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中的戏曲家族
戏曲与中国电影的开创
戏曲与电影的互动共荣
中国电影自1905年诞生起，就与戏曲结下了不解之缘。近百年来，在剧作构成、场面调度、人物塑造、性格刻画，以及思想内涵的体现等诸多方面，戏曲对电影都有过卓著贡献；而电影对戏曲的传承与发展，也曾发挥过建设性作用。可见，传统戏曲与电影的关系可谓相当密切、持久。因此，深入探讨戏曲与电影的互动关系，无疑对两者的未来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第一节民俗文化中的戏曲家族
在我国戏曲大家族中，约有360多个剧种，其中以京剧、越剧、黄梅戏、评剧、豫剧、秦腔这六大剧种最为著名，其他较流行的剧种还有：昆曲、粤剧、川剧、淮剧、晋剧、汉剧、湘剧、潮剧、闽剧、祁剧、莆仙戏、河北梆子、湖南花鼓、吕剧、花鼓戏、徽剧、沪剧等50多个剧种。这些剧种广泛分布于各地，拥有数以万计的传统剧目。新中国成立以来，又出现了一些改编、新编的传统剧目，以及反映现、当代生活的现代戏，并在音乐、念白、舞美等方面有所改革——20世纪中期集中涌现的“现代京剧”堪称现代戏的集大成者。
一、中国戏曲沿革概况
传统戏曲作为华夏民俗文化的荦荦大端，以其极富魅力的表演内容与形式为历代民众所喜闻乐见。从民俗文化的角度，针对传统戏曲的研究在我国已有近百年。王国维在《戏曲考源·宋元戏曲考》中就曾指出：我国戏剧“自巫、优二者出”。此后，许地山、闻一多、孙楷第、周作人等学者也曾分别从宗教传播、巫歌、傀儡皮影戏、礼俗等多个角度，分别论述过戏曲与民俗的关系。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一书中也明确指出：戏曲乃俗文学之属。[1]1949年，在董每戡著的《中国戏剧简史》中，运用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方法，首次阐释了中国戏剧的沿革历程。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学术界从多个角度探讨了戏曲的源流，大体形成了这样的共识：中国戏曲起源于原始歌舞，发端于秦汉，孕育/成长于隋唐，形成于宋元，成熟发达于明清，鼎盛丰富于民国，嬗变衰落于20世纪后半叶。
1.先秦汉唐：传统戏曲的缘起与发端
在原始蛮荒时代，人们在遭遇自然灾变、打猎或采摘获得丰收、征战赢得胜利或败退之后，都要进行以“歌舞”为主的祭祀或庆典活动，一方面是祈祷神灵的保佑，另一方面也是在娱乐中宣泄情感。这类原始歌舞就是现今世界戏剧、歌唱、舞蹈、音乐、武术、体操、杂技等多种艺术样式的源头，当然，我国的戏曲艺术亦肇始于此。据说，至今仍流传于我国西南地区的“傩舞”和“傩戏”，就是人类上古时期祭祀舞蹈的“活化石”。
先秦以前，我国原始歌舞主要以“娱神”为主。例如：《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歌舞中的唱词。大约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在以娱神为主的歌舞中渐次演化出了以“娱人”为主的优伶表演。到秦汉时期，民间出现了以竞技为主、兼具表演成分的“角抵戏”（即百戏）；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歌舞与表演相结合的“歌舞戏”，表演成分显著增加……这意味着戏曲开始萌芽。
大约在隋唐时期，先后出现了以滑稽问答为主要表演方式、兼有歌舞的“参军戏”；后来又出现了以演绎小故事为主的短歌舞剧“踏摇娘”……这些都是以表现历史传奇和现实生活为主的演艺形式。此时，民间歌舞戏已进入宫廷，并在与西域等外来歌舞相融合后得到很大发展，日趋优美、成熟。
“以歌舞演故事”是戏曲的主要特征。显然，民间歌舞发展到唐朝时，已积累了相当丰厚的资源，这为日后戏曲的出现与繁盛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当然，唐诗以及后来宋词的极度发达，亦为戏曲唱词的创作提供了文学上的诸多便利。事实上，唐代就已经出现了以讲故事为主的“俗讲”和“变文”等通俗说唱艺术。
显而易见，戏曲所必需的两个前提——迤逦多姿的“歌舞”和曲折感人的“故事”——到唐朝时都已具备，此后只要将两者有机融合，戏曲便可呼之欲出、芳泽天下了……
2.宋元时期：传统戏曲的孕育与形成
宋代是我国商业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的一个时期，伴随而来的是都市消闲娱乐文化的广泛兴起，“瓦肆”“勾栏”等市民娱乐场所在开封等城市大量出现；在此期间，民间歌舞、说唱、滑稽戏等表演形式趋于综合发展，出现了我国戏曲的雏形“宋杂剧”。以此为基础，到了金代又形成了北方的“院本”和南方的“南戏”两种戏曲样式。此外，当时还有一种讲唱形式叫“诸宫调”。
