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报警么？”过了好一会，我才反应过来。
“警察应该不会受理吧？”杜庆也不确定。
“那她什么时候走的？”我继续追问，把自己装扮成警察。
“可能是昨天。”杜庆又一屁股蹲在了墙角边。
“可能是？”他的这三个字触怒了我，“你老婆什么时候离家出走的你都不知道？”
“我连续加了两天的班，今天早晨才回到家，”杜庆再一次陷入回想，或许这已经是他第101次向亲戚朋友诉说他的无辜，“卧室门是关着的，我以为妮子在睡觉，所以就在客厅沙发上躺下了。但都快七点了，还不见任何动静，我就去喊妮子，因为平时七点半她都要准时守候在幼儿园门口了。然后……然后就只发现这封信。”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杜庆哽咽了。
我气恼妮子不负责任，一走了之，又怜悯此时无助无望的杜庆，他应该比我们更着急妮子的下落，而我还要对他言辞犀利，伤口撒盐，外加一把朝天椒。
我走到阳台，拉住杜庆妈妈的手，“阿姨，妮子就是耍小孩子脾气，出去玩个两三天就回来了，您别着急，我绝对会把她找到，要她跪下来给您赔不是，您到时候呀，一定不能心软，得严加管教，使劲打她屁屁才行。”我想缓和缓和屋内紧张的气氛，把愁云冲淡，但似乎并不奏效。
告别杜庆家人后，我捧着螃蟹盆子失魂落魄走在大马路上，责备自己为啥不早一天回来，为啥手机没电，为啥要去这该死的贵州！我甚至把罪名都安在了自己为啥不结婚，没给妮子带个好榜样上！
我TM是疯了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