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22日至4月1日
2月22日上午10时，颜惠庆等乘机飞往石家庄并转往西柏坡。毛泽东一见到邵力子，就握住他的手，叙说当年在重庆谈判时相见的情形，对邵先生在重庆给予的关照表示衷心的感谢。
另一位代表团成员章士钊和与毛泽东的交情就更深了。1920年，毛泽东筹划赴法勤工俭学，请求湖南同乡章士钊赞助。章士钊立即多方筹措，赞助两万银元。毛泽东将这笔巨款的一部分赞助湖南青年留法，一部分带回湖南闹革命。邵力子曾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45年8月重庆谈判中，邵力子虽为国民党的代表之一，但遇到国共双方看法不一致时，他就力排众议，既能基本上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又能满足共产党的要求，千方百计地求同存异，使之达成协议。
毛泽东说，你们为和平远道而来，共产党是爱好和平的，有什么事尽可商量，只是时间、地点、人选值得考虑。所以我们不必再重复表明来意。第二天早饭后，毛主席又同周恩来和代表团人员漫谈了一小时。当有人提出蒋介石愿意进行谈判时，毛泽东说：蒋介石在1月1日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但他又提出了先决条件，要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他这还是想继续打仗，不是和平谈判。
会谈主要由周恩来出面，“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与周恩来谈了两次，主要就国共和谈的可能性以及南北通邮、通航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出乎老先生们的预料，结果非常圆满。章士钊迅速起草了一个协议要点，提交讨论。经过简短的讨论之后，双方就协议的基本文字达成一致意见。
（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
（二）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
（三）谈判以中共1月14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其中有些部分须待联合政府办理者，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执行之。
（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
（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
（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
（八）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
这八条秘密协定，为正式和谈铺平了道路。后来，当和谈失败，解放军大举挥师渡江之后，章士钊、邵力子在5月18日致李宗仁函中追述说：“犹记某等初次到平，中共领袖对于公之是否力能谋和，颇难释然。经某等再三譬说，以为和平本身有无穷民意为之后盾，即属一种不可侮的力量；加以中共在同一旗帜之下相与提携，双流会合，并于一响，应足以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中共同意此说，和平之门以启。”言下不胜惋惜。
2月24日，代表团带着毛泽东给李宗仁的一封信飞返北平。27日上午，“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离开北平，叶剑英到机场相送，互赠了纪念品。下午2时1刻飞抵南京，国民党政要在机场欢迎。在机场，随行人员张丰胄代表四老发言，宣读了“四老”的书面声明。声明中表示，代表团胜利完成了初步任务。“和谈前途困难尚多，而希望甚大”，“对于便利南北人民之通航、通邮诸问题，均经于原则上商得同意”。当时全场掌声雷动，情绪热烈。
李宗仁的情绪也很热烈，这是他在政治上的一大胜利，他觉得离取代蒋介石的目标更近了。
此前，2月20日，李宗仁率领一群幕僚乘坐军用飞机突飞广州，向2月初奉蒋介石命令迁移到那里的行政院长孙科阐明利害，指出现在美国人支持的是南京而非溪口，如果孙科再不回南京，在南京的立法委员将要罢免其行政院长之职。孙科想想觉得有道理，遂返回南京。身在溪口的蒋介石闻讯连声痛骂孙科是“废物”。
