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使用范围上看，族群概念的使用十分宽泛，而民族概念的使用则比较狭小。
在传统的民族学理论中，对原始群、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部族和民族都有严格的边界，而我们所指的民族是一般所认为的前资本主义民族和资本主义以后的民族，而不包括氏族、部落等前民族共同体在内的所谓“广义的民族”，所以民族概念的使用范围比较狭小，故人们俗称为“狭义的民族”。正因为民族概念有这么严格的学术涵义，所以在使用中，由于理解的不同和环境的差异，往往引起误解而争论不休，中国学术界20世纪60年代初就民族译名而引起的争论就是一例。而当中国学术界对民族概念争论不休之时，美国学术界却基本上不谈民族，他们关注的是族群及族群关系。
而族群则不然，由于它强调的是文化性，它的形成和发展与政治无关，所以它的使用范围宽泛，外延可大可小，即可以泛指从古到今的一切人们共同体，若从历史上看。可以指原始族群、古代族群、现代族群；若从结构上看，可以指大的人们共同体集团，如中国古代的百越集团、苗蛮集团、戎狄集团等，以及当代的中华民族；也可以指一个具体的民族共同体，如汉族、壮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等；还可以指民族内部的一个支系或民系，如汉族的客家人、广府人、东北人、陕北人等。周大鸣就说过：“原有的‘民族’英文译为‘nationality’，包含着‘少数民族’之意，即作汉族以外的民族。族群可以是一个民族亦可以是一个民族中的次级群体，如汉族中的客家人、闽南人、广府人等；而民族一词无法包含这些内容。”[36]总之，族群的使用没有什么限制，其灵活方便虽然看起来似乎无所不指，无所不包，但在实际应用中，操作方便，一目了然，绝不会像民族概念的使用那样容易产生歧义，引起不必要的概念争论。
族群概念的使用既然这样灵活方便，那就干脆只用“族群”，不用“民族”了，如是有的学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我们认为族群概念的使用虽然有灵活方便的特点，但它也不能完全替代“民族”，因为民族共同体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政治性质的，被赋予法律地位的一种人们共同体，如前所述其与国家有密切的关系，故而用“族群”取代“民族”不可取，也无法实施。尤其在我们中国，每一个单一民族的地位都是经过国务院批准后确认的，并且有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给予法律保障，人们对此不能视而不见。徐杰舜教授1998年8月初在访问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时，与郝瑞教授讨论这个问题时就提出请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族群问题时，要充分考虑民族在中国的法律地位。
明确了族群与民族的区别，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不言而喻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简言之，即族群可能是一个民族，也可能不是一个民族；而民族不仅可以称之为族群，还可以包含若干不同的族群。
这就是本课题的理论背景。
二、本课题的历史背景
汉民族实在太大了，它所拥有的近12亿人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它都是无与伦比的。因此，为了运用族群理论对“汉”民族重新进行思考，我们把审视的范围锁定在华南地区。
华南是一个地域范围辽阔、空间分布向海、族群结构复杂、互动认同多样的区域，它包括广东、广西、福建、海南4省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省。古代，这一区域被中原王朝视为“烟瘴”、“蛮夷”之地，是中原百姓逃避兵燹之灾，受谪被贬仁人志士流放充军的处所。因此，这里既有生于斯、长于斯的少数民族土着族群，又有秦汉以来不同时代的中原汉族远离本土、长途跋涉，或为戍兵，或为流民，或为流士、或为经商不断地迁入华南，在不同的地方，与不同的少数民族土着族群互动认同，逐渐形成为不同的汉族族群。
