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任张之洞的幕僚后，一有机会便虚心向张府中其他同僚请教，不料却四处碰壁。这些人拒绝的理由大同小异：“你是读洋毛子书的，没有资格读我们中国的经传。”辜鸿铭无奈，只能买了本日本人翻译的英文版中国官话指南，摸索学习中国文化的门径。最让他苦恼的是，他不会查中国字典，遇到生字，便一筹莫展。张之洞知道后，告诉辜，并不是这些老夫子们不愿教他，而是他缺乏拜师应有的礼貌。从此，张便亲自教辜查字典，读《论语》，为他延请名师指点。
某日，张之洞大宴宾客，著名学者沈曾植也前来赴宴，张之洞为辜鸿铭介绍沈后，辜便与沈攀谈起来，他大谈西学西法，沈却一言不发。辜忍不住问道：“沈公为何不答一言？”沈答道：“你说的话，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需读二十年中国书。”
二十年之后，又逢张之洞寿辰，沈曾植亦前来祝寿。听说沈来了，辜令人将张之洞的藏书全部搬到前厅，沈十分疑惑，问为何搬书。辜拱手道：“请教沈老前辈，哪一部书老前辈能背，我不能背？老前辈能懂，我不懂？”沈听罢，恳切说道：“今后，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了！”
辜鸿铭日后曾对人说：“有人说我聪明，殊不知，我的聪明何能与沈公相比啊！在我观来，中国人中，只有三个聪明人——周公、纪晓岚、沈曾植。”
辜鸿铭曾从头到尾背诵《康熙字典》。他对《康熙字典》极为推崇，称之为“宏伟的著作”，并因此而爱屋及乌，对康熙皇帝极为推崇。
维新变法之时，许多人呼吁变法，唯辜鸿铭“独静谧，言必则古昔，称先王，或为谐语以讽世”。
辜鸿铭说：“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实非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20年代，辜鸿铭到台湾讲学，住在辜显荣（辜振甫之父）家中。当时辜显荣为日本殖民当局做事，辜鸿铭告诫他道：“时刻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情结
辜家祖辈虽侨居海外多年，却一直谨守中国的传统，谨记自己是中国人。辜鸿铭的父亲每逢过年必祭祀祖先，自己拜祭祖先牌位后，让两个儿子跪下叩拜，并对他们说：“我们的祖国在遥远的地方，但不论我们身在何处，都不能忘了那里是我们祖先的家园。”
1867年，年仅10岁的辜鸿铭随布朗夫妇去英国时，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道：“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父亲又摸着他脑后的辫子叮嘱道：“第一不可信耶稣教，第二不可剪辫子。”
在英国，辜鸿铭每天出门，街上的小孩们总在他后面叫喊：“瞧呵，支那人的猪尾巴！”但辜牢记父亲的叮咛，不敢剪辫发。一次，他在饭店上厕所，被女管理员拽出，塞进女厕所。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减掉小辫子。
一次，辜鸿铭在电车上看泰晤士报，几个同车的英国人见他样子可笑，出言侮辱。辜并不理会，只是将报纸倒过来看。英国人见后愈发嘲笑道：“看，那个中国小子连字都不认得，还看什么报纸！”辜听罢，用纯正娴熟的英语将整段文章朗诵出来，然后说：“你们英文才26个字母，太简单，我要是不倒着看，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布朗曾对辜鸿铭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义父的话，辜从此铭刻于心。
辜鸿铭私下对慈禧太后颇有微词，却竭尽全力在外国人面前维护慈禧的形象。慈禧被认为是庚子之变的罪魁祸首，辜却竭力为之辩护，将慈禧尊为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称她为“满洲文明之花”、“中华文明之花”，说：“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既具有高贵的灵魂，又不失单纯童心的伟大女性的话，那就非刚刚故去的皇太后莫属了。”
一次，有个英国人当着辜鸿铭说：“你们中国人很聪明，并且有奇妙的记忆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你们的民族是一个劣等民族。”辜回敬道：“这只能表明你这个可怜的英国佬，不幸忽视了自己的教养。”