李宗仁又连连致电国民党主和派的核心人物、此时以西北军政长官之职坐镇兰州的张治中回南京，但张治中也是顾虑重重，踌躇不前。在李宗仁和其他国民党要员的函电交驰之下，张治中方于2月22日来到南京。
这时，就连张群、吴忠信这些蒋介石的亲信也觉得蒋介石是个障碍了。吴忠信首先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让蒋介石出国，这个建议得到了包括李宗仁、张治中、张群等人在内的许多国民党大员的认可，司徒雷登也觉得是个好主意。3月3日，张治中和吴忠信一道前往溪口谒见蒋介石。
蒋介石似乎猜出张治中此行的目的，见到张治中后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你们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吧？”说着，拿着桌上的报纸随手一扬，淡淡地一笑：“报上已经登出来了。”张治中不觉一怔，刚要说什么，就被蒋介石抢先说道：“他们逼我下野尚可，逼我亡命，这是不行的！我如今是个普通国民，到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还说：“我可以自动住到国内任何地方，即使到国外也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出于逼迫。”
蒋介石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张治中自然也不敢再说些什么，只好跟蒋介石汇报一些和谈的情况。他对蒋介石说：“总裁，南京方面对中共所提八条的第一项，意见是统一的，都认为不能接受。”
“嗯，嗯，”蒋介石的语气缓和下来，“当然啦！李德邻（即李宗仁）现在负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德邻的成败也是我的成败。文白（即张治中），你可以告诉德邻，我一定竭力支持他。我自己愿意终老家乡，绝不再度执政。”
从3月3日到10日，张治中和吴忠信在溪口盘桓了八天。其间张治中又婉转进言：“现在南京、上海、广州等地，大家认为政府职权应当保持完整，方足以集中力量，应付危局，因此大家都希望总裁有所吩咐……”蒋介石闻言冷冷一笑，板起脸说：“我是一定不出国的，我不做总统，做个百姓总可以吧。我已经说过，今生今世再也不过问政治，我现在只埋头整理党务，以求恢复党的革命精神，重建党的革命力量！”
关于和谈的尺度，蒋介石向张、吴二人提出了一个框架，大致有三点：一、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二、使双方在未来政府中保持同等的发言地位；三、关于军队整编，先确定比例，后自行改编。
3月10日，送走了张治中、吴忠信之后，蒋介石晚上又和亲信袁守谦等人研究东山再起之道。蒋经国在当天的日记中称：“父亲对党务改革方案之进行，分（一）整理（二）改造（三）新生三个阶段。止盖谓整理现状，改造过渡，筹备新生也。今日复手定改造过渡的办法：决先组织一个非常委员会，人数以二十至三十人为限。”
张治中在溪口的这些天里，李宗仁天天都在等张治中的电话，几乎坐立不安。因为张治中临走前曾和他约好，如果劝蒋出国有戏，就打电话出来。3月7日，李宗仁终于接到了张治中的电话，不过内容不是蒋介石同意出国，而是何应钦过两天即由奉化返京，蒋已同意由何应钦组阁。用何应钦取代孙科出任行政院长，也正是李宗仁的提议。因为何应钦与白崇禧曾长期共事，关系还不错，北伐的时候何应钦还曾与李、白二人联手取得过龙潭一战的胜利。长期指挥军事的何应钦这时在战与和的问题也更倾向于和，再加上除了蒋之外，也只有何应钦才能镇得住那些骄悍的黄埔生。李宗仁觉得自己的好运就要来了。3月8日孙科内阁总辞职。12日，李宗仁公开宣布任命何应钦为行政院长，重组内阁。
中共中央这时对李宗仁的组阁行动十分注意，尽管邵力子在北平时曾再三替何应钦开脱战争责任，说何应钦其实是主和派，但中共中央仍旧把何看成是蒋介石系统的顶梁柱。因此，当得知李宗仁准备让何出面组阁的消息后，叶剑英当即打电话给仍住在六国饭店的黄启汉，要他立即打电报给李宗仁，要李宗仁务必选最能够顺利进行和谈者担当行政院长之职，以免引起各方误会。黄启汉遂致电李宗仁，警告说：“当兹和谈机会接近之际，行政院人选，各方甚注意，似宜以令争取和谈顺利进行者为第一前提，尤为避免引起误会是为幸祷。”
