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系统失灵固然可怕，但还不是最严重的，毕竟每个专家对其行为选择还要承担沉没成本的潜在损失，只要通过公开透明与加强监管，专家系统的失灵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处理，难的是制度体系正式授权的象征标志系统出现失灵，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最后的规训闸门失守，这种情况处理起来就困难得多。试问，最近几年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有哪几件是由质监部门等正式授权机构率先发现的？几乎没有，更为糟糕的是，即便你向有关部门举报相关问题，这些机构也是拖延不处理，甚至出现搪塞、包庇等违规事件，这些现象都是象征标志失灵的体现。之所以会出现象征标志失灵，是因为制度本身出了问题，不能正常工作，即体制陷入危机之中。当下中国食品安全境况之所以越来越糟糕，就是因为制度本身出现了问题。如果把板子全部打在违规的厂商与个人头上，显然只能治标不治本，一旦机会来临，各种失范现象仍会死灰复燃。现在的问题是，作为象征标志的正式制度授权机构为何不作为？究其原因无非有三种：其一，地方政府的施政目标设定出现扭曲，如追求GDP、就业等政绩诉求，而造假企业可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其二，由于缺乏权力制衡机制以及有效的监督，很容易滋生潜在的利益勾连，以强制性手段作为交易的资本，这就是典型的官商勾结情形；其三，职能部门缺乏明确定位与目标，导致人心涣散，群体混日子，由此形成权力部门主动不作为或者瞎作为（寻租行为）。为了有效遏制这种情况，改善制度结构是当下最有效的举措。之所以强调制度结构改革的重要性，是因为制度本身对群体行为与心理提供了从硬到软的多重规训技术，并且培育一种带有导向性的价值观。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权力的配置，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达龙·阿塞莫格鲁指出的那样：“制度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影响法定政治权力的未来分配；政治行动者之所以要控制和改变制度，是因为他们要锁定他们当前的政治权力。” [7]基于此，改变的路径就在于从制度结构入手，这也是美国经济学家阿兰·斯密德提出的“状态—结构—绩效”范式的深意所在（即SSP范式）。斯密德认为：“个人创造制度，所创造的制度规范个人的行为，反过来，个人行为进一步修正正式或者非正式制度。” [8]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的泛滥究其实质而言是制度出了问题。于此，必须改革制度结构，否则一切所谓的严打与整顿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举措，这种举措不但效果不佳，反而进一步损害了制度本身的权威性与合法性。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明天，就需要从今天开始塑造。毕竟，今天的制度结果是向明天制度演变过程的一部分。
1.3 建设正义的制度与有良心的市场
食品安全问题泛滥表面看来是个别人与厂商利欲熏心，严重背离个人操守与职业道德，其实它反映了当下严重社会失范的现实，只不过由于食品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由此才被重视而已，还有多少其他问题远比食品安全问题危害更大（如环境问题），由于短期内难以发现其危害而一直被遮蔽着。因此，从食品安全问题这个视角，它折射出如下几点值得思考的地方：在微观层面，处于社会转型期，主流意识形态衰落，导致群体价值观分裂，出现集体无意识，这就为个人的“平庸的罪恶”松开了缰绳。在中观层面，权力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是扭曲的，由于法治的不健全以及行政不作为，导致所有的行为都是无约束的，整个社会陷入霍布斯的“丛林原则”状态：所有人坑害所有人，契约精神无法在社会中有效运行。曾有学者不无感慨地说，中国是缺少教堂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传统文化的毁坏以及宗教的长期缺席，传统信仰中的最后审判以及轮回被彻底祛魅化，随之而来的源自内心的敬畏感与羞耻感荡然无存。惩罚的失灵，为所有的劣行派发了通行证。在宏观层面，制度结构许诺的目标里缺乏正义的美德，导致所有的政治行为不是基于原则的政治，而是基于利益的政治，这才是食品安全问题给出的最深刻的警示：制度结构在深层次出现了问题，这才是真的危机。如今的食品领域打假大多是个人行为，而相关消息的散播又被权力严重控制，举报人的正义行为得不到有效保护，独自背负本应是制度结构应承担的成本，从而阻击了来自民间与公共领域的监督。前些日子有媒体报道，举报地沟油的线人遇害，这则消息实在令人心寒。在权贵阶层用特供食品来远离有毒食品的今天，谁来监管食品安全？在权利主体不明确的情况下，治理的未来令人担忧。而造成这个局面的首要因素就是制度结构出现了危机，这才是本文想要探讨强调的解决出路。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理想的食品安全环境应该基于追寻正义美德的制度框架下，然后是建设有良心的市场，良心和经济并不矛盾。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求所有市场参与者恪守契约精神，并以一种最低限度的基于良心的价值观，捍卫在市场中伸出的那双看不见的手是干净的，只有基于此，这个社会与群体才配称得上是文明的。
注 释
[1].Ｃ·谢·弗兰克．社会的精神基础【Ｍ】．王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98．
[2].约翰·罗尔斯．正义论【Ｍ】．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89．
[3]. 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M】．孙佩妏、陈雅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8．
[4].爱弥尔·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M】．渠东、付德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47．
[5].爱弥尔·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M】．渠东、付德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88．
[6].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M】．姚伟、王黎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6．
