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伐军大获全胜的同时，经过李大钊、刘伯坚、蔡和森长期的教育、帮助，原直系军阀冯玉祥于9月17日率部在五原誓师，宣布正式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到1926年底，北伐军已歼灭吴佩孚、孙传芳两部主力，控制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冯玉样部也已控制了中国西北部陕甘地区，将东出潼关，进军河南。这将造成南北两路大军夹击军阀势力，会师郑州的有利态势。
北伐战争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打垮了军阀吴佩孚，歼灭了军阀孙传芳的主力，革命势力从广东迅速扩展到长江流域，占领了半个中国。尽管这是短暂的胜利，但它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显示了国共合作的巨大威力。这是国民革命军的胜利，也是国共合作的胜利。
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如，在这场日益高涨的大革命浪潮中，共产党人是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运动去组织中国工人、农民以及青年，还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群众？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大会围绕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11个议决案，并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党的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参加”。“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所以，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强调了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4]，这表明，此时党已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
党的四大作出的各项正确决策，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来临了。
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北伐军所到之处，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地在广阔的范围内组织起来。湖南、湖北的工会会员，到1926年年底左右，发展到30余万人，在许多地区，工人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纠察队。1927年1月，汉口、九江工人群众在李立三、刘少奇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同英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先后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认真总结前两次起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周密策划，精心组织，于3月21日，由上海市总工会发布了总罢工令，参加罢工的达80多万人。接着举行了武装起义。在起义总指挥周恩来及罗亦农、赵世炎的直接领导下，向驻在上海的反动军阀展开了猛烈的进攻，经过30小时的激战，打败了反动军阀的武装部队，解放了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在上海的长期统治。中国工人阶级的这次英勇斗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与革命精神，成为中国工运史上的不朽篇章。它也向一切怀疑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人们表明，中国工人阶级是可以担当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的。
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北伐革命战争期间，同工人革命运动一样，农民运动也在大半个中国蓬勃开展起来。由共产党人彭湃等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更加扩大，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先锋。为培养农运干部，在中国共产党倡议下，从1924年7月到1926年9月，广东革命政权在广州先后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相继主持下，农讲所为广东和全国20个省区培训了700多名农运骨干，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1926年7月，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为加强对农运的领导，1926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央农委决定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农运为重点，同时在陕、川、桂、闽、皖、苏、浙等七省全面推动农民运动。12月20日，毛泽东在湖南全省第一次农、工代表大会上发表《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的演说时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
在北伐军占领的地区，农民运动得到更大规模的发展。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湖南农村掀起了一场迅猛异常的革命大风暴，攻击的矛头直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旁及各种宗法思想和制度。许多地区的地方政权、地主武装被打得落花流水。在那些打倒了地主政权的地方，农民协会便成为乡村的唯一权力机关，做到“一切权力归农会”。在展开政治斗争的同时，他们又从经济上打击地主，开展减租减息减押的斗争。农民们还对宗法思想和制度进行了猛烈冲击，他们禁止迷信活动，没收祠堂庙宇，推翻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农村革命也冲击了束缚妇女的夫权，各级农协都设立了妇女部，不少妇女拿起梭镖同男子并肩作战。
到11月底，湖南全省已有54个县建立农民协会，会员从北伐前的40万上升为107万；到1927年1月，会员又激增至200万。湖北、江西的农民运动也有很大发展。在湖北，全省农民协会会员由1926年7月的3万多人增加到11月的20万人左右。江西的农民协会会员从1926年10月的6000多人发展到11月的5万多人。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到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等县考察农民运动。他召集农民和农运工作者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写成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成为党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纲领性文献。
在湖南、湖北、江西农民运动大发展的推动下，其他各省的农民运动也逐渐兴起。到1927年3月底，农会组织已遍及粤、湘、鄂、赣、豫、陕、皖、川、闽、浙、苏、直、鲁、桂、冀、察、绥等省，有组织的农民达800万人。3月30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农民代表在武汉举行联席会议，成立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毛泽东、谭平山、彭湃、方志敏和邓演达等13人被推为执行委员。这个委员会对发展各地农会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等，作了具体部署[5]。
[1]中央统战部：http：//www.zytzb.cn/zytzbwz/theory/lishi/lishi7.htm
[2]王邦佐：《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页。
[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34页。
[4]《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5-79页。
[5]《大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光明日报》2006年7月2日。
三 经验和教训
陈独秀在统战问题上的错误
1.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理论
1923年二七罢工失败以后，陈独秀相继发表了《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对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完全错误的理论分析，形成了他的右倾错误的理论基础。其主要错误是：一是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作出错误的判断。中国的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终极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陈独秀却认为，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及经济状况，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全民族各阶级共同起来谋政治经济之独立的国民革命，革命的前途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他犯下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二是否认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他说：“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三是低估了农民的革命性和革命要求。他认为：“农民居住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断言号召开展农民运动”，是“决不能实现的幻想。”四是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他说：“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的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1]
中共党内的右倾和“左”倾错误，各自从自己的理论出发，右倾错误只注意国共合作，而“左”倾错误只注意工人运动，但两者都忘记了广大的农民阶级。所以，他们在资产阶级进攻面前都感到自己力量不足，但又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获得广大的同盟军。于是，在蒋介石反革命阴谋的步步逼迫面前，他们束手无策，只是采取软弱无能的一让再让的政策，使蒋介石认为共产党的领导者是软弱可欺的，这就大大地助长了蒋介石篡夺革命权力的野心。
2.陈独秀对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的三次大让步
国共两党的合作以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作为共同政治纲领，但两党的革命性不一样。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彻底革命的政党。国民党虽然经过了改组，但除了那些最忠实于革命和真理的人们外，革命是不彻底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一部分地主、官僚、买办、政客及其代言人仍然留在党内，他们是国民党的右派。因此，在国共合作过程中，国民党的分化和国共两党间的斗争是难以避免的。
1924年6月，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绝对不宜党中有党”。8月，张继等又抛出所谓《护党宣言》，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中共中央于7月1日发出党内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连续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违背国民党一大政纲、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反动言行。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内本已存在着的左、中、右三派，围绕着继续坚持还是反对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坚持还是反对孙中山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展开了日益激烈的斗争。
早在1925年六七月间，自诩为孙中山三民主义“忠实信徒”、以理论家姿态出现的戴季陶，先后抛出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在理论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不能以其指导中国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否认中国存在阶级对立，胡说只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在组织上，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宣扬国共两党没有“共信”（即共同的信仰），决定了两党不可能“互信”，也不可能团结；提出中国国民党必须具有“独立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2]。与此同时，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为其实现更大的阴谋开始作组织上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