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国艺术的朋友尼尔森先生
原载于《典藏·今艺术》2006年第4期。2005年阴雨连绵的年尾，我收到尼尔森夫人从纽约寄来的一封短笺：“本该寄上一张圣诞贺卡，我却不得不告诉你这个不幸的消息：沃利在11月2日因阿兹海默并发症去世。他住院了两个星期，离开时十分平静，毫无痛苦。我女婿说：‘他已准备好要走了。’我也感到如此。”
沃利是家人朋友对沃尔德马·尼尔森先生的昵称。《纽约时报》刊登他去世消息时的标题是：慈善界失去了一位“巨人”。其实，尼尔森不仅是美国慈善事业中受人敬重的专家，也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对世界卓有贡献的当代知识分子。在他色彩丰富的一生中，可能最不为人知的一部分，就是他晚年对中国艺术的热爱，以及从20世纪80年代起向西方介绍当代中国艺术所付出的不懈努力。中国前卫艺术的“老近卫军”们大概都记得当年这位高大银发的老外访问他们的情景。尼尔森是改革开放以后推动中外艺术交流的先行者之一。当今天中国艺术在国际艺坛已经令人刮目相看的时候，他的远见和贡献应当得到充分的评价。
译者序春寒三月忆故人——记中国艺术的朋友尼尔森先生1917年，尼尔森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格林堡。1939年，他从密苏里大学毕业时取得去牛津大学深造的罗德奖学金，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未能成行。1940年，他加入了政府机构工作，之后美国参战时他作为一名雷达军官在太平洋地区服役。战后他担任过商务部长特别助理和美国国务院驻欧洲的主管，是“马歇尔计划”主要执行人之一。1952年，他被聘为福特基金会副总裁，负责国内外的许多重大项目；后被选为非洲—美洲研究会（AfricaAmerica Institute）主席，在他领导的十年中，该机构对新一代非洲领导人的培训提供了关键性的协助和支持。尼尔森所写的三本有关非洲的书是对后殖民时期非洲新兴国家很具权威性的分析，不过他最有社会影响力的作品还是关于慈善事业的论著。1972年，他的《大基金会》（The Big Foundations）一书出版，引起相当大的轰动。因为在此之前，还从未有人揭开过这些富甲一方的豪门显贵所创立的超级机构的内幕。私人基金会是社会的“恩人”，也从不需受公众的监督，所以总是笼罩在一片神秘的面纱之下。尼尔森首次以翔实的材料和尖锐的洞察力分析了美国主要基金会的历史与现状、成就与缺憾。他对慈善事业的重视和推崇毋庸置疑，但直率的揭露与批评也毫不留情，虽然使不少人深感不快，尼尔森却从此得到了“慈善事业直言不讳的观察家”的声誉。这本书和他之后出版的《黄金捐赠者：大基金会的最新剖析》（Golden Donors：A New Anatomy of the Great Foundations）、《面临危机的事业》（The Endangered Sector）等书对美国慈善基金会的改革和管理现代化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20世纪90年代他又以深入浅出的笔法写了《大捐赠者传奇》一书，让更广泛的公众来了解美国社会和经济的这一重要组成部分。我曾将此书译成中文，于2001年由《典藏》杂志社出版。简秀枝社长和我专门为此去拜访尼尔森。老人用颤抖的手为中文版扉页签了名。在致中国读者的信中他说：“十年以前我曾帮助过中国艺术家，我希望这个译本也会有助于正在从事自己事业的读者们，但愿本书的内容能给予他们一些启示和借鉴。”
尼尔森的中国缘始于半个世纪前。他回忆说：“我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一名年轻的海军军官，我受政府委派运送食物和药品到上海的欧洲居民区。”他常说起那时亲眼目睹中国的战乱和贫瘠，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一直都想重游中国，然而等了40多年这一愿望才得以实现。
1985年我在杭州的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主持油画系并兼管国际交流，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属下亚洲文化协会的华敏臻女士（Michelle Vosper）告诉我，她要与一位朋友一起来参观国内的美术院校。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沃利。他穿一身卡其便装，潇洒而有风度。我陪他们参观了杭州、上海、南京等地的美术学院，见了许多不同年龄层的艺术家。虽然沃利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好奇心和敏锐的观察力使他注意到了刚刚开始释放出来的中国新艺术创造潜能。他总是兴致勃勃，在工作室中或展览会上，由衷的欣喜溢于言表。
他这次考察得到了石油巨子罗伯特·安德森的支持。沃利担任安德森的助手多年，又与他在阿斯彭人文研究所共事，两人对艺术都很着迷。安德森的阿科公司这时已参与了中国的石油勘探，并且赞助过一个在中国举行的美国艺术展览。正是在阿科公司的资助之下，沃利收集了一些绘画作品带回美国，促成了在美国最早一次中国当代艺术展览会的举行。
那时候虽然中国的“85新潮”方兴未艾，但还几乎没有西方策展人或批评家来中国考察过，欧美的主流美术馆想都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把中国艺术列入展览日程。在沃利和一些热心人士的努力下，“开门之后——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代绘画”展览于1987年夏天在洛杉矶附近帕萨迪纳的亚太博物馆开幕，展出了沪杭宁地区艺术家的46件作品，其中包括耿建翊、张培力、许江、汪建伟、陈钧德、俞晓夫、戴恒扬、孔柏基、陈家冷、刘国辉、沈行工、王公懿等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都很令人注目的名家，也包括一些不太知名的年轻艺术家。正如沃利在展览画册中所说：“这不仅是一个艺术展览，也是为了使人们了解在当前中国关键性的变革时刻艺术方面的概况，以及艺术家，尤其是青年艺术家的面貌。”从这个角度来说，展览的确展现了在各种流派影响下新旧交替、多元共生的中国的80年代。沃利还请了前国务卿基辛格为画册作序。基辛格指出，新一代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是观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好棱镜。
