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带领三名副官闯入二堂，那巡抚立刻感到大事不妙，身子不由软瘫在椅子里……
袁大化取代联魁登上新疆巡抚宝座的时候， 正值辛亥革命的浪潮波及全国各省之际，新疆也不例外，到处酝酿并掀起革命的风浪。
杨增新是个饱览群书的政客， 对古今中外关于群雄争权的典籍读了不少并牢记于心，常常作为自己从政的借鉴。
他根据风起云涌的民主共和的革命发展趋势， 估计到腐败透顶的清廷寿终正寝的时日不会太长了， 所以他对清廷没有抱过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面对全国乃至新疆时局的动荡， 杨增新似乎觉得自己到了应该大展宏图的时候了， 不能总是寄人篱下而受庸碌之辈的驱使。
他经常想起联魁离去时对他讲过的话： 袁大化这个人是胸无点墨而徒有其名的人， 他的升迁与发迹仅仅源于袁世凯急于树立亲信壮大自己的势力， 而并不曾考虑袁大化是否能胜任巡抚一职。
“袁大化是个急于邀功、急功近利、鼠目寸光、肤浅易怒、胸无成竹、知难而退、患得患失的人。我料定他治疆无方，迟早会为他人所谋，与其如此，还不如鼎臣你先下手为强，设法取代他，方不失为上策。”
联魁的这番话时时萦绕在杨增新耳畔，使他常常玩味，常常思考，常常振奋，他纵观新疆的动荡局面，心中总是萌发起时势造英雄的感慨，大有趁乱而起一显雄威称王新疆的打算。
然而，他将心思深埋心中，对任何人也不敢随意暴露。
为人处世他自有一套人生哲学：大诈似忠。所以，他对任何人特别是宦海之中的人始终是笑脸相迎，以诚相待，随和谦恭，以便笼络人心，为己所用。
对待袁大化他采取恭敬从命、从不违抗、曲意奉承的态度，但又不显出庸碌无为之辈的腐朽之气，给他以明达坦荡之感，令袁大化失去戒心。
杨增新治理的阿克苏太平安然， 在袁大化眼中称得上是全疆比较稳固无大乱的城池，在全疆地方官吏中显得颇有才干。
当袁大化问起杨增新何以治理有方时， 杨增新并不卖弄他的才干，也不居功傲人，他表现出谦和的笑容，随意而泰然自若地说：
“这全靠袁大人治人有方啊！ 我是牢记袁大人的教诲：‘如果忠心于我，就必须把自己管辖的地方治理好，否则，谈不上效忠二字。’本着袁大人的教诲，我是不敢稍有松懈，不敢稍有怠慢，一心为政务着想，做到言行一致，事必躬行，行而有果，真正实现效忠二字的真谛。除此，别无超人的能耐啊！ ”
这番话说得极其自然极其诚恳， 语气和表情又很随意而无做作之嫌，自然博得袁大化的欢喜。
每次袁大化召集开会，杨增新既不抢先发言也不落后说话，他总是听透了袁大化的弦外之音后，在有分歧之见的时候，轻描淡写地谈出符合袁大化心意的话， 说得很温和很风趣颇能使持不同意见的同僚在不伤大雅中欣然接受。
总之，杨增新很会打圆场也会化解僵局，使难堪的会议在无关痛痒的笑声中转化为平和的结局。
袁大化很欣赏杨增新对他的支持。
同僚们也很爱听他风趣的讲话。
他给人们的印象是与人为善，善解人意，豁达贤明，值得信赖。
袁大化在会后个别征求他的政见时，他很谦虚，总以袁的意见为重，然后，才诚恳而委婉地发表自己独特的政见，引起袁大化的重视。
他当面并不有意地吹捧袁大化， 而仅仅采取同意袁大化政见的态度，使其在潜移默化中感到杨增新的诚实与忠恳。
他在同僚中从不散布袁大化功过与是非的任何言论。
即使有人在私下里悄悄散布对袁大化政见的非议时， 他也并不参与更不插话。
他给人们的印象是个坦坦荡荡的正人君子。
所以，很少有人在袁大化面前诋毁他。
袁大化对他不存戒心。
袁大化决定提升他的官衔。
他被提升为镇迪道尹兼提法使。
从此袁大化常常和杨增新讨论关于如何治理新疆的政事，讨论如何对付新疆的革命党人所掀起的革命起义。杨增新并不推心置腹毫不保留地谈出自己的有助于袁大化的政见与办法，他表面维护袁大化的利益，实际上为自己开辟建立霸业的途径，在至关重要的地方总是闭口不谈，或者谈一些敷衍的话，故意表示自己才疏学浅而无能为力。
袁大化并未察觉他的阴暗心理。
袁大化认为他诚实憨厚。
袁大化的确认为他是个好参谋。
袁大化决定起用他对付伊犁的革命党人。
革命党人的起义曾使袁大化伤透了脑筋。
公元1911年10月10日， 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挽救民族危机高举革命的大旗在武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
辛亥革命的浪潮波及新疆，特别是湖南、陕西、甘肃等地的革命声势给地处边陲的新疆以极大的鼓舞。