辜鸿铭极力对外国人宣传中国的优点。一次，他携眷回厦门小住，同船的外国老太太问他道：“辜先生，请你给我一点意见，我这次是到厦门去养病的，你说，这地方是不是适宜的？”辜马上回答：“适宜之至。当初我到厦门时，也是养病，那时我一句话不会说，一步路也不能走，随地尿痕屎迹，苍蝇飞舞，我就不得不一天到晚躺在床上，一直到病好了才离开厦门。”老太太一听非常高兴地问道：“辜先生，你在厦门住了多久？”辜竟答道：“我是在厦门出生的。”
辜鸿铭认为，中国向来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没有欧洲的宗教战争，中国的儒释道，各有各的自由，互不侵犯，互不干涉；中国也没有阶级争端，只有士农工商的职业划分，分工合作，各司其职；中国没有永久的强制征兵，也没有警察；中国人行动自由，不像国外居留要有证件，来往要有护照；中国只有土地税而没有人头税，所以无产者容易存活，不会经常爆发革命。
十九世纪末，欧洲流行起针对中国的“黄祸论”，德皇威廉二世专门画了一幅《黄祸图》，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主张欧洲白人应当联合起来，抵制黄种人的入侵。为此，辜鸿铭用英文发表《文明与混乱》一文进行驳斥。美国著名政论家波博·埃文斯特地致函辜说：“我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你文中所写的每一个字，并相信这样做是值得的。最终，我在许多深具兴趣的问题上站在了中国人一边。”
辜鸿铭任张之洞幕僚时，某外国顾问起草文件，问辜某一英文字的用法。辜不答，到书架上搬下一本又大又重的字典，砰地丢在洋顾问的案头：“自己查去！”
张之洞进京时，端方代理总督一职。时恰逢慈禧寿辰，举国同庆，端方以纺纱厂作为庆祝地点，并在厂里准备一间房屋作为总督休息之所。端方至时，休息室内有两名外国人，端方媚外，对辜鸿铭说：“我要和他们谈一谈，你来翻译。”辜应了，进去却对两名外国人说：“这是我们总督预备的房间，请你们赶紧出去。”两人慌忙走出。端方见二人狼狈而出，莫名其妙。辜此举之意，是为中国存国体。他认为，这来历不明的两个外国人最多也就是寻常商人，我大清国堂堂总督，不应轻易与之交谈。
一次，辜鸿铭在电影院看电影，想抽烟时发现火柴已经用完。他认出前面坐的的是位苏格兰人，就用一尺多长的烟斗和蓄着长指甲的的手轻轻敲着那个人的光脑袋，平静地说：“点着它！”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不知辜是何人，赶紧掏出火柴，胆战心惊地点着了辜的烟锅。
辜鸿铭曾代表北洋政府出席华府会议。某次酒会上，一位美国女人坐在辜鸿铭旁边，她看着这个奇怪的中国老头，一时找不到话题。上汤时，她忍不住学着唐人街腔的英语，一字一顿地问辜道：“likkesoupee？”（喜欢这汤吗？）辜有礼貌地点头微笑。美国女人以为辜连最简单的英语都听不懂，便不再理他。酒过三巡，辜起身，用一口流利典雅的英语致辞，举座赞叹不已。辜讲完坐下，学着那位女士的腔调，低声问道：“likkespeechee？”（喜欢我的演讲吗？）
北大的洋教授历来极受尊重，辜鸿铭却从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一天，新聘来的一位英国教授到教员休息室，见一位拖着一根小辫子、土头土脑的老人坐在沙发上，便问坐在旁边的另一位洋教授：“此人是谁？”另一位洋教授悄声回答：“辜教授。”英国教授从未听说过，于是好奇地打量着辜，忍俊不禁。辜也不介意，慢吞吞地用英语请教英国教授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英文教授答道：“是教文学的。”辜听罢，马上用拉丁语与他交谈，英国教授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洋相尽出。辜低下头，眼光从墨晶眼镜上边看着他道：“你是教西洋文学的，如何对拉丁文如此隔膜？”英国教授大窘。
王昆仑回忆，一天有两个外国女教师走在辜鸿铭后面，她们看见辜穿长袍，留长辫，戴瓜皮帽，以为他听不懂英文，就用英语嘲笑他。快到红楼楼口的台阶时，辜回头用英语对两位女教师说：“你们还没有说完啊！”然后又说了一大串拉丁语，两位女教师很是窘迫。
辜鸿铭在西方名气极大，几乎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代名词。1921年，英国名作家毛姆游历中国时，想拜访辜鸿铭，特地托一位英国洋行的同胞代为说情，但几天未见回音。毛姆忙去问所托之人，那人回答说，他写了一张条子，让辜前来拜见，不知为什么一直未见辜的影子。毛姆一听，心知此人坏事，忙亲笔拟了一封短简，恭恭敬敬送去，表达仰慕之意，求赐一见，辜这才答应与他见面。见面后，辜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毛姆甚为尴尬，无言以对。
此次会面，毛姆被辜极尽讽刺嘲弄了一通。临走时，辜送给他两首诗，后来毛姆请人翻译，才知道是两首赠给妓女的诗。毛姆哭笑不得。
