？
到20世纪的后期，草原的牧民才利用西方的魔法——摄影术，留下了指甲盖大小的相片，一副被侵蚀到枯黄的容貌。而相片上的老奶奶，她的眼神空洞，基本没有表情。
忽然我哭了起来，主人家吓坏了，问我怎么了，我没有说。出门后，奶奶又问起我刚才为什么哭泣。我对奶奶说：“我就是突然感觉那个人活了一生，她的相片有些小。”
我们坐在一棵很大很大，十人合抱才能围拢的大树下休息。奶奶很感慨地对我讲：“估计我的那个伙伴，临终也没有相信我曾吓跑过狼。”我这才意识到照片上的人就是奶奶故事里的小伙伴。
独自愣了一会儿，我对奶奶说想给她照一张相片。
我按下了数码相机的快门。
照片出来后，我唯一的感受就是：树真的好大，奶奶显得太小。
我把故事念给奶奶听。奶奶点点头说可以，多余的话一句也没再说。隔了会儿她又说道：“我的父亲是个鞍匠啊。”我问道：“啊，鞍匠是什么东西？”她说道：“鞍匠就是弄马鞍的啊，跟银匠完全是两码事，哪里来的银匠啊。”
呃……是这个样子啊，原来自己一直想错了。
或许，或许这就是世界吧。远去没有几代的人，他这一生的状态便已模糊不清。但或许这种模糊与变化本身就是小说最早的源头。
每个人都在短暂的命里活着，却也在更久远的传说的世界里以另一个姿态生活着。
在那个世界，银匠永远弄着银子，少女永远坐在马背上飞奔。
这样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