但是李宗仁显然有自己的主张。3月13日，他对刘仲华、刘仲容说：“蒋介石完了，是条死蛇，无论军、政、经、党都已崩溃，大势已去，特务也不足为虑。何应钦是和平内阁，任命何出任行政院长主要是为了控制军队，便利将来改编缩军，希共方谅解。”他又半要挟半诉苦地说：“我很害怕把一个好好的局面搞乱了。现在和平民主力量已经有了战胜封建死硬势力的基础，只要不打仗，和平前途绝对可以乐观。相反，如果解放军渡江，那么不要说蒋介石会重新出来，白崇禧也会打的，美国、日本都会放手支持蒋，那样的局面是我所不愿看见的。”不管“二刘”怎样向李宗仁解释，对中共无论如何不能以不渡江来作为条件，解放军渡江只会对宁沪杭一带的蒋系军队形成威慑，而不会威胁和平，李宗仁始终不改变态度。
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全会作了报告。会议集中讨论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在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战略转移，即从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二中全会，可说是城市工作会议。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会议着重研究和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分析当时中国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二中全会号召在胜利面前，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二中全会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做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防止对个人的歌功颂德。
3月17日，继南北局部通商、通邮之后，上海滩商界闻人、担任全国商业联合会及中华国产厂商联合会理事长一职的王晓籁为南北通商通汇事项，致电李宗仁、何应钦和毛泽东、叶剑英等人，电文中说：
安定以求进步，进步以求安定，乃相为用者，目前求安定，求进步，实为主观客观之需要，而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者也。安定进步之要件，则为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乃近交通工具已不能适应需要，设再予以人为障碍，必致货不能畅其流，因以人不能尽其才，地不能尽其利，物不能尽其用。我国农工矿物，东西南北各有不同，如不互通有无，以有余补不足，则不但人民生活水准难免再低，经济秩序尤失常轨，即政府方面亦不免多费周章。因在不安定，必难有进步；而不在进步中，必难有安定。此次南北通邮、通电、通航，人心已得安定不少，社会已见进步现象，而在工商方面，以为继其后者，必为通商通汇，因遂准备加工进货，以望经济秩序之常轨可复，生活之最低水准确保……迅予实行通商通汇，实属公私两便。
王晓籁发出这样一份电报，一方面固然是反映工商界人士的心声，一方面也体现出当时国统区人士对和谈成功颇具信心。
3月22日，中共在得知刘仲华、刘仲容转告的李宗仁对和谈的立场之后，密电上海有关方面转告李宗仁：“速以桂系可靠部队一个师守卫总统府，严防蒋系于情况紧急时对其暗算：不要惧怕我军渡江；速以谈判代表内定人数及名单即日电告；告白崇禧不要占平汉路；李宗仁本人必要时可与中共中央直接商谈；告白崇禧不要破坏平汉路。”对于中共方面善意的忠告，李宗仁大都承诺并兑现，同意调兵，同意必要时自己直接与中共中央谈判，同意通知白崇禧不破坏平汉路。唯对解放军过江之事却避而不答。
3月23日，初春的华北平原阳光灿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兴致勃勃地登上汽车，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同日，中共中央及所属机构陆续离开西柏坡及其附近村庄，于25日全部迁到北平。
3月24日，蒋介石在溪口接见宋希濂、关麟征，对他们大发感慨：“我们自黄埔建军以来20多年中，遭受过许多挫折，但从未失败到今天这样的严重。抗战胜利后，我们的军事力量较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大得多，为什么在短短三年时间里，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军事上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太薄弱了！一个师甚至一个军，一被共军包围，只有几个小时或顶多一天工夫，就被共军完全消灭了。我们过去北伐时期，能以少击众，以一当十，是因为官兵具有不贪财、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但抗战胜利后，很多部队完全丧失了这种精神，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他指示宋希濂：“如果和谈不成，共军必然渡江。今后西南地区极关重要，你指挥的部队，可转移到鄂西山地去，以巩固川东门户。”
