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升
如果说写诗歌，是小桥流水式的低吟浅唱；写散文，是晓风残月式的情景描绘；写小说，是大千世界的舞台彩排；那么，写报告文学，则是严肃而深刻的社会写实。因此，写报告文学，不仅需要同样优美的文笔，而且更需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敏锐的观察力、对时事政策的准确把握和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
如此看来，很难想象一个生活在偏僻一隅的青年作家能够写出报告文学类的力作。
然而，阮梅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出色。她生活在湖南华容这么一个小县城，却胸怀天下，关注中国，带着湖南妹子特有的倔强，带着她那凝聚着万千情感、心血与责任的使命，突破重围一路向北，硬是在如今佳作迭出、被誉为“中国报告文学新重镇”的《北京文学》（精彩阅读）杂志上崭露头角，且出手不凡，短短半年内在这家刊物发表了《拿什么拯救失陷的青春灵魂——当代青少年心理危机调查》和《农村留守孩子，中国跨世纪之痛》两个中篇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引起读者广泛的关注。后又在《报告文学》、《读友》等同样重量级月刊发表四篇报告文学，从而将自己置身于当代中国文坛那盏明亮的聚光灯下，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
《天使有泪》收集的就是《北京文学》月刊上发表的两个中篇。
在发表这两篇作品之前，我与阮梅素不相识，报告文学界以及众多的读者对她的名字同样陌生。我只是从她的简介中，约略得知她出身农民，业余时间作过画，后来当过老师，做过县里小报记者，眼下是湖南省华容县科技局的一名干部。她是慕名《北京文学》（精彩阅读）的“现实中国”报告文学栏目而将自己的稿子投寄来的。因为我担任着这本杂志执行主编的工作，而且直接抓“现实中国”这个栏目每期的报告文学作品，因而认识了阮梅。客观地说，阮梅这两篇作品的初稿修辞和逻辑并非尽善尽美，但它的题材、内容和骨架确有大家之风，从一开始就吸引了我。而对于我提出的修改意见，阮梅秉持真诚、谦逊的态度，择其善而采纳，终于使自己历尽艰辛倾注真情和心血的作品引人注目地问世。
《拿什么拯救失陷的青春灵魂——当代青少年心理危机调查》，是阮梅的第一篇报告文学。这篇作品的诞生，可以说不是记者式的选题先行有意为之，而是她作为教师在与学生长时间相处之中，从一位学生特殊的“求救信”中发现的大选题，是真正的有感而发。开放的时代和开放的社会，多元的观念和多思的年华，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缺失，使得骚动年代的骚动青春迷失乃至失陷，一些原本风华正茂的青少年学生步入歧途。悲剧接踵而至，希望相继破灭，这无论对自己，对家庭还是对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都是很可悲的。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展示发生在当代青少年学生身上的种种可悲，而是通过扎实细致的访谈，循循善诱深入思索，从众多不同类型失陷的青春灵魂中，探求失陷的主客观缘由，进而探寻从自身、家庭、学校乃至全社会的不同角度进行疗救的途径。
《农村留守孩子，中国跨世纪之痛》选题重大、辐射面广、思考深入、文笔纯熟，比第一篇更胜一筹，堪称为近年报告文学关注“三农”问题的立碑之作。多年来，以《中国农民调查》等为代表的报告文学，将焦点对准社会关注的农民负担或农民工问题，而来自基层农村的作者阮梅却独辟蹊径，将视角对准农民外出之后农村孩子的成长问题，这不但是近年报告文学中的崭新内容和崭新题材，更是来自农村中更具前瞻性的重大社会问题。因为农村留守孩子教育的成败与否，事关农民和农村的发展与未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农民的素质与命运就难以真正获得改变，新农村的建设也只能成为空话。难能可贵的是，与她的第一篇报告文学一样，在这篇作品中，阮梅不仅仅对农村留守孩子的现状和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与客观生动的描写，而且对此一问题的社会现实原因和解决问题的途径进行了颇具见地的思考与阐释，显示了报告文学作者捕捉社会生活应有的敏锐和勇气，更显示了报告文学作者应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这篇作品，字里行间不仅充溢着作者的焦灼和忧患意识，而且显示着作者女性的特有细腻和母性的善良。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为了写作《农村留守孩子，中国跨世纪之痛》这篇报告文学，她在自己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自费远赴河南、陕西数省，与数千个农村教师、留守孩子及其家人交流座谈。
其间付出的艰辛与努力，外人难以想象。我想，这正是报告文学作者应有的责任与执著，也是她出手不凡、获得初步成功的原因所在。
从《北京文学》已经发表的《拿什么拯救失陷的青春灵魂——当代青少年心理危机调查》和《农村留守孩子，中国跨世纪之痛》两篇报告文学来看，阮梅的报告文学已经引起了很强的社会关注度，她的报告文学深深植根于基层，敏锐地体察并捕捉着底层百姓生活的细波微澜，采访深入扎实，写作倾注情感凝聚思索。她的报告文学创作，一如她的名字，正像一枝刚刚绽放枝头的红梅，笑迎春天，光彩夺目。
我有理由期待阮梅继续写出更好更多更受读者欢迎的文学作品。
（作者系《北京文学》杂志执行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