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上去的那个人不很英俊吗？”过了一会儿珍妮说。
“没错，是很英俊，”她的母亲说。“他手上还有根金头的手杖。”“人家走过去的时候你别盯着人家看，”她的母亲很严肃的给她说，“这是样会显得不礼貌的。”“我没有盯着看他呀，”珍妮天真地回答，“是他向我鞠躬的。”“好吧，不管怎么样你不要注视人家，”她的母亲说，“人家也许会不高兴的。”珍妮不作声地工作起来，可是这个缤纷多彩的世界，已经影响到她的官感了。她实在不能不去听周围的热闹和谈笑。大接待室的一区就是吃饭用的地方，听那里盘碟碰撞的声音，分明正在预备晚餐。另外一区就是接待室的本部，那里有人正在弹钢琴。晚餐以前悠闲舒适的气氛正充满着整个房间。这就在那天真的劳动女子心中触起了一种希望，因为她正处于风华正茂的青春时期，贫穷还不能占满她所有的心。她没有停止过工作，有时都已经忘记身边辛苦的母亲，忘记母亲眼边皱纹密布，母亲嘴里常常要嘟囔。她只想着周围的一切都很诱人，希望自己也是他们其中的一份。
下午五点半左右，女管事想起她们，就来告诉她们能够离开这儿了。她们终于松了一口气，离开那已经全部擦完的楼梯，收拾好洗擦的工具，就匆匆动身回家。她的母亲觉得最起码找了份工作，心里非常高兴。路上有几座豪华的房屋，珍妮心中又想起了在旅馆中的新奇生活而产生的那种朦胧的情绪。“有钱不很称心吗？”她说。“是啊，”她的母亲回答说，当时她正想着害病在床的味罗尼加。“你看见旅馆里那么大一间饭厅了吗？”“看见了。”
她们经过一些破烂不堪的草房，在凋落的枯叶里走着。
“我恨不得咱们现在也有钱，”珍妮自言自语地说。“我可不知道如何是好，”她的母亲叹了一口长气说，“我相信家里已经没有可吃的东西了。”“咱们去找找包门先生吧，”珍妮大声地说，因为她那与生俱来的同情心又被她母亲的绝望声音唤起了。“你认为他还肯相信咱们吗？”“咱们可以去对他讲明咱们在什么地方工作。”“好吧，”她的母亲有气无力地回答。
离她家不远处有一家灯光昏暗的小杂货店，她们小心翼翼走进去。葛婆子正要开口，可是珍妮抢先说了。“今儿晚上可以借给我们一点吃的吗？我们现在在科伦坡大旅馆做工。礼拜六一准给你钱。”“是的，我们现在有事儿做了。”葛婆子补充道。包门是她们家里还有积蓄的时候一起做生意的好朋友，所以知道她们说的是实话。“你什么时候去那边工作的？”他问。“今儿下午。”“您是知道的，葛奶奶，”他说，“我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我的日子也很艰难，”他再加上解说道，“我也得养活我的家。”
“是的，我知道，”葛婆子瘦弱无力地说。她那旧绒线打的围巾掩盖着她一双做工做红了的粗手，可是它们在那里边不安地动着。珍妮撅着嘴站在一旁。“好吧，”包门先生最后说，“这次就借给你。礼拜六一定要归还我。”
他把食物包起来交给珍妮，又带着点讥讽的语气说道：
“我想你家一有钱，就去换做生意了吧。”“不会的，”葛婆子回答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可是她有些害怕，不敢再谈下去了。她们踏进那黑暗的街道中，沿着破烂不堪的草房向自己家里走去。“我不清楚，”走到门口的时候母亲有气无力地说，“他们有没有捡煤回家。”
“你别担心，”珍妮说，“要是他们没有去捡的话，我会去捡的。”
“有一个人赶我们走呢，”当母亲问起他们捡煤的情况的，这是那心里慌乱的乔其回答她的第一句话。“我也捡了一些煤，”他又说，“我的是从一辆车子上掉下来的。”
葛婆子只微微一笑，珍妮却大笑了。“味罗尼加的病情好点了吗？”她问。“她似乎已经睡着了，”父亲说，“我五点钟的时候给她吃过药。”
一顿微不足道的晚餐正在预备的时候，母亲就走到孩子的病床前，像往常一样依旧开始熬夜。
吃饭的时候，西巴轩说出了自己的意思。他是在社会和商业上有经验的，所以大家都觉得他的建议值得考虑。他虽然只是一个造车匠的艺徒，而且除了他所尽力获得教义外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但是他已经拥有了男人的特色和精力了。人家给他改的巴斯这个名字跟他非常的相符。他显得强壮威武，从他的年纪来说相貌要算不错的，正是一个典型的都市青年。他早就有一套自己的人生哲学，认为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就必须做点事儿——去交一些事业有成上等社会的人物，最起码要装得同他们结交的样子。
就因为这个原因，他老喜欢到科伦坡旅馆一带来转转，他觉得这个旅馆聚集了社会上一切有身份人物。他一有钱就去买一套体面的衣服，天天晚上混到市上去，和几个朋友们站在旅馆门前，悠闲地逛着，手里拿着五分两支的雪茄，时不时地抖抖身上的时髦衣服，等着看女人。和他一起的，就是城里一些不务正业的子弟，以及那些到那儿去理发的和喝杯威士忌酒的青年们。只要是这样的人，都是他所要努力的目标。衣服是主要用来炫耀的。人家如果穿着漂亮的衣服，戴着戒指，插着别针，那么无论他们有什么样的行为都是合理的。他要做这一类的人，要学这一类人的举动，因此他那游荡生活的经验就非常丰富了。
“你们为什么不去帮客人们洗衣服呢？”他听珍妮说了下午工作的经历之后就这样问她，“这个应该会比擦楼梯好些。”