3月25日，李宗仁指定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等人为和谈代表，正式成立代表团；并指定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后来又增加了刘斐做代表。同一天，李宗仁通过黄启汉转电中共中央称：“正当和平初现，和谈将开之时，中共部队连日向麻城、罗田、英山、望江、安庆、无为、巢县、泰州之线大举推进，迫近江边，致使此间人心惶惶，影响和谈进行甚大，务请从事考虑制止，并酌予后撤。以利求和，免生枝节，而顺民意。”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同时也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桂系，等待李宗仁、白崇禧的觉悟，中共中央军委下令前线部队暂停向花园及其以南之孝感、黄陂、黄安、阳罗、黄冈、麻城、浠水等地推进。
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评论李宗仁指定的代表团：“可决定其为十足的投降之代表。但共匪是否接受其投降，是一问题耳。李宗仁和谈方案，其中心条件，无异于协同共匪消灭国军之基础耳。”
３月26日，新华社播发声明：“关于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举行和平谈判事宜，中共中央决定：（一）谈判定四月一日开始；（二）谈判地点在北平；（三）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等为代表，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方面所派代表团，按照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以及所提八项条件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四）上述各项，将经由新华社广播电台即日通知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按上述时间、地点，派遣代表团携带以毛泽东八项条件为基础的必要材料，以便举行谈判。”
3月29日，张治中携带李宗仁拟定的和谈“腹案”，再度来溪口谒见蒋介石。同行的还有顾问屈武。而吴忠信早就在溪口了。他呈递给蒋介石的以行政院名义拟就的“腹稿案”，只供代表团在谈判过程中掌握，并非提出的谈论方案，其内容，是针对中共的“八条”，把蒋介石新年文告再具体化。蒋介石早已知道，但还是看了一遍。
预拟与中共商谈之腹案：
一、双方既确认以和平商谈解决国是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端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订，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
二、同意重订新宪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
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的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编时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另作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对外签订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