响应辛亥革命的湖南宁乡人刘先峻等一批革命党人首先在新疆迪化城秘密活动，组织发动革命起义。
刘先峻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深受孙中山的革命影响，很有革命志向。
他曾在湖南、浙江等地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由于在这些地方的军营任职， 所以对军事装备和武装起义所必备的枪支弹药的运用都很在行。
他是在袁大化担任新疆巡抚启程来疆之前， 为了培植自己的亲信而在关内网罗人才时由幕僚举荐给袁大化的。
他并没有得到袁大化的重用。
袁大化在迪化的陆军中给了他个军需处的闲职。
锋芒毕露年近28岁的刘先峻自然不满足于这个闲职， 他暗中秘密联络从伊犁以及关内来的革命党人，组织武装起义。
以刘先峻为首的迪化革命党人万象春、张英杰、贾鸿钧、史展云、雷大鸣等人联络迪化哥老会首领刘海江、黄大发、马万荣、唐小云等人，拟定了武装起义的计划，部署了兵力，购置了枪支弹药，分设了机要部、防卫部和攻击部。
正当总指挥日夜不停地秘密组织武装起义的时候， 革命军内的叛徒把起义的计划泄露了， 袁大化得知消息后立即戒严迪化城，进行搜捕。
如此一来，迪化城里社会秩序顿时混乱不堪，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革命党内的投机者眼看起义计划泄露， 袁大化调兵遣将将所有城门关闭，大肆搜查，欲捉刘先峻等人，顿感大势已去，难保活命，于是变节自首，把起义人员的名单呈交袁大化，作为进见之礼，以图活命。
袁大化根据义军叛徒符西恒等人的供词线索， 很快活捉了革命军的统领陈光模、唐小云等人，并于当夜秘密处死。
刘先峻等策划者来不及撤离，也无法冲出城门，只好在仓促之间决定提前起义。
按照起义军原先的进攻计划，决定攻取袁大化的巡府东营，这里是袁大化的护府营队和护身卫队的所在地， 攻破此营既可活捉袁大化，又可夺得印信号令全城军民归降。
然而， 原先被起义军策动同意里应外合的袁大化的卫队长王学炳听说袁大化枪杀了起义军的几个首领，感觉机密已泄，凶多吉少，加之提前起义准备不足，他预感到大祸临头，便采取叛卖手段，不仅不供给起义军原定的枪支弹药，反而向义军开枪反扑，以示护府有功。
另一路义军原定计划攻下袁大化的炮营，使其主力受挫，无法阻止义军占领巡府要地。
然而，袁大化事先下令炮营提前设防，早有准备，因此导致义军进攻失利，陷入遭遇伏击的悲惨境地。
第三路义军依原定计划攻占警察局， 缴获枪支弹药以狙击袁大化的增援部队。
但是， 原先答应做内应的警官此时感到义军面临四面被围的困境，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便叛变革命，率领警察向义军追杀过来，使义军腹背受敌，死伤甚惨。
起义军孤军奋战， 在已占领的巡防营内固守阵地， 顽强迎战，拒不投降。
刘先峻目标暴露， 难以脱身。他怕连累其他领导人白白送命，便百般劝说万象春、喻少良、马林、王海江、郑吉光等革命志士化装后秘密潜逃，在九死一生的险恶情况下，不畏艰难困苦，不怕寒风刺骨，迎着漫天的飞雪，踏着盖地的坚冰，向伊犁走去。
他们早与伊犁的革命党人有过秘密联系， 由于两地相隔太远，此次起义无法得到伊犁革命党人的支援，遭到失败。
刘先峻有意转移敌人的视线，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使他的战友们得以逃脱。
但他却被袁大化的将士生擒活捉了。
他在严刑拷打中大义凛然，宁死不屈。
他终于被袁大化枪杀了。
他死时年仅28岁。
固守在巡防营的起义军以刘先峻为榜样， 表现出惊人的毅力，面临死亡拒不投降。
袁大化采取诱降、劝降、瓦解的办法企图使义军缴械，献出指挥首领，但是白费心机，白费口舌，白费笔墨纸张。义军不仅不听，反而发起更猛烈的反击，使敌军伤亡惨重。
袁大化大怒，命令炮营用大炮炸平巡防营，全歼起义军。顿时血流成河，尸堆如山，其状之惨，不忍目睹。
袁大化为何采取如此残酷的手段一个不留地炸死他们呢？
原来在袁大化调兵包围义军的时候， 起义军的统领黄大发感到此役凶多吉少，即派两名哥老会的门徒，去刺杀袁大化。
黄大发本是哥老会在迪化分设的忠义堂的副堂主， 对行刺十分在行，他手下的门徒们大都行侠仗义，宁死不屈。
他派出门徒刺杀袁大化的目的在于挽救困境中的义军，在于先下手为强除掉袁大化以乱官军军心， 造成群龙无首无意恋战不战而溃的局面，给义军以转败为胜的机会。
这两个化装刺杀袁大化的人武功都很高强，步履也很敏捷，枪法也很准确。