“南戏”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戏曲初步形成。南戏最初产生于永嘉地区（今浙江温州一带），由宋杂剧、南方民间小曲、说唱等艺术因素融会而成。南戏剧目以表现民间故事为主，并以演出规模庞大、曲词通俗质朴为特点，已粗具戏曲的基本艺术特征，从戏剧结构、乐曲到故事内容，都为后世戏曲的发展与飞跃奠定了基础。
进入元代以后，在南戏进一步发展成熟的同时，北方也形成了“北杂剧”（亦称元杂剧），它具备了戏曲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曲开始进入成熟的阶段。由此，中国戏曲迎来第一个繁盛时期。
元代以“元曲”闻名于世，而元曲的核心就是北杂剧。从表演风格来看，北杂剧充分显示了戏曲在形成之初那种朴实自然的民间气息，并涌现出了关、王、白、马、郑等杂剧大家，代表作有：关汉卿的《窦娥冤》、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墙头马上》、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王实甫的《西厢记》等。他们的成就迄今仍是中国戏曲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
3.明清时期：传统戏曲的成熟与发达
进入明代以后，戏曲的地域特征日渐明显，主要表现为“地方声腔”的广泛崛起，主要有：浙江海盐腔、浙江余姚腔、江西弋阳腔和江苏昆山腔，它们共同组成了明代的“南曲系统”，成为影响最为深远的“四大声腔”。其中“弋阳腔”发展为波及全国的高腔系统；“昆山腔”演变成了典雅细腻的“昆曲”。
明代中叶以后，出现了新的戏曲形式——“传奇”（一种文人戏曲），它是宋元南戏成熟化与规范化的结果，并逐步代替元杂剧成为戏曲舞台的主角（这与当时中国政治中心的南移也有关系）。传奇的曲词典雅，体制庞大，名篇佳作不胜枚举。在内容方面，多写忠臣义士和才子佳人故事；在表演方面则日趋成熟，且多用昆曲演唱。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是汤显祖的《牡丹亭》。[2]
这一时期，一种新的戏曲形式——“弦索”也在逐步兴起，它是流行在各地的南北曲与民间俚歌俗调相融合的产物，因主要用弦索类乐器伴奏故得此名。
自清代前期起，中国戏曲进入了转型期。一方面是“传奇”渐渐由盛而衰；另一方面是被统称作“乱弹”的、以梆子腔[3]和皮黄腔[4]为两大主干的地方民间戏曲的兴起，它们融合各地高腔和弦索等不断变异繁衍，到清代中期，已完全替代文人传奇成为剧坛主流。从此，戏曲不仅品种日渐丰富，而且也日趋民间化、通俗化，表演场所遍及厅堂楼榭、茶肆歌台。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祝贺乾隆的八十寿辰，四大徽班相继进京献艺，[5]带来了与昆曲全然不同的一种地方曲调——徽调（乱弹中的一支，唱腔以“二黄”为主）。徽调以其通俗质朴之气令京城观众耳目一新，在饱受赞誉之余扎根京城。继徽班进京大约四十年之后，在道光年间（1828年前后），湖北汉调艺人（唱腔以“西皮”为主）也陆续进京献艺。经过数十年的融合演变，大约在1840年前后，徽、汉艺人共同在京城造就了一种独具北方特色的皮黄腔——“京剧”。[6]
1850年前后，京剧出现了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等著名演员，时称“老生三鼎甲”。他们给京剧艺术带来了突破性发展，在唱、做、念、打、舞等方面开始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和风格。此后，京剧艺术一门独大，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集大成者。
4.19世纪末以来：戏曲的鼎盛与式微
大约到了19世纪末叶，特别是在清同治、光绪年间，京剧受到皇亲国戚的喜爱并被多次延请进宫。官方的上下热捧，大大促进了京剧艺术的发达，出现了谭鑫培等13位大师级名角，他们在表演风格上各成流派，被誉为“同光十三绝”。大批京剧表演艺术家的出现，以及不同流派的形成，标志着京剧艺术的成熟与兴盛。此后，京剧被迅速推向全国，特别是在京、沪、津、汉等大都市，京剧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剧种！
20世纪初，特别是进入民国后，京剧达到了鼎盛时期——名角辈出、流派纷呈：
“旦行”有：梅（兰芳）派、尚（小云）派、程（砚秋）派、荀（慧生）派。他们被并称为“四大名旦”。
“生行”有：余（叔岩）派、马（连良）派、麒（麟童）派。
“净行”有：金（少山）派、郝（寿辰）派、侯（喜瑞）派。
“丑行”有：萧（长华）派等。
尤为重要的是，京剧每个流派的创始者都拥有一批数量可观、质量上乘的剧目，其中尤以“四大名旦”的影响力为最。
这一时期除京剧外，各地戏曲舞台上还涌现出了越剧、沪剧、黄梅戏、评剧、吕剧等一批新兴地方剧种，它们均由民间小戏发展而来，具有极为浓郁的民间乡土气息，进入城市后，它们吸收京剧、梆子等老剧种的艺术营养，表演上得以迅速成熟。