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该会产生联合政府，唯在该会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同等名额参加，其属于第三方面人士之名额，亦以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
九、代表抵京后，即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商谈开始之前，就地停战，并参酌“国防部”所拟停战意见进行商谈。
张治中补充说明，该腹案为国方可能让步之原则极限，商谈的时候还要逐条力争。
蒋介石淡淡地说：“我没有什么意见。”
张治中显然不死心，说：“总裁，还是做一点指示吧！”
蒋就叮嘱了一番：“文白，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啊！”
下午，蒋介石陪同张治中、吴忠信，沿着蒋母墓庐边的山中小路一直走到溪口。在蒋母墓庐下，蒋介石对张吴二人说：“我还是要和平，再也不想开战了！我现在的愿望就是能终老故乡！”
张治中听了以后，高兴地说：“总裁这话应该对和谈很有帮助的，也可以消除党内的分裂！不知是否愿意在报纸上发表一下？”
蒋介石随即表示：“你斟酌着办吧！”
于是，3月31日出版的《申报》头版头条就是：
【本报卅日电】蒋总裁对和谈大计，决采完全不干涉态度，听由李代总统及何院长全权决定处理。蒋总裁并郑重表示，渠决以在野之身，尽力支持李代总统，使和平得到成功，蒋总裁此项表示，系廿九日面告代表国民党赴溪口向总裁报告和谈问题之张治中者。张氏卅日下午返京后，即赴立（法）院出席秘密谈话会，报告赴溪口经过，张氏称：蒋总裁在溪口，游览山水，意态悠闲，渠表示既已引退，决不过问政治，过去渠首先倡导和平，现则恳切希望各位努力完成。总裁与张氏出外散步时，面临山前溪流，怡然告张氏曰：“我已有四十余年没有在故乡久住了，倘若和谈能够成功，天下能够太平，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我得以终老故乡，那简直如神仙一样了。”言时态度至为轻松愉快。张氏并告立委称：蒋总裁自引退后，体重增加，过去一一八磅，今已一二五磅矣。各位立委获悉蒋总裁之表示后，咸以热烈的鼓掌，表示无限之欣慰……
张治中等人离开溪口的时候，由蒋经国陪送到杭州笕桥机场。蒋经国与屈武同车。分手时，蒋经国对屈武说：“文白先生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的！”蒋经国这最后一句话，是其父蒋介石近几个月的口头禅。在飞机上，屈武把蒋经国的话告诉张治中，张治中呆了一下，生气道：“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要当面质问他，教训他！他父亲说一切要当心，他却说我死无葬身之地，这像什么话！”
刘斐是李宗仁增补的派往北平参加和谈的代表之一，他本来不愿意担当这个使命，李宗仁找他商量。刘斐说：“仗是打不得了，全国人民要和，这是实在的。你想和到什么样子呢？”
李宗仁说：“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
刘斐说：“划江而治是你的如意算盘。我估计目前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你是以主和上台的，因此，在有利条件下要和，在不利条件下也只有和。所以首先你要有决心。”
李宗仁说：“我有决心。和谈如果成功，我一定签字。共产党已取得这么多地方，我想他一时也不能消化。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联合政府的。”
但即使解放军不渡江，国统区凋敝的民生又该如何挽救呢？李宗仁能想到的唯一方法就是积极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接触，希望美国政府给他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至少也要5亿美元，以帮助抑制通货膨胀。李宗仁强调：请司徒雷登注意蒋引退后中国政局已完全改变的事实，并向他保证今后将有效地使用美援。如果美国现在拒绝帮助中国来阻止世界共产主义的扩张，今后他要在远东做同样的事就要多花百亿美元，而且不会有什么效果，还会使美国青年不得不流血。