1．华南族群的形成与结构
华南的族群结构可以从少数民族族群与汉族族群两个方面术进行分析。
根据华南少数民族族群演变的规律，华南少数民族族群的形成可分为六个阶段：
远古时代为第一阶段。根据不同时期的考古发现，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活跃在华南大地的原始族群主要有：罗砂岩人、新马坝人、麒麟山人、柳江人、灵山人、荔浦人、都乐人、九楞山人、宝积岩人、隆林人、白莲洞人及左镇人，历史文献也对华南的原始族群多有记载，主要有炎人国、啖人国、輆沐国、裸民国、雕题国、儋耳国、凿齿国、穿的民及交趾民等[37]。这些考古发现或文献记载透露出来的华南原始族群的一些信息，给我们展示了远古时代华南原始族群的结构图。
先秦为第二阶段。《逸周书》云：“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璞、九日，请以珠玑、碡瑁、象牙、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可见“瓯”、“桂国”、“邓”、“损子”、“产里”、“百璞”、“九日”等都是曾经活动于华南的族群，只是有的至今无考。终其夏、商、周及至春秋战国整个先秦时期，有如《逸周书》、《淮南子》、《史记》等文献记载的原始族群不少，但能考证的却是寥寥无几，主要有：苍梧、骆、闽及闽越等少数几个族群。[38]而损子即远古传说中的啖人国和核沐国人。
秦汉为第三个阶段。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发兵经略岭南，使得这一地域成为大一统下相对稳定的区域，到两汉时，华南的少数民族族群主要有：南越、西瓯、骆越、乌浒、夷洲及山越等族群。
魏晋南北朝为第四阶段。东汉以后，中原大乱，而华南则较为稳定，华南的少数民族族群经过演化，在南北朝时形成了俚、僚两大族群，而山越直到隋唐仍活跃在福建一带。[39]
唐宋为第五阶段。唐代是华南少数民族族群转型的一个重要阶段，这时他们除少数称为“僚”外，大多统称为“蛮”，许多少数民族土着族群开始了民族形成的过程。到宋代这一过程大致有了结果，壮、黎、峒蛮（今侗族）、畲、毛南、仫佬、高山[40]等民族初步形成，瑶、苗也迁入岭南。
元明清为第六阶段。在宋代初步形成的壮、黎、峒蛮、畲、毛南、仫佬、高山等少数民族族群，经过元明两代的进一步发展，到清代时基本定型。此外，从外迁入华南的瑶、苗族在华南的分布已成定局，彝、回、京诸族也先后于元、明迁入广西，成为华南少数民族族群的一部分。
华南汉族族群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迁徙和与土着少数民族族群互动涵化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迁出地的不同，迁出时代的不同，迁入地区的不同，以及与华南不同的少数民族族群的互动和涵化，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汉族族群，其结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为主要族群，有广府人、客家人、闽南福佬人、福州人、平话人及桂柳人等。
第二个层次为亚族群，主要是闽南福佬人，其可分为闽南人、潮汕人、雷州人、海南人。
第三个层次为族群岛，主要有蛋民，广西的“高山汉”、广西富川的“本地人”，福建的兴化人等。
2．华南族群的互动
由于华南族群的形成和发展时间跨度较大，族群构成复杂，不但名称更迭频繁，而且各族群间互动涵化一直是华南族群关系发展的主流。
秦统一中国后，随着中原汉族的南迁，从而拉开了汉族族群与少数民族族群互动为主的华南族群互动的帷幕，并以汉族族群的南迁为主线贯穿始终。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秋冬，秦始皇派六十万大军从东、中、西三路“南征百越之君”，[41]这些进入岭南的秦军便成了首批进入岭南的汉人。此外，有秦一代，迁入岭南的汉人还有三批，即：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的“取陆梁”[42]、“定扬越”[43]，三十四年“治狱吏不直者”的“筑长城及南越地”[44]及三十七年，始皇送无夫家女子一万五千为南海尉赵佗“士卒衣补”[45]。这些早在两千多年前迁入岭南的汉族从此便开始了与少数民族土着族群的互动。