辜鸿铭虽精通多门外语，但与国人晤谈，一般不杂以英语或其他外语，以示不数典忘祖。
王森然曾在真光剧院与辜鸿铭同看梅兰芳的《游园惊梦》。辜向来对中国戏剧没有兴趣，对各名伶亦不屑一顾，唯独对梅推崇备至，频频对同座诸人说梅身段之佳妙，声韵之婉转，欧美各国戏剧，万万不能达到如此地步。
辜鸿铭家中常年供奉祖宗牌位，逢年、节必祭祀，给儿子起名字也是按族谱排序。辜说：“我之姓‘辜’，考其姓氏由来，祖先最早必定是些罪犯（‘辜’在汉语里有‘罪’的意思）。但这并不足以为羞，如果你数典忘祖，那才真正可耻！”
周君亮说：“与其说他（辜鸿铭）具有‘民族的自尊感’，毋宁说他具有‘民族的骄傲’，或假借佛经的名词称之为‘民族的我慢’，似更为恰当。”
尊王
辜鸿铭认为，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不排满”。因当时曾兵权在握，门下人才济济，如果有反满之心，天下决裂，必将有甚于三国。而天下决裂，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会重蹈五胡乱华之祸。他借孔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之言道：“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
1917年，辜鸿铭参与“张勋复辟”，被封为“外务部侍郎”。复辟失败后，辜回到北大继续教授英文，激进的北大师生送给他一顶“复辟论者”的帽子。为此，校长蔡元培特地为之辩护道：“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冯友兰说起辜鸿铭：“他在堂上有时候也乱发议论，拥护君主制度。有一次他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原因是没有君主。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说‘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
在北大的一次教员会议上，辜鸿铭公然扬言：“如果今天没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
辜鸿铭对蔡元培很是敬重。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请辞校长，辜鸿铭积极挽留。他说：“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辜鸿铭说：“蔡元培和我，是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我不跟他同进退，中国的好人不就要陷入孤掌难鸣的绝境吗？”有人问“好人”作何解释，他回答：“好人就是有原则！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保皇。这种人什么地方有第三个！”
民国成立后，已到晚年的辜鸿铭受到溥仪的首次个别召见。当溥仪邀请他到善心殿御花园一同“用膳”时，平日孤傲的辜紧张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辜鸿铭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情，直到他临终之际，这次召见“仍在慰藉着他的心灵”。
偏执
萨摩雄次回忆辜鸿铭道：“先生还常以拥有发辫而感到自豪，若有人问及此事，他就会摇头晃脑地说：‘这是我的护照。’”
温源宁说辜鸿铭：“他辫子的炫耀，很足以显露他整个人的性格。他为人刚愎，度着与人对抗的生活，众人所承认者，他则否认；众人所欢喜者，他则不欢喜；众人所尊敬者，他则藐视。与众不同，即是他的快乐和骄傲；因为剪辫子是流行的，所以他便留辫子。倘若人人都留辫子，我相信剪辫子的第一人，一定是辜鸿铭。”
周君亮在《追忆怪才辜鸿铭》中写道：“辛亥年清廷逊位后，有一批遗臣，组织一集体名曰‘宗社党’，辜鸿铭亦为此中一分子。时宣统仍拥有皇帝名义，曾下诏诸遗老剪去发辫，遗老们都奉诏，但辜的辫子却留下不剪。中国在男人蓄辫时期，也有十分漂亮的辫子，那是长在青少年头上的，头发很长很多而黑润，但辜鸿铭的头发却稀少而短，半黄半黑，结成发辫，其细如指，都在后脑勺上，弯弯曲曲，十分怪异。他却毫不以为怪，昂然出入于大庭广众之间，遗老们遵命剪发后，全世界只有一条男辫子保留在辜鸿铭的头上，因此便使这一条发辫成为辜鸿铭的特别标志了。”
辜鸿铭有一个同样留着辫子的车夫，拉着他走街串巷。他家里的仆人，也是一个坚持不肯剪辫子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