但司徒雷登拒绝了李宗仁的请求，并且清楚地说明，由于蒋介石仍在幕后控制着政府，中国的局面并没有改变。李宗仁一再地央求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希望美国能贷给中国一批白银，先行安定金融，再及其他。司徒雷登总是说：“总统先生，你有其名无其实，政府实权完全未有更动，不管美国运来多少金银，还不是和以前一样，完全浪费。”一系列外交努力的结果仍然是：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已定，现在绝不能改变。
就在张治中离开溪口的同时，3月30日下午，刘仲容作为白崇禧的特使，再度秘密地辗转来到北平。他刚刚被安排住下还不到一小时，毛泽东就派人用车把他接到西山双清别墅自己的住处去谈话。两人长谈7小时，一直谈到晚上。综合刘仲容提供的信息，毛泽东得出结论：李、白有联合反蒋的诚意。因此，他当晚就打电报给华中前线高级指挥官，称：与白崇禧之间的电讯联系即将建立，“我们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李白对此计划已有初步认识”，望前线各部准备与白崇禧在军事上进行配合。
但另一方面，当听到刘仲容转达白崇禧“划江而治”的建议时，毛泽东严正指出：“白先生要我们不要过江，这是办不到的。”如果白崇禧接受中共的和平条件，李、白二人可以保持其政治地位，参加联合政府。桂系的军队也可以暂时不动，将来协商解决。毛泽东要刘仲容回南京去，向李、白二人当面转达中共中央的态度。
4月1日，张治中率南京和谈代表团飞往北平。同行的除前述几位正式代表外，还有代表团顾问屈武等和其他工作人员共计20多人。起程前，李宗仁专门把黄绍竑找去谈了两三个小时，信誓旦旦地表示：“如中共条件真难接受，和谈破裂，我便下野；如中共条件并不太苛，尺度相当的放宽，大家仍不同意签字，因而和谈破裂，我亦下野；另外，不管中共条件如何，只要你们同意签字，即令溪口方面反对，我都可以完全负责。”
下午2时，飞抵北平的张治中一行走下飞机之后，发现中共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没有到机场迎接，心里顿时生出一种不祥之感。上飞机之前，南京机场上官盖云集，夹道欢送；当飞机飞临北平机场上空时，代表团本以为也会有同样热闹的场面。因此，张治中特地命令驾驶员驾驶飞机盘旋两周，以示礼貌。不想，下飞机后，机场上只有北平市副市长徐冰、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四野参谋长刘亚楼等寥寥数人迎接他们。由机场来到下榻的北平六国饭店时，代表团众成员抬头一看，一幅大标语赫然写着十个大字：“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见此光景，张治中的顾问屈武说：“看来，中共对我们的诚意是有怀疑的。”
当晚，中共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在六国饭店宴请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参加的有中共代表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和秘书长齐燕铭；南京政府方面有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和秘书长卢郁文。丰富的晚宴和热情的招待，使代表们的情绪又重新高涨起来。
宴会结束后，周恩来、林伯渠和张治中、邵力子谈话。周恩来严厉地质问张治中：“文白先生，你是李宗仁指派的首席代表，蒋介石早已下野，你为什么还要到溪口去向战犯头子请示？你这样做法，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起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毫无思想准备的张治中连忙辩称：“第一，我是国民党员，蒋介石是国民党总裁，党员行动，总得让总裁知道吧！第二，现在名义上是李宗仁代总统，但实权仍在蒋介石手里，为了和谈工作不致夭折，我不能不去摸个底呀！”周恩来接着说：“不管怎么说，只能说明蒋介石还在发号施令。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林伯渠约章士钊谈话，也坚持在战犯问题上决不让步。章士钊面带难色地告诉林伯渠：“如战犯问题不放松，则有两点顾虑。在人情上说，此次六个代表，除本人之外，均属国民党，如果一定要抓蒋介石，等于让儿子签字杀老子，恐怕五个代表决不肯签字，这是其一；二呢，从利害观点讲，目前蒋介石尚有残余力量，美国和日本又窥视在侧面，如逼得太紧，即是促成蒋介石系统的团结。”
就在南京和谈代表团抵达北平的当天，南京城内发生了震惊一时的“四一”血案。
