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切社会研究中，时刻需要警惕两种倾向。一种是“砖瓦式”研究。这种方法缺乏想像力，使我们觉得一切现象都值得注意，对任何题目的合理研究都有助于人们的认识，一旦（经过几个世纪）将所有的砖瓦集中起来，它们就会自动形成一个设计精良的建筑物，而不会是一个碎石堆。另外一种倾向是“魔术式”研究，即认为我们可以完全致力于提出一般性命题和沉溺于抽象问题的讨论，认为具体现象过于纷繁、难以穷尽，处理具体资料是某种低级工作，只要我们用特殊方法将我们的结构草图加以放大，草图就会摇身而变成具体的研究。
在研究中国问题时，特别需要保持这种警惕。一方面，这个领域的研究既艰难又诱人，人们所知甚少，以致我们偶然碰到的片断似乎都值得注意。另一方面，这个领域又十分广阔，所提出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极其重要，因此似乎有必要迅速地深入问题的实质，讨论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农民、中国人的心态、中国的商业阶级、中国的保守主义、中国的革命、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社会等等。
有关中国的学术著作通常不是走向这个极端就是走向那个极端。有的是对某个历史时期的某个细微侧面大书特书，有的则是对中国长期稳定不变的原因作出洋洋大观的一揽子解释。当然对这两类研究不可完全忽视，但是对于许多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这两种研究方法都是行不通的。讨论一般的术语，对研究中国近代保守主义是毫无裨益的，因为我们必须首先耐心地搞清楚保守派的领袖是哪些人，支持者是什么人，他们的社会目标是什么，他们在政治的各领域采取了或主张采取什么措施，其结果如何。这些问题看上去可能是具体而有限的，但是不论涉及到哪一段时间，其答案都会牵涉到那段时间的整个中国社会的横断面。当我们从整体上来解释中国近代的保守主义时，寻找某一时期中国保守派的特征就会变得更为复杂困难。基于这些原因，我选择对19世纪60年代的同治中兴[6]进行一项个案研究，因为其范围比较易于驾驭，而其内容又比较丰富，足以说明一般性问题。
1860年，中华帝国和中国的传统秩序似乎已濒于崩溃。面对着国内革命和外国侵略，帝国政府似乎已失魂落魄，陷于绝望。已持续10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起义打乱了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省份的生活。1860年，处于后期振兴时代的太平天国起义已横扫华北平原，直接威胁着帝国首都。与此同时，英法海军冲破中国人颇为得意的大沽口防御工事，少量的外国军队便击败了由最负盛名的将领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统率的最精良的帝国军队。野蛮的外邦军人横行于首都的街道，宏伟壮丽的避暑行宫圆明园付之一炬。皇帝公开承认彻底绝望，他带着朝廷逃到热河。翌年，他死在那里，从而恰如其分地结束了中国历史上若干个最令人伤感的十年中的一个十年。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清王朝已摇摇欲坠，混乱的时期已近在眼前。根据中国人的一种观点，这种命运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除非清廷和中国统治阶级自己能创造一个奇迹，即镇压革命、遏止外来侵略和重建内部秩序。问题的解决不仅仅需要在这最后的危急关头按照传统路线恢复一种强劲有效的统治，而且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政策，这种新政策必须能够遏止近代的内忧外患，同时又能维护儒家社会及其意识形态。
在19世纪60年代，这种奇迹似乎已接近于实现了。50年代咸丰年间的衰败与60年代同治中兴之间的反差是极其明显的。满汉上层真正团结一致地集合在不久前已威信扫地的朝廷周围。具有杰出才能的人担任了政府的主要职务。1864年太平天国首都南京的收复标志着惟一能够危及国家生存的起义的结束。捻军、回族及其他规模较小的起义也先后被平定。军队的规模逐渐受到削减，但战斗力却得到提高。土地税率被降低了，但政府的总收入却增加了。一些新开放的土地吸引了垦殖者，饱经战乱的地区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行政机构的准则重新确立起来，学术再度出现繁荣。在控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的竞争中，中国商人已赶上外国商人，而在沿海贸易方面则超过了外国商人。外国军队撤走了，外来的压迫和干涉比整个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任何其他时期都要少。中兴的政治家们成功地把一个近代外事机构——总理衙门嫁接到古老的官僚体制上。在一次历时几个月的交涉中，总理衙门大臣成功地利用条约款项和国际法来为中国谋利，此事标志着他们已成为熟练的外交家。他们认识到中国既不能孤立于近代西方国家之外，也不能将西方国家纳入基于“中央王国”的统一道德统治的朝贡体制。他们开始阅读外国书籍，了解世界新闻，创办教授西方语言和科学的学校。中兴的十年恰恰是西方内部反对帝国主义的高潮期。西方政府为在中国发生的各种事件而大伤脑筋，因此愿意支持和维护中国政府进行保守主义重建的努力。
对同治中兴进行个案研究有下述三个主要原因：[7]
（1）这项研究将有助于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总体解释。同治中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中兴，同时也是第一次试图在不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和体现这些价值观的制度进行革命改造的条件下改善中国政府、使之在近代世界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努力。它也是一系列努力中最接近于成功的一次。但是，在中国，对这段历史时期的评价一直有很大的争议，而在西方，这个课题实际上尚无人问津。
（2）作为一项断代研究将有助于政治社会比较研究。同治中兴可能是历史上最有计划性、最始终如一、历史资料最充分的一次保守派改革。它在每一点上都可以与欧洲保守派的运动和意识形态相比较。
