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广种博收
与时俱进，广种博收。我们看到：与时俱进就是奉天和，因为天时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人尽可以马不停蹄地拥抱天时。而广种博收就是待天时，在天地之间撒下机会之网，只要你播种了，就必然有机会被你网住。
我们常说人生苦短，实际上是在为人生的有限而苦恼，因此在人们的心灵深处都有突破有限、追逐无限的冲动与梦想。只是这种梦想在庸人那里永远不会有实现的可能，相反，杰出人士却另辟蹊径，找到了超越有限、拥抱无限的实现方式，即让短暂的生命之火充分燃烧，燃烧到足以辉映古今，照亮无限的地步。美国人洛克菲勒堪称这方面的典范。他成功的秘诀在于：与时俱进，广种博收。
我们看到：与时俱进就是奉天和，因为天时无处在不，无时不有，人尽可以马不停蹄地拥抱天时，于是，在他那里与时俱进，不是进一辄止，而是永远前进，因此他与时俱进的密度空前增大，于是就有了广种博收的成效。
1859年，美国人在宾夕法厄亚洲首次打成了一口油井，不久各地就出现了许多小型炼油厂。商人约翰·戴维斯·洛克菲勒见石油有利可图，就在1863年与人合资开设了一家炼油厂。两年后，这家厂成为当地最大的炼油厂。
1870年，洛克菲勒将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即俄亥俄美孚石油公司。到1879年，美孚石油公司已控制了美国炼油生产能力的80％，另外还控制着与铁路相连接的输油管，操纵着铁路运价。从此确立了美孚石油公司在美国石油工业中的垄断地位。
19世纪末，洛克菲勒感到金融业的重要性，他又感到有机会了，于是，他首先在纽约花旗银行进行投资，把它变成了美孚系统的金融调度中心。20世纪20年代，洛克菲勒石油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有更强大的金融支柱。1929年，洛克菲勒财团取得大通国民银行的控制权。20世纪30年代，洛克菲勒又夺得了都会、公平两家人寿保险公司的控制权。1934年，波士顿第一国民银行和大通银行所属的投资银行实现了合并，成立了独立的投资银行——大通国民银行，其实权操纵在洛克菲勒手里。
洛克菲勒财团在大力扩张石油势力的同时，还把它的触角伸向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加紧向其他财团、其他行业渗透，以进一步扩张势力范围，获取更多的利润。在军事工业方面，它控制了麦道公司、兰德公司等著名军工企业；在橡胶工业和化学工业方面，它控制了美国四大橡胶公司，垄断了美国的橡胶生产，它还与第一花旗银行财团共同控制联合化学公司，与摩根财团共同控制塞拉尼斯公司和美国氰氨公司等；在摩根财团的传统控制部门公用事业方面，洛克菲勒在争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控制权上也取得了胜利。
二战前，由于摩根财团实力雄厚，许多财团如梅隆、杜邦、芝加哥和波士顿等都依附于它。战后，洛克菲勒财团随着自身实力急剧增长，不断把它的势力伸向其他财团，与摩根财团进行激烈的争夺。经过几十年的争夺，美国东部财团进行了重新组合，原来依附摩根财团的一些财团，纷纷转向洛克菲勒。洛克菲勒财团的影响力空前提高。美国《前卫》杂志曾说：“如果在美国历史上只有一个名字能够象征最有力和最富有进取性的美国精神的话，那么这个名字就是洛克菲勒。”
如果说洛克菲勒最具有进取性的话，倒不如说他最善于捕捉“天时”更准确。
捕捉“天时”与关注时代的发展不无关系，用战略眼光审视时代变革，不失时机地扩大自己的空间，给自己创造一个大展身手的大环境。
紧跟时代潮流，与之同步，才能保持先进性；在保住根本的前提下，多方面渗透，拓展自己的势力，才能更加巩固和壮大。所以，既要明白什么是大势所趋，又要知道怎样才能因势应对。
有危机感才有发展
预测危机，进而防范甚至化解危机，到任何时候都是积极意义上的奉天和以占天时。因为预测危机的意义也同样是为了洞悉事物前景，也就是把握天时，何况防患于未然更是驾驭天时的卓越表现。
