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却还没有结束，刘松龄继续说：
“正在皇帝在宫中对自己人发疯的时候，在四川发生了一个起义，很长时间就存在着星星之火，现在它爆发成了一场大火。这也是上帝对皇帝的惩罚。他派了十万多满洲部队，目的是进攻这些上帝的子民，打败他们。但是这些起义者依靠很大的胆略把他们打败了，而且使他们伤亡很大。更大的羞辱则是所谓软弱的中国人，打败了最能打仗的满洲人。
皇帝失望了，决定撤回部队。底下的军官通过私下活动，跟敌人秘密对话，答应给他们很多钱，还派了人质，并给他们无限通商贸易的自由，这本来就是这次冲突发生的原因。要求他们表面上服从皇帝的权威，请求给予和平。这对起义者有利，他们足以自豪了。对皇帝则相反。”
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金川之役，是乾隆十三年的另一件大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讷亲身为一等公爵、保和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户二部，为皇上亲手调教培养，十余年来“第一受恩之人”，现在成了第一“负恩”之人。他的“军前正法”，使满朝为之震惊。皇上简直就是以之泄愤、立威了。这在乾隆朝十几年时间里，还是没有过的。
在乾隆十四年底的同一天里，刘松龄还写了第二封信，在这封信里，他专门谈到了金川之役：
“（在战斗中）军队伤亡惨重，满洲人真丢了面子。他们的军事能力已经落下去了，他们的胆子也落下去了。
“现在事情全部过去了。但我看不出这些满洲人还能有多长时间来控制中国？满洲人的力量已经弱了，从几个地方能够看得出来，这一次打仗就看得更清楚了。一个共同的认识，是中国人是比较容易赶走满洲人的，如果在江苏、浙江发生了什么起义的话。”
刘松龄几乎把这称为“解放”，他的立场好像是更多的多站在了“受压迫者”的一边，强调了他们和满洲人之间的矛盾。
近人伊罗生说：传教士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感情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尚未研究的课题。在清廷钦天监任职的刘松龄，似乎已站在了清朝政府的“对立面”，像是一个“**********者”。在他笔下，皇帝有如“凶神恶煞”。乾隆之治已有十几年了，对皇帝和他的政绩，究竟该当如何评价？
2.初政，重拾人心
虽然大行皇帝走的突然了些（他年仅五十八岁），身为皇子的弘历却并非没有自己的政治主见，虽不能说是熟谙政务，但在父皇身边，也多少参予了一些政治事务（如对西南等地的用兵）。
他很了解，先皇在世之时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其行政的“苛严”。皇帝《遗诏》中说：“向后政务，应从宽者悉从宽办理。”这成为一个信号，新的政治局面，应运而至。
这并不是后人的看法，清人赵慎畛《榆巢杂识》中曾对此有集中的记载：
禁擅造寺观；
命甄别僧道，
铸宝云钱；
禁在任守制；
丧葬循礼；
裁泰山香税；
禁擅刑大臣（嗣后三品以上大员，革职拿问者，法司不得遽加三木）；
加教官品级；
给教职俸；
予离职封典；
禁契纸契根之法；
革除力役（禁工程捐派；凡工程用款，皆从正项开支）；
（提拿家属讯供）禁止株连妇女；
官埋无名胔骼；
加学政养廉；
革“圆扁子”番役；
停官俸扣荒；
优礼大臣；
革五城巡检；
减盐铁税；
出借仓谷免息；
减贡马银；
减热审杖责；
罚禁粮出境；
修浙省海塘；
漕粮改折色（淮、扬府属运河工程）；
增京师饭厂；
限征耗羡；
止迎送上官；
奖励老农。
然所列举，远未足备，爰据《高宗实录》补充如下，其中最重要的，为禁耕地虚报开垦、禁以文字罪人等：
（雍正十三年九月辛亥）禁陈奏祥瑞。
（十月丁卯）申禁各省贡献。
（辛未）严禁地方官匿灾。
（辛未）严禁地方官讳盗。
（乙亥）禁虚报开垦。
（辛巳）命裁落地税。
（十一月）禁以文字罪人。
（十二月辛未）严饬歧视满汉。
