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与初等教育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以法律认可的能力获得社会的合法性承认，取得进入社会诸职业的授权；这是教育目标的一种质的转变。在当下中国的教育体系中，为了获得这种资格承认，所通用的方式就是高考制度。尽管目前采用的高考制度暴露出许多弊端，但它仍是中国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形式，目前还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完全取代它。关于高考改革的话题，在笔者看来，当下主要应该关涉两个层面的改革：其一，高考制度的改革；其二，高考内容的改革。由于高考制度改革涉及内容比较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转变，这里暂且不多谈。仅就与本文相关的高考内容改革而言，操作起来会简单很多，高考内容的选择直接决定素质教育的归宿与命运。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社会一方面强调推行素质教育，另一方面又在最重要的高考内容设置中不体现出来，导致以美德为基础的素质教育的内在价值根本无法得到有效的转换。对个体而言，一旦践行，很有可能影响应试教育带来的外在价值的损失，由此，缺少必要的制度保障，素质教育就彻底沦落为教育内容中的鸡肋。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于，素质教育的内容如何体现在高考选拔中，换言之，美德的价值如何在高考中得以体现。比如诚实、勇敢、正直这些美德根本无法量化，很难在试卷中呈现出来，这就是价值理性在价值转换中面临的共同困境。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只能依靠“用时间换价值”的方法，做法很简单，由于美德的积累与呈现都是需要时间的，延长时间会把美德的价值很客观地呈现或折射出来，同时，时间也是揭穿各种伪装美德的最好检验器，在操作层面就转化为增加美德评定在高考成绩中的比例权重。如何防止基层作假？公开，透明，让一切呈现在阳光下，毕竟美德是很难伪装的。另外，辅以适当的激励措施：奖励是正向激励，惩罚是反向激励。尤其是惩罚机制，它的作用最为持久。通过这些措施，美德在高考中的价值自然会逐渐得到认可，并成为个体的一种理性行动指南。
按照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中的说法：“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给我们的大学教育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大学的责任。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厘清如下两个问题：其一，大学的功能；其二，大学的处境。大学的功能是其所处时代症候的体现，在工具理性主导下的时代，大学无疑会把自己的行动纲领契合于功利主义原则。由此，我们看到，今天的大学都演变为一种高级的技能培训所，批量生产，流水线作业，培养出来的是整齐划一的具有超强谋生能力的匠人而非思想大师。从专业设置到教学内容的选择，一切按照市场需求原则来决定取舍。按照哲学家卢卡奇的说法：“在现代社会，人们之间的联合是一种分工基础上的联合，这种联合是按照效率最大化原则，按照技术合理性的要求建立起来的。” [4]基于这种现实，大学在思想与行动上就出现了分裂，精神分裂的大学造就了“心—身”分离的学生。为了重新造就人与社会的统一性，近年来兴起的通识教育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缩影。问题是，通识教育仍然是一种知识的灌输，它力图解决的是专与博的问题，而无法从根本上贯彻美德教育。为了解决这种困境，持之以恒地加强人文主义教育就是一条绕不开的道路，借助于这种努力，缓慢地树立一种以智慧、勇气、正义与节制等美德为坐标的精神地图，使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信仰、热爱、诚信等美德成为一种生活习惯，这也是大学作为习惯培养场所的职责所在。这种缓慢的进步，意义深远，通过一批批习惯美德的毕业生走向社会，大学在间接地加快美德共同体向远方的扩散，假以时日，这种如春草般蔓延的美德共同体会让整个社会出现质的变化。只有基于此，大学才有资格被称作人类思想的高地，因为，它在时刻不停地向整个社会溢出美德和希望，随着接受美德的人群的增多，整个社会的吸收能力在快速加强，社会的文明脚步也随之加快。只有在这种氛围下，我们才可以听见那些久违的历史绝唱：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
大学文化改革的路径很多，关键是发现核心问题所在，然后才能对症下药。根据笔者多年的观察与思考，当下大学存在的痼疾在于教育理念的落后以及大学过度行政化的恶习。就此而言，重建教育理念，使之成为一种有机理性主导下的教育纲领是当务之急，核心主旨在于从培养人才的“术”的层面，发展到培养人才的“道”的层面，只有基于此，追寻美德以致达到止于至善才是可能的。至于大学的过度行政化，缩减其规模，转化其功能，即可改观。其实质在于使行政人员与资源分配环节脱钩，遏制权力可能衍生的寻租现象。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努力也削减了行政人员对于意义与自由的肆意分配，最大程度上削弱了来自行政权力的无限制的自由裁量权。这种尝试，也就是美国经济学家阿兰·斯密德提出的“状态—结构—绩效范式”（SSP范式）的变体。从中不难看出，改变当下大学的结构，才能换来我们渴望的状态与绩效的改变，从宏观角度来说，这种努力也为大学争取了更多的自由空间。以往大学改革成效不大的原因就在于仅仅徘徊于对大学状态的稍许改进，或者对绩效的奖惩激励的调整，而远未触及大学的核心结构。所以未来大学改革的关键出口在于大学结构的改革，否则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就是一句空话，或者纸上谈兵。笔者曾戏言，我们与国外大学进行对比，不在于我们大学的结构比人家缺少什么，而关键在于我们比人家多了什么。多什么比少什么在当下更能反映大学存在问题的实质。
变革中的大学职责就体现在：它不仅仅是新知识、新思想的发源地，它应该担当推广美德的先锋，并以强大的道德勇气敢于践行诸美德，为整个社会输出思想，塑造时代的文明坐标，并以此召唤与引领受教育者内心沉睡的美德奋然前行，以卓越和勇气赢得社会的恒久尊重与敬意。所有这一切，就是我们今天在大学倡导素质教育的目的所在。