大约在3月27日、28日之际，在南京的各大专院校的师生得知了国民党和谈代表即将赴北平谈判的消息，决定在4月1日，国民党和谈代表飞赴北平的那天举行游行示威。他们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尽快结束内战，实现真正的和平。
1949年3月29日，南京青年学生成立了“争生存联合会”。为了迎接更大更严重的斗争，还成立了“南京市专科以上学校应变联席会议”，来领导这次示威游行。3月31日，应变联席会议发表了《争生存争和平宣言》，该宣言称：
在中国历史大转变的前夕、人民力量接近胜利的时候，垂死的没落反动势力仍试图作最后的挣扎，用尽了各种方法来企图苟延反动的统治政权。随着他们的困兽斗，中国人民的生活乃陷入更深的血泪中，我们的生活也陷入了更高度的困窘与饥饿，最起码的生存要求遭受到了空前的严重威胁与迫害。因之我们争生存、要活命的怒吼，不仅是为改善自己的生活、保障自己的福利，而更是要为我们永久的生存取得保障，从而为全中国人民取得永久生存的保障，这种生存是必须在全面的和平下才能获得的。
同时他们还设立了总指挥部，组织了纠察队、宣传组、救济组、联络组，决定了游行线路，规定了游行时的纪律。
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得到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要游行示威的消息后，惊恐万分，立即命令政治部于3月29日邀请了各高校的负责人开会，要求各校无论如何都要说服学生，不要举行请愿和游行活动，以免发生事故。与会代表也都纷纷表示，青年学生们的要求是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的，任他们喊喊跳跳又有什么关系呢？3月31日，双方勉强接受了一个折中方案：以请愿为主，会后不举行集体游行，各校分路返校，就算游行好了。但是，各校的代表又提出一个条件，无论怎样，都不应再生任何枝节。
当天晚上，南京卫戍司令部就发表了一份充满威胁的声明：“依据戒严令，绝对禁止任何学校、团体假借任何和平名义，非法集合或聚众游行，违者严办不贷。”这也就给南京的军、警、宪、特一把尚方宝剑，他们可以依据命令阻挠和镇压学生的游行示威。但出乎意料的是，在31日晚11时，卫戍司令部的副司令覃异之接到司令张耀明的电话：“李代总统命令，准许学生游行。”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李宗仁对和谈还是有诚意的。
会后，各高校的代表大都向学生应变会说明了明天停止游行的通知。当时很多做好准备的同学都很诧异。
4月1日上午7点钟的时候，中央大学的同学都吃了早饭，突然，学生应变会的杨育平在饭厅前大声地宣讲道：“同学们，我们还是要去总统府请愿的。政大和建国法商学院的学生已经到了大操场，我们中大的同学不能失信。我们赶紧集合，到大操场整理队伍。”
当时，有同学就跟杨育平激烈争吵起来，说学校已经下发通知，停止示威游行一事。而杨育平更是慷慨陈词：“难道我们中大怕死吗？难道我们向政府表达反内战、真和平的意愿也犯罪吗？”就这样，中大四牌楼本部的学生在文昌桥宿舍食堂前进行了半个小时的辩论，最后多数学生坚决主张按计划游行，并且队伍已经陆续集合起来了。中大集合1000多人的队伍，随后到大操场与大队人马会合，此时，其他学校的队伍也到了四牌楼的中大操场。
中大的同学正在集合队伍之时，中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胡小石派人把中大学生应变会的主要负责人常建宇、杨育平、黄学孝、刘敬坤等人找来。在中大礼堂的台阶前，白发苍苍的胡小石一面不停地挥舞着手中的手杖，一面急切地说：“孩子们，今天不能去游行啊！我在办公室接连接到张耀明的几个电话，他说，你们学生有游行的自由，那我就有镇压学生游行的自由……你们万万不能出去游行啊！一旦发生流血事件，我怎么向你们的父母交代啊？”
这几位同学都被胡小石的话感动了，但是在那种“箭在弦上”的局势下，他们还是回到大操场，检查和整理队伍。4月1日9时左右，没有宣传车，也没有标语和布标，只有这些大专院校的校旗迎风招展。南京大专院校的6000多名学生从四牌楼的中大操场出发，经过保泰街到鼓楼与金陵大学的队伍会合后，沿着中山路、新街口、中山东路、大行宫、太平路、三山街、昇州路、中山南路返校。
游行进行了3个小时，也没有发生什么镇压的现象。
在散会之后，剧专的同学沿太平南路向学校后撤。他们边走边演活报剧《耍猴记》。
《耍猴记》的剧情是讲一个戴着星条蓝帽的外国佬，手牵两只活蹦乱跳的猴子，耍来耍去，这两只猴子对这老外做出各种可笑又可怜的姿态，一个像蒋介石，一个像李宗仁，这老外当然是指美国人了。