（3）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将有助于理解20世纪的重大问题。历史是不会重演的。本书也不是供政策制定者们阅读的简报。但是，正如拉尔夫·林顿所指出的，“历史的水流是在两岸之间流动的”，它可能会改变河道，但它不能任意泛滥。当新的因素引入时，任何文化都会分解和重新整合，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每一种文化都是吸收那些似乎相近的外来因素，排斥那些似乎相异的因素，并继续沿着其自身长期确立的利益所规定的路线发展。那种认为中国对新因素有免疫力的说法固然纯属无稽之谈，而那种认为新因素是在一块白板上发展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许多美国人的注意力最近一直集中于中国舞台上出现的新因素，几乎无人重视规定着中国历史近期水流方向的河岸的构造，无人重视政治行为的既定模式。在东西方之间的危机中，共产党中国的作用愈益突出。本书并不提供解决东西方危机的方案。但是，如果本书中的发现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些发现可能会引出一些极其现实的而且迄今尚未被提出的问题。
让我来举例说明。人们经常听到这种说法：中国社会过去基本上是健全的，它之所以濒于崩溃是因为中国在19世纪对付西方在外交、军事和商业方面的挑战中遭到了失败，而这种失败则是由于满清和帝国主义的统治阻碍了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发展造成的。如果这种对中国19世纪历史的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么纠正错误和创建一个强大、稳定、独立的中国的途径便是，集中力量建设一支装备精良的中国国民军，鼓励西方化的中国商人阶级发展，由外国列强支持一个保守的中国政府。按照这种解释，虽然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社会革命对于现代化和“自强”不仅毫无必要，而且完全是一种障碍。
但是，这种对19世纪中国历史的解释能站得住脚吗？本书的个案研究恰恰提出了一系列截然相反的结论：
（1）中国最初曾经相对成功地处理了近代外交、军事和商业方面的问题。在这三个领域里，同治时期的中国人是极其成功的，而不是毫无成效的。
（2）中兴失败的原因是现代化的要求与儒家社会追求稳定的要求水火不容。
（3）近代中国曾经在极其有利的条件下进行了保守主义的试验。虽然其成就十分辉煌，但其最终归于失败。中国之所以不能成功地适应近代世界潮流，其障碍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是满清统治，不是官场的愚昧，更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儒家学说体系本身的基本构成因素。
在19世纪60年代，西方列强并不认为他们所支持的中兴保守主义肯定会成功，因为他们认为，当太平天国起义遭到镇压时，“中国在一个民族往往只有借助于内战和革命才能实现的革新和突变的过程中受到阻遏”[8]。为了实现中兴的成功，任何努力都是值得的，否则，要么就会有一场规模空前的革命，要么就是衰落式微，最后屈从于外国的征服。这里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前途，而且关系到享有在华利益的列强的未来安全。英国公使报告说：
对于变革和引进全面大规模改革这一问题，西方列强既寄予希望又怀有恐惧。这个问题无疑也与（中华）帝国及其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的未来命运相联系。现在必须作出决定，这个千疮百孔、老态龙钟的政治体制是否能经历一次复兴，获得一种新的适应近代要求和西方文明的生命力；或者它是否应该在一种解体和衰落的过程中逐渐地但彻底地毁灭，包括它在帝国内外的一切影响的消除。[9]
下面将论述在1860年到1870年对这一问题所作的抉择。
注释
[1]诚然，自1912年以后，中国的保守派由于受到强大的压力偶尔也力求用西方的权威来证明孔夫子的正确。但是这种可怜且可笑的做法完全不是出于对西方保守主义本身的兴趣。
[2]19世纪90年代张之洞的《劝学篇》使这个公式开始得到广泛的传播。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20世纪中国人关于中国前途的辩论焦点。关于这种观点的起源和意义，见卫德明：《内部的和外部的问题：儒家糅合诸说的一个尝试》，载《思想史杂志》，Ⅻ，1（1951年），第48—60页。
[3]历史上，儒家学说包括一些不同的、有时是相反的倾向。本书中所说的儒学是指体现在折衷主义的新宋学复兴中的儒学，它自19世纪中叶起一直居于支配地位。
[4]在讨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时，人们一直把从曾国藩到陈立夫的各种反对西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混为一谈，从而造成了混乱。中国近代化反对者中间的差异同中国近代化支持者中间的差异一样，是十分重大的。
[5]费孝通：《中国的绅士》（芝加哥，1953年），第74页。
[6]同治年间（1862—1874年）在正史上被视为一次中兴。我采纳了这个传统的名称，但不完全赞同传统的分期断限。同治皇帝登基和驾崩的时间并不能准确地界定历史进程中的中兴阶段的起迄时间。中兴开始的标志是，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1861年恭亲王掌握实权和总理衙门建立、同一年晚些时候太平天国起义因安庆失陷而形势逆转以及在中央和地方出现一批新的行政和军事领导人。中兴结束的标志是，1870年天津教案和阿礼国协定的被否决以及其后几年间曾国藩和文祥去世，首次对日割地和慈禧太后权力日益增长。
[7]此外，还有一个似乎是十分合理的传统史学研究目的，即对鲜为人知的历史时代的资料加以考订，以便更全面更准确地描述历史过程及其原因，更客观地评价褒贬不一的社会集团的历史地位。
[8]《阿礼国致斯丹莱，1867年12月23日》，见《英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号（1871年），第83页。
[9]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