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崇温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无论是凯旋进军，还是遭遇挫折，都在相当程度上同是否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有关。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的问题，直截了当地回答说：“社会主义一定要体现出优越于资本主义。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就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努力的标志就是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1]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序列上，社会主义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本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为什么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体现出这种优越性呢？就客观原因来说，这主要是因为在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还是一种“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而就主观原因来说，则主要是因为没有正确理解社会主义，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因而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和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贯思想。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克思认为在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国家的帮助下，像俄国这样拥有农村公社的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但是，他又再三再四地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2]列宁更把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看做十月革命以后苏俄建设社会主义过程所面临的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针对“左派共产主义者”把资产阶级当做旧的无用的废物完全抛开的主张，列宁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3]他还强调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的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4]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列宁又特别致力于破除那种离开了社会结构的总体状况，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抽象对比的观察方法，坚决实行利用资本主义，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虽然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发展，但它毕竟在吸收外国贷款、引进先进技术等许多方面大大加快了经济建设的步伐。在苏联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一大批利用西方技术和设备的大型企业拔地而起，在苏联以16.8%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只是从20世纪30年代下半期开始，由于斯大林认为干部、技术问题已经解决，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胜利，这才开始收缩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使苏联的对外贸易额从1930年的16.43亿卢布降至1939年的2.7亿卢布，外资企业逐渐被取消，外国技术人员纷纷回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又压缩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斯大林还在1952年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认为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瓦解，在两个相互对立的、平行的世界市场中，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5]。这就割断了社会主义国家同世界资本主义的联系，把自己封闭起来，从而使苏联更加陷入关门建设的状态。尔后，这种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的理论和实践逐渐成了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到了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更把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正常贸易叫做“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正是这种自我封闭状态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大大地拉大了我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科技方面的差距，后来，又成为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陷于解体的一个经济上的根源。
在总结这些历史经验的时候，邓小平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主题的新的时代高度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
而要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首先就要了解资本主义，特别是要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在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适应于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了一系列的自我调整：在生产力方面，它借助于新的科技革命，把高新技术引进生产，使经济获得比较快速的发展。如果说，资本主义在19世纪创造了有史以来人类生产力的总和的话，那么，从20世纪中期以来，它又创造了超过它自身在以前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它在归资本家私有的企业中推行所有和管理分离以及“雇员持股计划”却又实现有效控股；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它发展形形色色的工人参与决策和管理的制度，缓和劳资之间的冲突；在消费品的分配和再分配方面，它广泛推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福利国家”，缓解不断扩大的贫富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在上层建筑方面，它建立系统的国家干预机制，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内构成一个争执、协商和妥协的结构，调节社会矛盾，避免社会爆炸。应当说，在这种种变化的背后，资本主义的本质依旧，但面目已非。尽管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这种种调整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围内进行的，它并没有解决同不断发展的生产社会化之间的基本矛盾，相反地，这个矛盾还在新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和加深着；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一系列调整举措，又毕竟缓和了社会矛盾，保证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继续发展。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曾就苏维埃政权应该怎样看待和对待资本主义当时的最新成就泰罗制问题指出：“它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操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7]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行的上述一系列新的调整举措也应当这样看，这里面，除了包含有我们需要摒弃的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伎俩和手段之外，又显然包含有我们需要借鉴和吸取的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并不是一件没有风险的、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是因为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还是世界主题的转换，它们所改变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而只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共处和斗争的形式。资本帝国主义始终想消灭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把它们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轨道。过去，它主要依靠拿起武器发动侵略战争来达到目的；现在，则主要凭借其在经济、科技上的领先地位，控制国际市场，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通过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和接触，把它们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强加给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植起内应力量，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84年出版的《真正的和平》一书中，就明确宣告：“我们的目标应当是使他们（指社会主义国家）参加我们两种制度之间的一场和平竞赛，这种竞赛将会促进他们的制度发生和平演变”，“我们同东方接触越多，就会使它受西方榜样的影响越大。这样做必然会加强那些正在促成演变的内部势力。”除此之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外开放，也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东西的消极因素，尽管同利用外国资本和科技加速发展带来的积极效果相比，毕竟要小得多，但要是不予正视，不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措施而听任其蔓延开来，却会形成严重冲击，贻害无穷，使社会主义变质成为资本主义。所以，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指出：“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而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尊感和民族自信心。”[8]而这也就从另一个侧面要求我们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正确地而不是错误地了解当代资本主义。
正是基于这种为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而全面、正确地了解资本主义的需要，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推出这套《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供广大读者研究参考。这套丛书以翻译国外学者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方方面面的论著为主，在适当时候再推出一些我国学者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论著。我坚信，在知己的同时又知彼，将有助于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抓住机遇，又经受考验，从而加快我们的发展，在21世纪世界发展格局中掌握主动权，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1]《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9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1-435页。
[3]《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
[4]《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页。
[5]《斯大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95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7]《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1-492页。
[8]《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1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