注 释
[1].（美）A·麦金泰尔．追寻美德：伦理理论研究【M】．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248．
[2].（美）罗伯特·诺齐克．经过省察的人生———哲学沉思录【M】．严忠志、欧阳亚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47．
[3]. 爱弥尔·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M】．渠东、付德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84．
[4]. 阿克塞尔·霍耐特．分裂的社会世界———社会哲学文集【M】．王晓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2．
3.两种知识观与短视的偏见
见到又有人在谈论读书无用论的老话题，恍然发觉这三十年间，我们在思想观念上几乎毫无进步可言，每隔一段时期，老调就会沉渣泛起。究其原因，无非是当拥有知识所获得的荣誉与收益在遭遇社会整体知识水准快速提升的对照中，原有的差距开始缩小，甚至出现落差，一些人开始感到失落了，然后就有各种版本的读书无用论开始粉墨登场。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如果我们不能弄清其背后的流行机制，那么这种思潮就如同流感一样，隔几年就发作一回，周而复始，而且是典型的中国症候：扰乱人们的认知！笔者认为，这是两种知识观的差异带来的必然结果。
众所周知，读书的过程原本就是一个人获得知识与开启心智的过程，那么获得知识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这才是后来所有争论的岔路口所在。笔者认为这里存在两种知识观的差异，即西方的知识观与儒家知识观这两种不同范式所带来的结果。为何西方很少出现热议读书无用论的现象呢？为了把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我们需要简单地把两种知识观做些对比，然后不难看出问题之所在。
西方的知识观来自古希腊苏格拉底传统，他们认为获得知识具有如下作用：知识即美德，获得了知识也就拥有了美德。那么为什么要拥有美德呢？因为美德是获得幸福的充分条件。在古希腊人那里，美德大体来说包括四种，即智慧、勇敢、正义与节制，所有这些美德都是要通过学习来获得的。这是在人类知识还很孱弱年代的理性人的一种内在诉求。到了17世纪，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培根提出了震烁古今的名片式宣言：知识就是力量。从这时开始，知识与力量之间建立起牢不可破的联系，获得知识的意义开始从内在心灵世界的满足走向对外部世界的掌控，即用知识征服世界，这种思潮主导了西方近代工业化的进程。
到20世纪70年代，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出在后现代背景下，知识即权力。这又是一种对获得知识的革命性认识，它暗合了当代社会心理对去中心化的一种诉求，每个人通过拥有知识就可以摆脱对垄断权力的臣服。因为知识，每个人就成为一个个分散的权力中心。其实，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后现代状况所决定的，它更是高度分工时代的必然趋势。按照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观点，现代社会是一个脱域的社会，整个社会有序运行的维系，寄托在两套不可见的信任机制上，其中的一套信任机制在宏观层面就是象征标志，它是由具有合法性的制度授权的。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权威部门提供信息的信任就是象征标志在起作用；在微观层面，另一套信任机制依靠专家系统来维系社会生活的秩序与安全。比如，我们坐高铁旅行，不需要知道谁设计了高铁，我们相信那些专家会基于专业知识，以职业精神造出符合安全质量要求的高铁。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象征标志与专家系统的正常运转，我们的生活才是有秩序的，也是安全的。而这两套系统之所以获得我们的信任，是因为他们都是基于知识而拥有这等神奇的魔力。这种变化从大的方面讲，是社会进化与专业分工的必然结果，由于知识的分立特性，没有人可以掌握所有知识，我们的生活依赖于无数陌生人的知识，同时，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信任体系中的一个节点。因此，在这个表面看起来高度分离与疏远的社会里，我们从来没有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一刻也离不开其他人的工作而存在。至此，我们看到西方知识观的演化经历了从内到外的内涵扩展性增长：知识、美德、幸福、力量、权力。在这个知识演化的链条上，我们也看到了西方文明发展的轨迹，这哪里给读书无用论留下空间呢？西方知识观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形而上追求是真理，而真理与存在者的自由有关，这也间接证明了为什么科学会出现在西方而非东方的原因了。
那么东方儒家知识观又包含些什么内容呢？其实，儒家的知识观同样经历了从内到外的演化链条，按照儒家经典《大学》的说法，获得知识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人实现内圣外王的过程，对个体内心来讲，通过追求知识可以达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在此基础上向外扩展就可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有这些形而下的努力，其主旨在于有用，坊间流传甚广的“经世致用”、“悬壶济世”等都是这条求知路线的必然发展结果。儒家知识观所追求的形而上目标则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按照北大楼宇烈教授的解释，所谓“止于至善”，就是中庸。这个目标仍然徘徊在入世的伦理层面，仍然是对用的尺度的把握问题。抛开形而上层面不谈，儒家知识观的核心主旨在于“用”，换言之，一旦获得知识不能满足现实可见的“用”的目的，那么，这种知识就是无用的，也是不值得追求的。中国儒家采取的“用”的标准严重缩减了知识的价值，这是一种典型的短视的偏见。知识不仅仅具有可见的物质价值，它还具有不可见的精神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