继“开门之后”，阿科公司于1991年又赞助亚太博物馆举办了第二次当代中国艺术的展览“我不想与塞尚玩牌”。馆长卡曼斯基（David L.Kamansky）和策展人、加利福尼亚大学司特拉斯伯格教授在《美术》杂志编辑唐庆年的协助下多次来中国挑选作品。这次展览介绍了徐冰、王广义、张晓刚、吕胜中、魏光庆、喻红等重要的艺术家。两次展览都有画册和论文，在当时实属难得。沃利虽然没有参与第二次展览的筹划，但他最早穿针引线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
在20世纪80年代，沃利差不多年年都来中国。他不仅自己发起或支持一些有意义的展览和活动，还运用他在慈善界的人脉介绍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家介入中国艺术界，如促使美国最大的纸板制造商奥斯曼（Mr.Osman）先生赞助在杭州举行的“88中国油画邀请展”，邀请著名慈善家考夫曼夫人（Lillian Kaufman）来华访问和赞助中国艺术赴美的展览等。沃利思想非常活跃，虽然他本人是一位学者，但却敏锐地意识到了市场对艺术发展的重要性，意外地成了把中国艺术家推向世界的开路先锋之一。有经济学家指出，月收入在3000美元以上的阶层才可能收藏艺术品，当时中国的经济条件显然还无法形成艺术购买力。沃利认为把中国艺术品介绍到国外市场去是完全可行的，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帮助打开这条途径，列斯特（Leicester）就是由他介绍而来的一位美国画商。这位犹太裔的画廊老板十分精明能干，以前曾代理过欧洲和墨西哥艺术家的作品，他利用地区之间的差价赢利，经营得相当成功。他一眼就看到了中国画家的市场潜力，但他觉得画家使用的材料质量难以为国外买家所接受，曾不辞辛苦，亲自携带十多箱画布和颜料到国内城市，免费提供给艺术家使用。列斯特和中国艺术的接触让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越洋登陆，于香港创办亚洲艺术博览会，把这一当代艺术展销的模式引进到亚洲来，称得上是国际艺术市场的一大手笔。亚洲艺博会连续办了三届，到香港回归前才告中断。
20世纪80年代末，沃利感到有必要建立一个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长期性支持的体制，就联络了几位友人，并邀我一起筹组了一个非营利的团体“国际艺术研究会”（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Arts，以下简称IIA）。为了吸引更广泛的支持，他邀请法国蓬皮杜总统夫人（Claude Pompidou）、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特利（Donatelli）、芝加哥市文化专员哈里斯（Harris）、英国泰德美术馆董事布洛克（Bullock）、亚太博物馆馆长卡曼斯基（Manski）等组成高知名度的顾问委员会。IIA最初介入的活动之一是资助浙江“世界美术研究会”创办了一份刊物《世界美术信息》。这是一份以介绍国外艺术动态为主的专业“参考消息”，约每月出版一期。中国当时虽有几份介绍国外艺术的期刊，但翻译出版的周期比较长，有相当大的时间差。这份小报强调信息的及时性，因此受到了美术界的欢迎。另一件有意义的活动就是协助在杭州举办一年一度的“全国水彩·粉画展”，IIA赞助设立了几个奖项，还安排优秀的作品到美国展览。这项展览持续举行了很多年，推出了不少新人，对这个当时不太被重视的画种的复兴和发展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1989年春，沃利专程去北京与有关部门和单位商谈今后长期的合作项目。我曾和他一起拜会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冯其庸副院长，双方同意成为合作伙伴，并就计划的一些项目达成了共识。沃利对此感到十分乐观和振奋。在后来去成都、重庆等地的旅途中，他多次提到要尽快为IIA筹集一笔可观的基金，以便长期持续地开展活动。可惜的是，他的旅行和美好的设想由于骤然的形势变化而被迫中断。沃利在4月7日从上海虹桥机场登机回国，他满眼含泪，无限惆怅地和我握手道别。
此后中美之间的文化合作停顿了一段时期，不少官方和民间的交流项目都被搁置起来。由于前景莫测，IIA也失去了继续建构完善的动力而不幸半途夭折。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初，沃利还是利用他个人的影响帮助办成了一些事。例如1991年我策划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举办“第一届中国美术创作研讨会”和成立工作坊，为海内外中国艺术家提供一个切磋交流的机会。沃利作为“美中艺术交流委员会”的理事，给那次为期一月的活动争取到了大部分经费。徐冰和陈丹青等不少艺术家都在工作坊期间创作出了很有分量的作品。沃利还帮助过其他一些中国艺术在美国的有关活动，但这时他的精力已开始减退。正当新一轮的中国艺术热在海外日益升温的时候，他却渐渐淡出了这个圈子。
我最后一次去探望沃利是2004年春天。我在曼哈顿离他家不远公园大道上的亚洲协会博物馆听讲座，散会后约了邱志杰一起去探望这位世纪老人。那时沃利已经卧床不起，但头脑还很清醒。邱志杰用他须臾不离身的录影机，录下了这间挂满了中国艺术家作品的居所，录下了五月下午残留在红砖院墙上的阳光，也录下了老人清癯的脸上凝结的笑容。邱志杰可能已经意识到，他是在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这一段逐渐褪色的历史，保留下珍贵的最后一页。
郑胜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