天时包括正反两方面内涵，事物呈上升趋势，无疑是具有正面价值的内涵，事物呈下滑趋势，自然是具有负面价值的内涵。但是，预测危机，进而防范甚至化解危机，到任何时候都是积极意义上的奉天和以占天时，因为预测危机的意义也同样是为了洞悉事物前景，也就是把握天时，何况防患于未然更是驾驭天时的卓越表现。我们常常称道英特尔首席执行官格罗夫善于预测危机，化险为夷，我们更应该看到格罗夫为防范危机而采用偏执这一手段的价值。格罗夫说：“只要事关企业管理，我就相信偏执万岁。”正是这种近乎偏执狂的严格与执著使得英特尔在格罗夫领导下一步步走向辉煌。
格罗夫总有一种危机感，这种感觉使他能够预见到危险并先危险一步采取行动，带领英特尔成功地完成三次战略转移。
英特尔的第一次战略转移发生在1985年。上世纪70年代初英特尔的存储器几乎享有90％的市场占有率，而到了1985年前后，英特尔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很快下降至两成以下。而且公司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公司40％的营业额与100％的利润都来自微处理器，但80％以上的研发费用却花在存储器上。毋庸置疑，英特尔出现了严重的策略失调。格罗夫力排众议，坚决地砍掉了存储器生产而把微处理器作为新的生产重点。到了1992年，微处理器的巨大成功使英特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企业，超过了当年曾在存储器业务中打败自己的日本半导体公司。
英特尔公司的第二次战略转移是在1991年。这时全球通信产业正悄悄地发起一场革命，各种线上服务业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个人电脑的多媒体风潮也正方兴未艾。在第二次转型过程中，格罗夫就在1991年的公司股东大会上，以个人电脑表演影像沟通，当场与散居世界各地的人进行视频会议，让所有员工体验个人电脑在通讯与图形影像处理能力上的进步，以了解公司转型的必要性。
英特尔公司的第三次战略转移发生于1997年。计算机制造商和软件公司（尤其是微软）开发的新功能和程序，要求更加强大的计算机功能，英特尔就不断生产出新的芯片以满足需求。英特尔用其利润再投资开发生产新的芯片，为进入下一个周期做好准备。
看上去这个循环完美无缺，可一旦这个趋势停止，人们不去买拥有更多功能的芯片，就没有资金开发下一轮的新产品。忧心忡忡的格罗夫意识到把生产建立在别人为其创造的需求上无异于自杀。于是在1997年前后格罗夫又迈出了激进的一步，他要把英特尔由产品的供应商转变为世界领袖和主导潮流的公司。为了向新世纪生死攸关的战略转移，格罗夫实行了看似与制造芯片无关的一系列计划。
他投资于与微处理器没有多少关联的项目，却促进了市场的发展。
我们推崇格罗夫，更是推崇他善于把握天时，又善于跟进的果断性和预见性。在危机中激发创新意识，用危机感鞭策自己，果敢上前，这是成大事者与众不同的风度所在。
格罗夫的“惟有偏执才能生存”，韦尔奇的“变在变化之前”，张瑞敏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都包含了深深的危机意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做事要有危机感和前瞻性。而且防范和化解危机，还必须敢于剑走偏锋。
与其待时，不如乘势
待时只会让事态的发展更不利于己，乘势而为却能化解这一矛盾，使事态稳步发展，有利于己，其要义就是势在事里，事理也在势中发展。
“与其待时，不如乘势。”胡雪岩这句话的核心并不是否定机遇的重要性，恰恰相反，他强调的是乘机遇之势。在我们的生存世界里不是也不止一次地遇到是待时，还是乘势的艰难选择吗？
胡雪岩作出了明确的选择：待时不如乘势。是的，功业绝不是在等待中完成的。时不我待一语，它凝结多少我们的祖先对教训的反省和对经验的认同啊！因此多少成功恰恰就是在对“待时”论坚决否定后，坚决地乘势而上的结果，就如障碍不除，就不能前进一样。
与其待时，不如乘势。这里所说的势，是指那些促成某件事情成功的各种外部条件同时具备，即恰逢其时、恰在其地、几好合一、好的机会集合而成的某种大趋势。具体说来，这种“势”也就是由时、事、人等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可以助成“毕事功于一役”的合力。这里的“时”即时机。所谓“彼一时，此一时”，同样一件事，彼时去办，也许无论花多大的力气都无法办成，而此时去办，可能“得来全不费功夫”。这里的“事”是指具体将办之事。一定的时机办一定的事情，同样的事情此时该办亦可办，彼时却也许不可办亦不该办。可办则一办即成，不可办则绝无办成之望。这里的人即具体办事的人。一件事不同的人办，会办出不同的效果；即使能力不相上下的两个人，这个人办得成的某件事，另一个人却不一定能办成。