[7].达龙·阿塞莫鲁格，詹姆士·A·罗宾逊．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M】．马春文等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191．
[8].阿兰·斯密德．制度与行为经济学【M】．刘璨，吴水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8．
2.“类霍布斯效应”下的素质教育：位置与价值
最早是谁以及为何提出素质教育的概念，如今已经不太好找到具体出处，目前能够见到的以官方文件形式正式提出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0613）。该决定从结构上看，包括素质教育的内容、条件、师资以及环境四个方面，共计4项26条。抛开素质教育的支撑条件不谈，仅从素质教育内容角度考虑，依旧是按照德、智、体、美、劳五大领域建构素质教育内容，而且，它的主战场仍旧锁定在中小学阶段。时至今日，素质教育已经运行了整整十二年，其效果如何呢？这期间素质教育面临怎样的困境？它的未来命运又会怎样呢？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亟须梳理与审慎思考的。为此，本文力图解决两个问题：其一，“类霍布斯效应”下的素质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位置问题；其二，素质教育的价值如何得以体现。
2.1 素质教育在学习社会中的位置
素质教育的提出，原本是对功利主义模式下的应试教育的一种主动修正，以此来应对整个社会遭遇的日益严重的“类霍布斯效应”。“类霍布斯效应”是笔者近期提出的一个说法，它来源于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丛林法则”，即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所谓的“类霍布斯效应”是指：每个人都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追求自身利益与效用的最大化，而结果却导致整个社会的福祉与效用的急剧降低，最后，反而消减了每个人最终的利益与效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二：其一，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权利在社会领域里是存在矛盾与冲突的；其二，人是社会性动物，它需要通过遵循一些社会活动规则来达成整个社会的秩序，只有这样，每个人的生活才是有尊严的（关于规则，这里要避免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伪问题的争论中，我们把规则看作是一种源自哈耶克式的自生自发秩序的结果）。这种观点也印证了自亚里士多德以降到马克思的思想传统，即人是政治性动物，以及人是社会关系总和的说法。如果说自启蒙运动以降，人类的理性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与快速发展，那么，随着近代工业化社会的到来，市场经济的兴起，现代性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即理性的内在结构出现分裂的现象，由此生发出理性的两条发展道路，即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裂。而工业化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工具理性的发展，这符合工业化社会的特点，一切以计算为最基本的行动纲领，以此求得外在收益与效用的最大化，这条道路发展的极致就蜕变为彻底的功利主义理性观，人，最终也蜕化成一种经济动物。而作为存在者存在的人的本质要求，即价值理性则被迅速边缘化与萎缩，由此整个社会进入功利主义时代，此时“类霍布斯效应”的发生就是这条道路自然延伸的、无法回头的归宿与终点。每个人都被迫进入功利主义的跑道，身不由己地奋力前奔，一旦掉队就再也没有翻本机会，这是利益的轮盘赌。在此背景下，整个社会出现日益冷漠化与疏离化的现象，社会失范成为一种常态，由于人类习性的锁定效应，我们再也看不到人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了。
如果仅仅是某个个体陷入工具理性的竞技场倒也不是大事情，问题是这种范式会把整个社会引导到功利主义的道路上去，这才是最可怕的。一个好的社会必须要有价值理性来引领社会秩序与方向，而构成价值理性的要素就是美德。尽管美德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变化与差异，但其最终的诉求却是与人的目的的实现有关。按照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说法，一个好的城邦所应追寻的最大美德是正义。但是在工具理性主导下的功利主义氛围中，一个社会所追求的美德迅速退化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纲领，如何实现城邦的美德，就需要城邦内的公民追寻与践行美德，由此才能带来城邦的美德，换言之，好的城邦是由好的公民构成的。在古希腊人那里，公民所应该追寻的美德主要有四种：智慧、勇敢、正义、节制。公民践行美德将呈现出两种价值，即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当这两种价值得到统一的时候，对社会而言，社会秩序得以确立；对个体而言，内心安宁状态得以呈现（中国人所谓的良心）。换言之，正如美国哲学家A·麦金泰尔所言：“如果没有美德，那么在实践语境中，就只能认识到我所谓的外在利益，而根本认识不到内在利益。而在任何只承认外在利益的社会中，竞争性将是最显著的，甚至是唯一的特征。” [1]这样一来就会出现坚持美德与内在利益和外在利益相矛盾的情况，此时，美德的选择就面临考验。因为，在麦金泰尔看来，拥有美德是获得内在利益的必要条件，但拥有美德也可能全然阻碍我们获得外在利益。众所周知，诚实、正义与勇敢的修养时常会使我们得不到财富、名声和权力。纵然我们可以希望，通过拥有美德我们不仅能够获得优秀的标准与某些实践的内在利益，而且成为拥有财富、名声与权力的人，可美德始终是实现这一完满抱负的一块潜在的绊脚石。而当一个社会过分功利化之后，美德的坚守与捍卫就成为获取最大利益的障碍，如果践行美德的实践后果只能是让个体的利益受损，那么提倡美德的行为就变为一种没有根基的语言游戏。如果我们把美德的影响看作是社会生活中的正外部性的体现，就会出现社会群体在美德上的肆意搭便车现象，即没有人希望由于自己的坚守美德而使利益受损，而同时却希望别人坚守美德自己享受别人践行美德带来的额外收益。就像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希望别人遵守规则和操守，而自己则总是希望暗中违规，这就是典型的在美德上搭便车现象。如果没有一种规范与制度制止这种随意搭便车的行为，就会导致所有的人都不坚守与捍卫美德，从而整个社会无可救药地滑向“类霍布斯效应”的陷阱。美德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就会出现哈丁的“公地悲剧”，这才是当下每个人都认为素质教育重要，而运行效果甚微的根源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