这两个刺客用大刀砍杀了两个袁大化卫队的士兵， 穿上卫队的衣服，戴上卫队的帽子，举着枪混入卫队向袁大化的巡府走去。
他们到了门前，眼见袁大化在三堂门前只顾听人报告战绩，疏于防范，一时振奋，大动杀机，两人同时抽出腰间的手枪对准袁大化射去。
但他俩的举动被门卫们发现了， 门前的卫兵大喊着开枪阻击，他俩在慌乱中同时开枪，一人的子弹打掉了袁大化的虎皮帽子，另一人的子弹从袁大化的左胳臂上擦过，这两颗子弹都没有击中袁大化的致命处，使他侥幸活了下来。
而这两个刺客在各射出一颗枪弹的同时， 却被卫兵乱枪射中而壮烈牺牲了。
至此，袁大化对义军恨之入骨。
为此，袁大化将义军碾为炮灰。
迪化的武装起义虽然被袁大化在一天一夜内镇压下去了，但革命的枪声如春雷滚滚，响彻天南地北，革命的火种播撒天山南北，必将燃烧成燎原之火，燃烧成冲天烈火，诞生出一个崭新的新疆。
这是未死的革命党人的信念。
他们并不因此而退缩而死心。
此后两天， 伊犁的革命党人踏着迪化革命烈士鲜血铺就的革命之路，高举革命的大旗，排除阻力，挺身而出，向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发起了新的更大的进攻，掀起了更大的浪潮。所向无敌的武装起义，在新疆的辛亥革命史上谱写出光辉灿烂的篇章。
迪化的武装起义使袁大化感到政局混乱不堪， 感到危险的隐患就在身边，他害怕革命的呼声，恐惧革命的枪声。
他虽然将迪化起义扼杀了， 但他几乎被起义者的子弹击穿头颅，击碎臂骨，为此他越来越感到后怕，越来越感到危在旦夕，有时做梦都梦到被人枪击而亡，醒后大汗淋漓，胆战心惊，惟恐有人暗算他。
他曾把他的这种胆怯心理告诉了杨增新， 杨增新除了安慰他还夸奖他智勇双全，胆识过人，扭转乾坤，为清廷立了赫赫战功，为新疆的社会安宁做出了超前的贡献，理应大书特书，青史留名。
杨增新表面上吹捧他， 实际上鼓励他继续胆大包天地去杀人去征战，去广结仇缘，造成孤家寡人的局面而狼狈下台。
当伊犁革命党人举行武装起义之后，袁大化惊骇不已，联想到迪化枪声使他几乎丧命，他日夜不安，忧心如焚。
特别是听到伊犁革命党人挥师东进、攻取迪化的情报后，他更加坐立不安，心想该如何对付这些狂徒。
他特意请来杨增新密商对付的良策， 而杨增新自然鼓励他出兵讨伐，坚决消灭。
杨增新认为这是个发展自己势力的绝好时机， 绝不能放过这个发展武装力量，扩充自己军事势力的大好时机。
为此他动员袁大化调兵遣将开赴伊犁去镇压起义。
他说这是惟一可行的办法。
他说否则清廷怪罪下来，将担待不起。
他说这是身为新疆巡抚义不容辞的义务。
他说如果不消灭伊犁革命党人，势必会引火烧身，反被他们所害。
他说就目前形势而言，只能进剿，不能退守。
他说攻为上策，守为下策。
他说守而不固，必为其所吞。
杨增新越说越可怕，使袁大化的思维全都聚于一点：派兵去讨伐。
杨增新明知袁大化除了王佩兰的骑兵、步兵和炮兵可谓劲旅之外，手下再无像样的军队，如何挥师西进，消灭伊犁的起义军呢？
杨增新自有他的打算。
他故意逼袁大化起用他招兵买马。
为此他可以实现掌握军权的宿愿。
他要袁大化自己说出这个意思来。
他不愿提出握有兵权的要求。
他怕引起袁大化的怀疑。
他怕他的野心被袁大化看穿而失去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谨慎行事并不急于求成。
他懂得“欲速则不达”的道理。
他等待着袁大化对他的起用。
袁大化被杨增新说动了，但他仍处于狐疑不决的地步。他还需观察伊犁方面的动态，他还需权衡利弊，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轻易出兵。
伊犁革命党人组织的武装起义在1912年1月7日爆发， 声势波及全疆，引起袁大化等人的极大恐慌。
组织伊犁革命党人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是杨缵绪、冯特民、李辅黄等人。
杨缵绪是湖北武昌人，早年毕业于日本户山陆军学校，深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影响，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参加了同盟会。
他原来是北洋陆军四十一标二营的管带。早在1907年年末奉清朝政府之命，带领一营官兵驻防在伊犁。
随他同来伊犁的还有革命党人冯特民、李辅黄、冯大树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