胡雪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商人身份代表政府向外国引进资本的商人。而在他之前，政府还没有向洋人借款的先例，且有明确规定不能由任何人代理政府向洋人贷款。例如，曾是军机首领的恭亲王，就曾拟向洋人借银1000万两用于买船，所获批示却是：“其请借银1000万两之说，中国亦断无此办法。”这种情况甚至让一向果敢又决断的左宗棠对向外商借款能否获朝廷批准也心存犹豫。
胡雪岩说：“做事情要如中国一句成语说的‘与其待时，不如乘势’，许多看起来难办的大事，居然顺顺利利地办成了，就因为懂得乘势的缘故。”同样是向洋人借款，那时要办断不会获准，而这时要办却极可能获准。这是时势使然，一则那时向洋人借债买船，受到洋人多方刁难，朝廷大多数人不以为然，恭亲王亦开始打退堂鼓，自然决不会再去借洋债。而此时洋人已经看出朝廷决心镇压太平天国，收复东南财富之区，自愿借款以助朝廷军务，朝廷自然不大可能断然拒绝。二则当时军务并不十分紧急，向洋人借款买船尚容暂缓，此时军务重于一切，而重中之重又是镇压太平天国，为军务所急向朝廷提出向洋人借款的要求，朝廷也一定会听从。三则此时领衔上奏的左宗棠本人手握重兵，且因平定太平天国有功而深得朝廷信任，由他向朝廷提出借款事，其分量自然也不一般了。
借助这三个条件形成的大势，向洋人借款不办则罢，一办则准成。
时势有其时效性，但运用时势的方法却没有时效性，古人能用，今人亦能用。如何利用，就在我们自己对乘势的理解、认识和把握上。
对时机的选择与把握至关重要，这可以说是“乘势”的灵魂。
借助恰当的时机，乘“势”而发，可以使决策最终转化为功效。
世上惟一不变的是变
天下之许多具体事物，既没有固定的理，也没有永远不变的是非。从前需要的，也许今天弃而不用；今天弃掉的，也许以后仍然需要。这用或是不用，是没有对与错的分别的。
在多变的社会里，真正的危险不在于生活经验的缺乏，而在于认识不到变化，或不能把握变化的规律。一个发展节奏加快、组合形式复杂的社会，在不同的人们中产生了不同的际遇：对于那些适应力强的人来说，多一扇门就是多一分希望，多一种变化就多一个机会；对那些适应力弱的人来说，多门等于没门，多机会等于无机会。
《列子》里有一篇寓言故事，讲述两家父子做了同样的事，而得到的结果却大相径庭。
战国时，鲁国有一个姓施的老人，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喜欢儒学，另一个爱好兵法。后来，喜欢儒学的这一个，凭着自己的渊博知识和一套以德治国的学说，去游说齐王，得到齐王的重用，做了王子们的老师。那个爱好兵法的，来到楚国，向楚王纵谈法治，楚王对他的见解大加赞赏，委任他为军政大臣。两个儿子身居显位，他们的亲人也跟着沾光，尽享荣华富贵。
施老的邻居孟老，也有两个儿子，与施家二子所学相同，但家业却一直不兴盛。
孟家父子羡慕施家的富有，于是上门请教，打听求官的门路。
施家二子以实相告。
孟家父子一听，事情原来是这样简单，施家儿子能做到的，孟家的人绝不会更差！
最后，孟老也把两个儿子送出去游说去了，孟老的一个儿子前往秦国，大谈以礼治天下的好处。秦王却一句也听不进去，最后竟发起怒来，斥责说：“当今诸侯混战，强存弱亡，什么能比军事、经济更要紧？照你的说法，用仁义治国，这不是叫我束手待毙吗？”说完便传令卫士，将他施以宫刑，然后逐出国境。
孟老的另一个儿子来到卫国，劝说卫侯以法治国，积蓄力量，跟诸侯抗衡。卫侯不高兴地说：“我的国家比较弱小，在大国征战的形势下得以保全，服从大国，爱护更小的国家，这是唯一可行的策略，也是卫国平安无事的原因。如果借助武力，大国以为我要对抗它，小国以为我要吞并它，四面树敌之后，你想我还能安稳地坐在这里么？如果就这样放你走，会让其他国家以为我被你说动了心，将会造成不小的祸患。”于是命人砍去他的一只脚，并派人把他送回鲁国。孟家两个儿子都成了残疾人，父子相见，抱头痛哭。想起施家出的主意，便顿足捶胸，谴责施老父子欺骗了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