“怎么才可以洗衣服呢？”她回问。“那当然是要去问那个帐房咯。”珍妮觉得这个点子非常不错。“如果我们在那边碰面的话千万不要跟我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又背着人告诫她，“你别露出和我很熟悉的样子。”
“为什么呢？”珍妮直率地问。“唔，你应该知道是为什么的，”他回答说，因为他之前有给大家说过，她们这穷困的样子，他不好意思认她们做自己一家人。“你只装做什么都没有看到好吗？”“好吧，”她温柔地回答，虽然他的年龄只不过比她大不到一岁，但说到底他始终是哥哥，应该听他的话。第二天上班的路上她把这桩事情告诉她的母亲。“巴斯说咱们可以在旅馆里要些衣服来洗洗。”葛婆子已经把怎样可以添补她那六个下午挣来三块钱的问题想了整整一夜，可是想不出别的办法，就只好认同了这个主意。
“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她说，“我可以到帐房的写字台询问一下。”
但是她们到旅馆以后，一直没有机会去问这句话。她们一直工作到黄昏才有了机会，女管事吩咐她们去擦写字台背后的地板。那帐房很喜欢她母女俩；喜欢那个母亲带有忧虑神色的面容，也喜欢那个女儿的妖艳美丽的面貌。所以当葛婆子把在心中想了整个下午的那件事情畏畏缩缩说出来的时候，他就不厌烦地听着。
“这儿有哪位先生给我东西洗吗？”她说，“那我将会感激不尽。”
那帐房看出了她那焦急的脸上充满贫困至极的神情。
“让我考虑了一下，”他一面说，心里就想起参议员白兰德和马歇尔·霍布金来。他们两位都是心地善良的人，一定愿意来帮助贫穷的女子。“你可以上去看看参议员白兰德看，”他仍旧说着，“他在二十二号房间里，拿这个去找他吧，”他写上了号数又说，“你上去，就说是我叫你去的。”
葛婆子感激不已，接过卡片来，看着她念不上来的那几个字。
“这样就可以了，”那帐房观察着她的神情说，“你快些上去，这会他可能还在房间里。”
葛婆子怀着满肚子的疑惑去敲二十二号的门。珍妮默默地站在她旁边。
过了一会门开了，整个房间的光辉里面站着那位议员先生。他身着鲜明的西服，比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更显得年轻。
“好啊，奶奶，”他说道，原来他已经认出了她们，特别是她的女儿，“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那母亲觉得很惭愧，吞吞吐吐地回答了他的话。“我们来问一下，您有什么赏我们浆洗的没有？”“浆洗的？”他用一种特别响亮的声音疑惑地重复了一下她的话。“浆洗的？到屋里来吧。让我瞧瞧。”他很礼貌的站在一边，招手叫她们进去，把门关上。
“让我瞧瞧，”他又重复了一遍，马上把衣橱的抽屉一个个的开关起来。珍妮对这个房间兴趣浓厚。壁炉台上和妆台上摆放着许多的玩艺儿和好东西，都是她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的。议员先生的安乐椅，旁边放着的绿罩灯，美丽而有光彩的厚地毯，地板上的美丽毡条——那样的舒服，那样的奢华啊！
“坐吧，那边有两个椅子，”议员先生面带微笑地说着，走进一个壁橱去。
母女俩依旧有些害怕，觉得礼貌上还是站着比较好，可是议员先生找到东西出来的时候，又一次请她们坐下。她们这才敢慢慢地坐下来。
“这是你的女儿吗？”他对珍妮淡淡地一笑接着说。“是的，先生，”母亲回说，“她是我的大女儿。”“你的丈夫还在吗？”
“他叫什么名字？”“你们住在哪里？”
对于这些问题，葛婆子很恭敬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你一共有几个孩子？”他继续说。“我一共有六个孩子。”葛婆子说。“好啊，”他回说，“那已经是一个大家庭了。你的确已经对国家尽了你的责任。”“是的，先生，”葛婆子回说，她被他那热情的态度所影响了。
“你说这是你的大女儿？”
“是的，先生。”“你的丈夫是做什么工作的？”“他是个玻璃工匠，可是他现在卧病在家。”
谈话之间，珍妮那一直瞪大的眼睛很有兴趣地四处看着。他每看她一眼，她就报以一种坦率天真的瞠视和一个含糊不清的可爱微笑，因此他的两眼也就很难从她身上离开了。
“唔，”他深感同情地说，“那是太不幸了！我这儿有一点浆洗的——不是很多——可是随时欢迎你们下次再来洗。下礼拜也许你有很多。”
说着他就把衣服装进一个边上有花的蓝布口袋里。“您这衣服有规定的日子要吗？”葛婆子说。“不，”他轻轻的说了一声，“下个礼拜哪天都可以。”她简单地谢过他，就动身要走。“让我想一下，”他说着走上前来，开了门，“你就在下礼拜一送回来吧。”“好的，先生，”葛婆子说，“太感谢您了。”她们走了以后，参议员就又回去看他的书，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觉得心境不宁。“真是糟糕得很，”他合上了书本说，“这班人真有令人感到伤心。”原来珍妮那种惊奇叹赏的神情已经弥漫了整个房间。
葛婆子和珍妮又回到了那黑乎乎的街道。她们经过这一次较幸运的冒险，心里感到特别的高兴。“他那房间不很漂亮吗？”珍妮压低了声音对母亲说。
“是的，”母亲回说，“他还是一个有钱人呢。”“他是一个议员不是？”女儿接着说。“是的。”
“做有名的人一定是舒服的，”女儿低声细语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