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文革”前，尽管历经诸多政治磨难和限制，戏曲艺术还是有所发展，其中尤以京剧、黄梅戏、豫剧、评剧、越剧、昆曲为最，并出现了一批新编或改编的优秀剧目，其中有些还被拍摄成“舞台艺术片”得以永久保留，较著名的有：《白蛇传》、《穆桂英挂帅》、《野猪林》、《梁山伯与祝英台》、《追鱼》、《天仙配》、《刘巧儿》、《朝阳沟》、《十五贯》等。
20世纪60年代中期，掀起了对京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导致所有传统戏曲都被禁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从舞台上迅速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现代京剧”大行其道（特别是在“文革”期间）。1964年，在北京举行了“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共推出35个剧目，其中著名的有《红灯记》、《芦荡火种》、《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六号门》、《红嫂》等，这是京剧编演现代戏的一次成果展示；“文革”期间，江青等人集中全国戏曲精英、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将其中的优秀作品改编打造成了“样板戏”（目前，学术界对样板戏的功过仍有不少争议，但贬斥者居多）。
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首先是在80年代复排上演了大批传统剧目，同时国家还持续投入了大量资金继续推动戏曲的发展。1995年，在天津举行了“第一届中国京剧节”，推出了《曹操与杨修》、《狸猫换太子》、《岳云》、《西施归越》等一批优秀京剧剧目。1998年，“第二届中国京剧节”在北京举行，又推出了《骆驼祥子》、《贞观盛世》、《风雨同仁堂》、《大脚皇后》、《千古一人》等一批优秀新创剧目；1999年，“建国五十周年优秀剧目献礼演出”在京举行，此次活动涌现出来的优秀剧目有：黄梅戏《徽州女人》、川剧《金子》、京剧《宝莲灯》、《贞观盛世》、淮剧《金龙与蜉蝣》等。
需要指出的是，自20世纪下半叶以降，由于政治干预的长期存在，特别是在电影、电视、网络等多元消费文化的持续冲击、挤压下，戏曲的发展生存空间日益狭小，社会影响力大为下降；进入21世纪之后，戏曲的衰微更加明显，似有告别大众舞台、隐身文化遗产行列的征兆……
纵观19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传统戏曲的沿革状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幅盛极而衰的历史图景，其内容有四：
（1）清末的“同光十三绝”最终确立了京剧作为“国剧”的地位。
（2）大约从民国初年起，黄梅戏、评剧、越剧等一批地方剧种日渐取得全国性影响。
（3）民国年间“四大名旦”享誉大江南北，并把“国剧”推向了国际社会。
（4）“文革”期间，“样板戏”异军突起。尽管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样板戏曾备受抨击与质疑，但那的确是中国戏曲“作为大众娱乐对象”的、回光返照似的“绝唱”。此后，戏曲的影响力江河日下，迅速退出了大众娱乐视野……
沧海桑田，世事移易，任何事物都难以逾越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目前来看，戏曲最终淡出历史舞台很可能是一种无法逆转的必然趋势，但作为一种积淀千年的民族传统文化精华，戏曲仍将会对我国当下乃至未来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持久的历史影响力，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二、中国戏曲美学的特性
中华戏曲艺术源远流长，它以剧目众多、角色鲜明、唱腔丰富、文武兼备、服饰华美等特点著称于世，与古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剧。其中“希腊戏剧和印度梵剧早已退出历史的舞台，惟有中国戏曲，走过了漫长而坎坷不平的道路，经过上千年的不断丰富、革新与发展，一直延续到现在，不仅生存在中国各地的城乡舞台，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有新的剧目产生和上演，显示了她旺盛的生命力。如今，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有370多个剧种在演出，古今剧目，数以万计。中国戏曲在中华民族艺术史上，以及在世界艺术宝库里，占有独特的地位。”[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