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平生最喜欢读书，从惠远城出发之前，他用了半天的时间整理他的书箱，他挑选了一些书装进提匣和书袋，把其他的书用细布包好装进了书箱。他的那两只随身携带的书箱是特意定做的，里面都仔仔细细地打过白蜡，外面涂过重漆，箱盖与箱体合缝的地方都钉着浸过白蜡的牛皮，只要箱盖盖紧锁好，可防雨水，万一落入河塘，短时间内可保箱内无水渗入。他亲眼看着这两箱书装在了行李车上。装在小提匣和书袋里可随手取出翻阅的，是一些关于新疆的书籍，如纪晓岚的《乌鲁木齐杂诗》、《阅微草堂笔记》，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御试安边绥远疏》，洪亮吉的《天山客话》、《万里荷戈集》，祁韵士的《西陲要略》、《西域释地》、《西陲竹枝词》，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喀什噶尔领队大臣开明阿编绘并专门为林则徐复制的《卡外舆图》等等。林则徐在伊犁将军府掌管钱粮的时候，几乎把衙门里所有的书籍都读遍了，还亲手抄录了几本南疆和东疆的资料，也放在手边。在漫长的路上，林则徐很想读读书，可是这办不到，马拉轿车行驶在凹凸不平的驿道上，车没有一刻不在颠簸，他的身子也没有一刻不在摇晃，根本无法读书。他只好手握着一本书不时举到面前作读书状，以过一过读书之瘾。
突然，一侧的车轮跳了起来，接着重重地砸进一个坑里，林则徐被猛烈地一晃，肘和腰撞在车帮上，身子又弹回来，另一边的肘和腰也狠狠地向车帮撞去。他的身子被颠空又重重地落在车板上，剧烈的颠动使他上下牙一磕，眼前发黑，只感到浑身的骨节在互相对撞，股骨一阵愣生生地疼。他揉着被撞疼的肘部，摇头一笑，来宽慰自己。他在任上的时候，出门一般是坐轿。人抬的轿走起来倒是平稳，可是闷在轿里面，很多人会发晕，那叫晕轿。林则徐一向干练，办事干脆利落，他不喜欢坐那慢腾腾地像小脚老太太走路似的轿子，他喜欢骑马。但做官有做官的规矩，该坐轿的时候就得坐轿，有失官体是犯忌的。轿子不能走远路，长途跋涉，马拉轿车是最好的交通工具，可坐可卧，一天可行百多里，在车篷里还可避过日晒雨淋、寒风割面之苦。林则徐于1841年7月13日接到道光皇帝对他“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的圣旨，第二天他就从浙江镇海的军营中出发，踏上漫漫戍途。中间奉命在河南开封协助王鼎治理黄河八个多月，又继续往伊犁跋涉，直到1842年12月10日才到达伊犁将军府所在地惠远城，一路下来，走了一年五个多月。最长的一段旅程是从西安到惠远城这一段，不停地走了四个多月。在惠远城住了两年，这不，1845年1月，在他即将跨入六十一岁的门坎的时候，又奉道光皇帝之命到新疆南部去履勘垦务，从惠远城出发翻过天山，又走了两个多月了。他生于福州，走上仕途后也曾在北京和江、浙、陕、豫、湖、广之间轮换任职，可那都是一些人烟稠密、交通相对便利的地区。自从他五十六岁以后，他就跟这马拉轿车结下了不解之缘，屈指算来，三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有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他是在轿车上度过的，坐轿车似乎早已经成了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虽说是车板上铺了毛毡和坐褥，还可以把一个被卷作靠背，若是谁说谁喜欢天天坐那玩意儿，那准是假话，即使是当时最好的交通工具，天天坐着也不舒服。走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林则徐就吟出了“沙砾当途太不平，劳薪顽铁日交争。车厢簸似箕中粟，愁听隆隆乱石声”的诗句，来宣泄一腔的心身痛苦。
林则徐一手撑着车板，一手抓着车帮，活动了一下颠疼了的臀部和坐麻了的腿，他突然怀念起官轿来。由官轿又想到他在任上时的情景，又想到了他刻骨铭心的广州，想到了他曾见识过的洋人，一个念头突然跳上心头：那些生活在极辽远之地的洋人们是怎样上路走长途的呢？听说他们有了火汽铁车和公共马车，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式？他曾广泛搜集国外的资料，辑成了《四洲志》，对外国情况知道一些，但仅仅通过洋文报刊和道听途说，极少有图形实物，因此对外国的东西还不甚了解。在广州时，倒是有一个洋人与他交谈时讲到过欧洲的马车，说他们的马车车底板上都装着弹簧，车座是沙发。当时林则徐问那个洋人：“弹簧是何物件？”