（壬午）劝减佃租。
（辛卯）禁督抚无故传唤属官等积习。
（乾隆元年）重举博学鸿词。开乡会试恩科。
（正月乙卯）禁盐捕私扰，失业穷黎，易米度日，不上四十觔者，不在查禁之内。
（二月戊辰）禁派绅衿杂差。
（甲戌）定江南、浙江佐杂养廉。
（六月癸未）给京员养廉。
（乙酉）禁百工当官贴费，及短发工食，或竟不给发者。
（丁亥）禁四川私派番民。
（戊午）定给穷苦佐杂回籍路费。
（庚寅）优礼生员。
（八月丁丑）加在京文员俸。
（丁丑）添给旗员空粮。
（戊寅）广陕甘武举解额。
（九月庚子）命各省秋审情实人犯，停止勾决。
（甲辰）定披甲人凌虐遣犯，并免职官生监等为奴之例。
（十月戊子）命岁征银钱并纳。
（乾隆二年三月丁巳）著八旗兵丁男女有年二十八岁以上，或力不能嫁娶者，每名赏银十五两，以完其婚嫁之事。（四月辛未）嗣后凡经选验未经记名之女子，无论包衣、佐领、管领暨八旗下，听其互相结姻，庶不致有怨女旷夫。
（四月辛未）禁收童生卷价。
并减免各地负担“极烦苛”者。
以上，用今天的话来说，或可谓之“昭雪冤狱”、“救民水火”。不知雍正朝还留下多少“苛政”，而与一向所说的“吏治清明”不相吻合，以致今上要一一釐正，也不顾大臣王世俊讥讽“今日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并搬出“爱民”、“养民”、“足民”的“三民主义”新提法？
时人黄卬《锡金识小录》：
至雍正十三年，今天子登极，凡民所不便者悉报罢，万民欢呼。
袁枚《文华殿大学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
皇上登极未一载，仁言圣政，重累而下，九州八陔，靡不异音同叹，庆尧舜复生。
陈康祺《郎潜纪闻》：
高宗登极，所布诏令，善政络绎，海宇覩闻，莫不蹈舞。
昭槤《啸亭杂录》：
纯皇帝即位时，承宪皇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跃，颂声如雷。吴中谣有：“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之语。
登极第一日，即遵大行皇帝遗命，命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辅政。并特召大学士朱轼回京办事，在总理事务王大臣处协同办事。
乾隆初政，禁虚报开垦，及清厘落地税、详慎刑狱、禁革滥刑，皆从大学士朱轼所请。据云，公辰入酉退（今时七八时至午后七八时），屡有密奏，故上之行政，惟以仁厚为本。
大学士张廷玉辅相两朝，一时大臣皆出后进，“负天下重望”，朝鲜史料称，“人皆以为张阁老在，天下无事云”。
时“每行一政，下一诏，海内喁喁，拜泣歌舞，以为尧舜复出”。有归美于大学士鄂尔泰者，其悚然曰：“天生圣人，社稷之福也。老臣何力之有焉？”
户部尚书史贻直奏停开垦、禁劝捐、循资格、用科目，疏数千言。上在藩邸习闻世宗称公，及是愈信其贤，悉允所奏。
雍正十三年九月，谕群臣更番入对，御史曹一士上疏慎择督抚，禁以文字罪人，甄别各省开垦，“所建白皆有益于民生世道，朝野传诵”。
九月，召前总督、“科甲领袖”杨名时来京，以礼部尚书衔入教皇子，兼管国子监祭酒，直上书房、南书房。
昭雪科甲朋党案，（原任御史）谢济世、（直隶总督）李绂、（四川巡抚）蔡珽等，分别予以任用。
起用前朝革职官员张楷、彭维新、俞兆晟、陈世倌（后皆位至方面）。
复召孙嘉淦来京，进《三习一弊疏》。上嘉纳之，寻迁刑部尚书。
上求直言，御史金溶上《培养元气疏》，言养民、备荒，及缓开垦升科、豁免带征、免关税盈余等事。
雍正十三年十月，以西北两路大军已撤，大小事件俱交总理事务王大臣办理，遂裁撤办理军机处。总理事务王大臣：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协办总理事务：平郡王福彭、大学士徐本、朱轼（乾隆元年九月卒）、公讷亲，尚书海望。
乾隆二年十一月，服丧二十七月释服，总理事务王大臣请解总理事务。恢复办理军机处建置，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公讷亲、尚书海望、侍郎纳延泰、班第为办理军机大臣。初，例由讷亲一人承旨，张廷玉拟旨。