路边有很多市民围观随行，可谓人山人海，人群中不时爆发出哄堂大笑和雷鸣般的掌声。而学生抵达白下路后，继续向前，从大中桥的路口冲出来一批国民党的军官。他们正是所谓“容总”的人，即军官收容总队，都是些淮海战役战败回京的残兵游勇，对共产党对游行的学生恨之入骨。他们动用木棒对剧专的学生上来就是一阵猛打。
在此混战中，剧专的学生手无寸铁，显然不是这些训练有素的军人对手。政治大学的一些学生从学校开着卡车，到达了大中桥出事现场，来营救剧专的同学。
几百名“容总”的暴徒，不问青红皂白，一拥向前，咆哮着、跳嚷着，先把汽车玻璃砸碎，把卡车后的挡板扳开，然后用木棍、铁条和石块乱打乱砸赤手空拳的学生。这些同学，有的被打得骨折，有的被打昏倒。他们还将其中一些学生横拉着捆到一起，对他们百般羞辱，绑着一些同学的双手，推进“容总”，不停地恐吓他们，说“缴获了你们共产党的电台，今天要把你们送到雨花台去”，还对这些同学进行了非法审讯。政治大学的司机陈祝三当场被这些暴徒活活打死。
中央大学的游行队伍闻讯赶到总统府门前请愿。大概下午3点左右，学生应变会的几个同学陪同中大“校维会”的胡小石等教授，欲进入总统府去找代总统李宗仁说理，但看门的警卫不让他们入内。后来，李宗仁的一位秘书出来应付说：“李代总统不在，兄弟我无权答复。大家请回吧！”在外面围坐着的中大同学，见此情形，齐声高唱国际歌，给那些警察很大的压力。后来，首都卫戍司令部的政工处长罗春波来到现场，威胁大家说：“我劝你们还是回去吧！否则没有什么好结果的。”
这时已经到五点钟降旗的时候了，游行的中大同学立即起立行注目礼。刚降完旗，远处开来了一百多人的警察，密集地排在总统府门前，双方僵持着。
这时，突然从大行宫方向开来了三部卡车，车上全是手拿棍棒的军人，正是刚刚在大中桥制造了血案的“容总”暴徒。他们争先恐后地下了车，一面冲到请愿的队伍前，一面吼道：“打小共产党，打死这些共产党！”这些“容总”的打手举起手里的棍棒对中大的学生就是一阵猛打。本来坐着的队伍一下子被冲散了，学生应变会眼见形势紧急，就立即指挥在场的同学分成两个部分。大部分人朝东跨过大路避开“容总”；西边的200多人冲向总统府门里。
他们首先猛力突破宪警设置的人墙，向总统府的大院里奔去，前厅架着机枪。跑在前面的二三十位同学突出侧门，通过巷道，直奔后面李宗仁的办公室。等他们跑到子超楼的楼梯口时，卫兵不让他们进去，反而把他们押往前厅。这时，跑在后面的几十名同学已经被后面追上来的“容总”军官围殴，有的已倒在血泊之中，有的正徒手与暴徒搏斗。在这场发生在总统府的镇压中，中大物理系四年级同学程履绎不幸牺牲，电机系二年级同学成贻宾重伤，4月19日不治身亡。
惨案接近尾声时，卫戍总司令张耀明从司令部坐上吉普车，手里举着手枪，冲到总统府，对正打在兴头上的暴徒高喊：“我是总司令，哪个再敢打，我就立即枪毙他。”随着张耀明的高喊，同时他带来了一部分军警，那些“容总”的人被威慑住了，悄悄地溜走了。
此次惨案中，南京各高校被打学生共计195人，其中重伤80人，轻伤15人，当场牺牲和重伤致命3人。在这次惨案中，南京的人民始终是站在学生一边的，他们不仅为游行队伍壮威呐喊，心系学生的安危，多次劝告同学们要避开危险；在紧急关头还冒险伸出援手，把被打的同学藏在自己的身后，帮助同学伪装成食客，逃脱暴徒搜查。就连总统府的一个卫兵还帮助学生们躲藏，甚至把几个学生拖入警卫室，对围殴的“容总”人高声宣布没有看见人进来。
1949年4月2日，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关于解决“四一”学生运动致教育部的电文中，这样叙述了当时发生的状况：
……边疆、政大两校学生6人于大光路军官收容总队门前举行反动宣传时，因激起军人公愤被打耳光，遂于下午3时许邀集同学百余人，在金大散会后分乘卡车3辆前往大光路，意图报复，并在白下路，向大中桥方向行驶，沿途高呼“反饥饿、反迫害、反征粮、反美援、打倒反动军队”等口号时，大中桥附近军官收容总队官兵20余人更激起愤慨，上前质询：“谁是反动军队？”学生答：“戡乱军队就是反动军队。”随即触怒在场官兵，相互混打。……
大中桥混打后，边校学生当即分向中大、金大等校求援，至下午4时许，复有中大、金大等校学生500余人再向总统府请愿。……下午5时许，突有军官收容总队官兵百余人分乘卡车两辆到达东海路北口下车，手执木棍，蜂拥向总统府方向前来。……瞬间军人已冲到，军人、学生双方且打且退，退入总统府大门内。……下午6时25分，总统府警卫队鸣枪，军人始行退去。事后即协同卫戍总部派卡车，分将受伤学生送鼓楼等医院救治。本厅薛局长当时会同总统府卫戍总队在现场逮捕肇事军人7名，解送卫戍总部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