那洋人却摇头笑着说：“弹簧本来是你们中国人发明的东西，可是你们至今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能做什么用。你们到现在连皇帝都在坐硬板凳、睡大炕和硬板床，你们最豪华的马拉轿车到现在还是木头车轮木头车轴，车轴直接固定在车底板上，这样的马车毫无舒适可言，如果拿到欧洲去，人们会不把它叫做马车，而是称它是震骨器……”按中国正统人士的话说，欧洲人的那些东西叫作“奇技淫巧”，是不入流的东西；教者有儒、道、释三教，流者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九家，他们那些东西是哪一教哪一流，师出何宗何派？安邦治国定天下，靠的只能是圣贤之道，而不是奇技淫巧。
林则徐却不这样认为。他感到洋人的奇技淫巧后面隐藏着一种深厚的东西。林则徐是个博学家，他在揣摩春秋以前历史的时候就注意到了一个问题：似乎在器物形制和王制方式之间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比如，春秋以前的鼎和战车，在秦朝改制以后就不再使用了。洋人的奇技之术似乎是某种教化的产物，而那种教化不一定比中国的低等。元灭宋，那是一种低等教化战胜了高等教化，靠的是宋自身的丧国之相和蒙古的悍蛮。因为是低等教化胜了高等教化，元不可能久坐天下，最后不过六十年便亡国了。成吉思汗打下的浩阔帝国，不多年也分崩离析，曾心齐如铁、席卷天下的蒙古人，有的改信了喇嘛教，有的信了伊斯兰教，有的还在放羊，有的却已经成了农耕民族。历史上常有悍蛮战胜文明的例子，但最终还是为王的悍蛮者很快地被所征服的文明者从教化上征服了。而现在的洋人却不同。当年的蒙古人的悍蛮靠的是强暴和亡命，而现在的这些洋人的悍蛮，靠的却是一种勃发的智慧和一种教化的膨胀。举例说，指南针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中国人把制作得颇精致的罗盘主要用在了看风水选阴宅上；而欧罗巴人和俄罗斯人却用罗盘指路，越过辽远的海洋和陆地到中国的门口来撒野。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但中国人更多的是把火药用在了制造烟花爆竹上；而洋人们却把火药造成了大炮和火枪，靠着这些大炮和火枪，就那么几艘远离本土、没有后方补给的炮舰，就那么几队扛着火枪的洋兵，就能到中国来攻城掠地，打得一个泱泱大国巍巍天朝颜面扫地，不得不在由中国人发明的纸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并用中国人发明的印刷术刊布天下、存进历史。这早已不是元朝蒙古人的悍蛮了，而是另一种教化的产物。
当然，洋人的教化，只是欧罗巴国家的东西，中国是断断不可学不可用的，中国是傲立于天下的皇朝圣土，中国的教化只能是圣贤之道；如果改学了洋人的教化，就会损及中国的皇权和国统，那是断然不可的。然而，洋人的奇技之术还是可以了解了解、学习学习的。首先，用敌之器败敌之兵，这是孙子兵法里的一条基本原则，《孙子兵法·作战篇》云：“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芑秆一石，当吾二十石。”意思是明智的将军谋求取食于敌国，吃敌国粮食一钟，抵上吃本国的粮食二十钟；用敌国的草料一石，抵得上用本国的草料二十石。林则徐借鉴洋人的铸炮技术铸出的八千斤大炮，就在广州保卫战中打得英酋义律落荒而逃。其次，洋人的技术也还有诸多有用之处。比如他们的铸造术、造船术、远航术、机械术、建造术甚至做生意的方式等等，都有其一定的长处。为了迎战义律，林则徐曾专程下访澳门，争取澳葡当局保持中立。在澳门，林则徐亲眼见到了欧式建筑和室内设备，他还在澳门的大街上见到了底盘上装着弹簧、车板上装着沙发的马车，在他面前轻捷如飞地驶过。那马车柔柔的晃动，给人一种舒适和得意的感觉。当时因为公务繁忙，林则徐也没有心思去想马车的问题。后来到了遣戍的路上，尤其是到了新疆的大漠戈壁和天山险道上，在饱受颠簸之苦的时候，林则徐拍着他的轿车车帮，心里在说：“在这样的路上，还是洋人的那种马车好用。”有时候他被颠疼了，心里也会忿忿不平地说：“凭什么欧罗巴人的洋屁股就比中国人的屁股金贵？”