洪亮吉云：乾隆初年，纯皇帝宵旰不遑，勤求至治，其时如鄂文端（尔泰）、朱文端（轼）、张文和（廷玉）、孙文定（嘉淦）等皆侃侃以老成师傅自居。亮吉恭修《实录》，见一日中朱笔细书，折成方寸，或询张、鄂，或询孙、朱，曰某人贤否，某事当否，日或十余次。诸臣亦皆随时随事奏片，质语直陈，是以上下无隐情。纯皇帝固圣不可及，而亦众正盈朝，前后左右皆严惮之人故也。
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云：乾隆帝即位后，朝政颇尚宽大，凡宗室人等，旧被圈禁，至是一律释放。封允e、允禵公爵，复阿其那、塞思黑子孙红带，收入玉牒。自己的兄弟骨肉亦均封为亲王。尊母钮祜禄氏为皇太后。册立元妃富察氏为皇后。母族后族，都另眼相看。又把岳钟琪等释出狱中。赦汪景祺、查嗣庭家属罪，命他回藉。因此宗室觉罗，勋戚故旧，官吏人民，没一个不颂扬仁德。自西北休兵，只云贵叛苗，未曾平靖，特逮回张照、哈元生、董芳治罪，别授张广泗为七省经略，节制各路人马。迨苗疆已定，海内承平，乾隆帝乃偃武修文，命大学士等订定礼乐，鄂尔泰、张廷玉两大臣，悉心斟酌，规矩三礼，考正八音。又复连年五谷丰登，八方朝贡，真个是全盛气象，备极荣华。
以致对清人一向抱有成见的朝鲜使臣也说：“清人虽是胡种，凡事极为文明。典章文翰，皆如皇明时。”“乾隆行宽大之政，……可谓贤君矣。”
盖“宽政”素为今上所推崇，并非仅是客观形势的产物。他自少接受纯正的儒家教育，信之极笃。就连师傅朱轼、鄂尔泰、张廷玉等亦称其学问纯正，才超学遽，往往“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其年轻时所纂《宽则得众论》，尤表达了对“宽仁之治”的憧憬：
自古帝王受命保邦，……非仁无以得其心，而非宽无以安其身，二者名虽为二而理则一也。……诚能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则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
苟为不然，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则虽勤于为治，如始皇之程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亦何益哉！
《尚书》是他即位后再二再三、引用最多的典籍之一。其《大禹谟》曰：“御众以宽”，“克宽克仁”，又曰：“代虐以宽”，“宽而有制，从容以和”，“宽仁”乃是儒家政治的至高理想，也是皇上欲“回复三代”的一个基本条件。乾隆元年正月丁酉，上谕：
为治之道，在于休养生民，而民之所以休养，在乎去其累民者。使其心宽然自得，以各谋其生，各安其业，而后富足可期。……
嗣后各直省督抚务以休养吾民为本。而一切扰累之事。速宜屏除。庶民生可遂，而民气以舒。
其目的，就是为了“俯顺舆情”，造成一个宽舒的政治气象，“使其心宽然自得”，“庶民生可遂，而民气以舒”。其后又明确表示：“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居首”，舍宽而无其它。
是为乾隆初年宽仁之政。切勿忽视了这些思想行为，其目的正是儒家一向主张的，用“以感发人之善心”。不过，也不能以为这些就代表了乾隆初政的所有内涵，或以为今上只是个会拉选票得民心的二流政客。除此以外，他还有大手笔在后边。其《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论》曰：
后世人君施一二善政于民，曰：此仁育也。然其实惠于民何有焉？
显示其意远迈于此。而正是有了这一番铺垫，或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有了一个很高的“支持率”，再经过一年的调试，自觉能够成功地掌控这个国家机器，——那些胸中的宏大计划，也就可以顺势出台，而很少阻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