从公元前206年刘邦建西汉到公元190年曹丕废献帝灭东汉的424年间，在大一统中华夏民族完成了向汉民族的转化。在这个新的历史背景下，汉族不仅开始了向华南新一轮的迁徙，也开始了与华南少数民族土着族群涵化的过程。
两汉汉族大规模迁入华南是从元鼎五年（前112年）秋汉武帝平南越国开始的。平南越，灭闽越后，华南遂进入了一个安定、稳定的发展时期，于是就掀起了汉族南迁的高潮。这时，内地人口减少，而华南，尤其是南海、合浦、苍梧、桂阳诸郡反而大幅增加。[46]这些或以戍兵、或以流放、或以避乱落籍的中原汉人迁入华南后，以当地少数民族土着族群文明程度高的文化而涵花了一部分少数民族土着族群。这种互动涵化的结果主要表现一是南越族向汉族的转化；二是苍梧人的汉化。
南越族本是先秦的苍梧人与南粤及珠江三角洲的越人在汉初的转化，以赵佗建南越国为标志而形成的一个土着族群。汉初，赵佗实行“和辑百越”的政策，大力发展生产，推广中原汉族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引进“金、铁、田器、马、牛、羊”；同时，大力推广汉文化，仿效汉律，用汉字发布命令，鼓励汉越两族通婚。由于有赵佗推行汉文化长达93年的基础，所以汉武帝平南越后，南越国中心地带，即包括番禺在内的粤中地区的南越人迅速地转化为汉族了，从此以后，这一地带再也没有少数民族的族群出现，而这些被汉化的南越人，就是今天汉族中讲粤语的广府人的先祖。
而苍梧人除前已述及，一部分在春秋转化成南越人外，还有一部分苍梧人除西迁成为今天广西三江侗族和广西金秀茶山瑶（操拉伽语）以外，留在原地的苍梧人在与迁入汉族互动后逐步汉化成为今天粤西和桂东北约二十万操“标话”的汉族。[47]今天的标话与侗语、拉伽语接近或许就是三者部分同源之故，因而，苍梧人与其他族群互动的结果可用下图进行归纳：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中国进入一个分裂战乱的时期，三国鼎立，十六国分裂，南北朝对峙，时局动荡不安，而南方，尤其是华南则相对安稳平和，于是中原汉族大量南下。这一时期迁入的汉族主要有三种：一是逃避战乱和灾祸，迫于生计，举家、举族、举村源源南逃的难民，二为获罪而被流放的官僚及其家属，三为屯军。这些落籍为民为伍的中原汉族同早期移民一样，迁入华南后“与越杂处”[48]，与少数民族土着族群产生生生不息的互动。如南朝一方面实行了一些有利于俚僚及其他少数民族土着族群发展的左郡左县和俚郡俚僚制，并轻其赋税；另一方面在文化上也产生了互动，汉族的先进文化在岭南得到了传播，岭南地区开始“建城邑，开设学校，华夷感教，称为大化。”[49]就是在俚人所居的农村也有琅琅的读书声了。有的俚人，如冼夫人，不仅会讲汉语，还掌握了汉文。经过南朝汉文化169年的熏陶，使一部分俚人“列为郡县，同之齐人（汉族）”[50]而开始汉化了。其三，土客族群婚姻互动也频繁了，连俚人首领冼夫人都嫁给了汉官冯宝。
进入隋唐，中原汉族移民浪潮高涨，伴随而行的是土客族群的互动更加频繁，程度也更深。“安史之乱”前，这些汉族移民以流士为主，数量也较大，如隋文帝时，贝州刺史厍狄士文初上任，就曾将州内“尺布到粟之脏”的各种大小贪官污吏千余人，全部流放岭南。[51]唐初“四大家”之一褚遂良，初被贬为潭州（今长沙）都督，后为桂州（今桂林）都督，再为爰州（今越南境）都督。“安史之乱”后，“天下大乱，中朝人士以岭外最远，可以辟地，多游焉。”[52]这一时期，被流放的中原人士虽然有柳州的柳宗元，连州、潮州的韩愈，潮州的李德裕等名人名家，但比之流民，数量差之甚远。除此之外，还有驻守落籍的军人。这些流民、流士或军人在互动中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授给少数民族土着族群，中原先进文化通过这些人，尤其经韩愈、柳宗元等的影响在华南大地得以传播。对具体族群而言，这种互动一方面使得已开始汉化的一部分俚人进一步汉化，经过隋唐民族融合熔炉的熔炼，与汉族杂处的俚人“自隋唐之后渐袭华风，休明之化，沦洽于兹：椎跣变为冠裳，侏化为弦诵，才贤辈出，科甲蝉联，彬彬然埒于中土。”[53]与此同时，华南汉族中的广府人在其形成的道路上走完了关键性的一个阶段，即将最终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