既然读不成书，就只好用默想来打发时间。人做了官以后是很累的，累在劳神，累在孤独。平头百姓，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高兴的事或者冤屈的事，甚或什么想法也没有，只是闲得发慌，都可以随时找到宣泄的方法。或骂一通妻子儿女，或找老友喝半斤烧酒，或扯开嗓门吼一阵戏文山歌。可是林则徐就没有宣泄的途径。他自小读书，年轻得志，二十七岁便步入仕途，在官场上已经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一方面，他修身养性，时时处处以圣贤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理想中的完人。这使他很少能碰到有共同语言的人。而且即使偶然碰到了一个，也不会像普通百姓那样絮絮叨叨无话不谈，君子之交淡如水，心志情怀都在谈古论今、吟诗作赋中含蓄地表达了。再说，贤德之人重的是内心的修养和自我的完善，有什么必要把心思抖搂给别人呢？另一方面，他从瀚林院庶吉士、乡试监考官到皇帝曾特别倚重的钦差大臣，从京官到地方官，从高坐深衙到黄河水利总管，从掌管一方行政的文臣到带兵打仗，他几乎什么官都作过，阅历丰富，人又极机警聪慧，所以城府很深、老辣持重。既然以仕途为终身，官场之上，都是在温笑与庄重之下各怀心思，至于有什么心思，只有自己知道。这是官场上的基本规则，谁不小心违背了这个规则，轻者误了自己的前程，重者性命难保，甚至株连九族。
在中国，自古以来当官者是最孤独的。在他们头戴官帽的时候，似乎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但在他们的内心价值上，却是无尽的猥琐与卑微。他深知谨言慎行的重要，心里的话是连老妻爱子也不能说的。他已经习惯于沉思默想，在心内的秘室里自己与自己对话。
林则徐在心里默默地掐算着时间，他算着，一个灼烫他心灵的日子已经临近了。这个日子就是二月九日。
那是大前年——道光二十二年的事。那年二月初八日（1842年3月22日），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黄河在河南开封祥符的溃堤决口终于被堵住了，一时间万民欢庆。第二天，奉皇命负责治理黄河水灾的军机大臣兼东阁大学士王鼎设宴庆贺。王鼎把劳苦功高的林则徐让到上座，亲自把盏给林则徐敬酒。身为皇帝左膀右臂的辅国之臣为一个被革职充军的罪臣敬酒，这是官场上极其罕见的事。
正当大家高高兴兴、喜气洋洋地喝着庆功酒的时候，皇帝的圣旨到了。圣旨曰：
上年降旨将林则徐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嗣因东河需人委用，将林则徐调赴河工差遣。现在东河合龙在即，林则徐著仍遵前旨即行起解，发往伊犁效力。钦此！
七十四岁的老臣王鼎闻言禁不住涕泪皆下、泣不成声，周围官员百姓无不捶胸顿足，林则徐顿时感到似乎整个天宇向他砸来，突然间大脑里一片空白。
林则徐一生中有天宇倾覆轧向一身的感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1841年7月13日）接到将他“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的圣旨，第二次就是这一天接到的这个仍将他发配伊犁的圣旨，第三次，是在赴戍新疆的路上听到王鼎为使皇上重新起用林则徐而以死相谏并于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三十日（1842年6月8日）悬梁自尽的消息之后。这三件事发生在一年的时间之内。
公元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广州虎门销烟以后，又整兵备战，坚固海防，不久之后便击败了英国炮船的挑衅和进攻。1840年7月，增援的英国军舰到达了广东沿海海面，挑起了鸦片战争。
在林则徐和邓廷桢的统辖下，广东、福建沿海防守极为严密，使英军无法进犯。于是英酋义律改变进攻方向，率舰队北上，攻陷了浙江的定海，舰队又继续北上，逼近天津，矛头直指都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