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各种灾害及其防救
导读
秦汉时期的主要自然灾害有水、旱、蝗、震、疫、风、雹、霜、雪、寒、火等十余种。本章分类介绍各种自然灾害发生的时间、空间特征，产生的原因及秦汉时期人们对灾害的认识和应对措施。
秦汉时期共有水灾记录125次，其中雨水过多与河溢造成的水灾117次，海溢8次。有两次海溢与雨水灾同时发生。安帝延光元年（122年）陈忠上疏曰：“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滨，海水盆溢。”
一、秦汉水灾类型
水灾大体上可分为雨水型和河溢型两种。雨水型水灾是由连续降雨或暴雨造成的。河溢型水灾是由于河水泛滥决口所致，大多也与暴雨有关。
秦朝水灾主要是降雨造成的雨水型水灾。
汉代，河溢型水灾越来越多，仅黄河就改道6次，决溢12次，共计18次河水泛滥。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黄河两度决口并改道。
汉代的水灾，还包括由海洋大风暴潮、海啸、大雨、海溢引起的水灾。海溢造成的水灾，轻则侵蚀农田，冲毁盐场；重则毁坏民舍，淹死百姓，是沿海地区的一大灾害。
（一）雨灾
秦汉时期的淫雨之灾动辄连淫几十天，造成农作物大面积歉收甚或绝收。秦二世二年，“连雨自七月至九月”。文帝后元三年（前161年），“秋，大雨，昼夜不绝三十五日。蓝田山水出，流九百余家。汉水出，坏民室八千余所，杀三百余人”。元帝永光五年（前39年），“秋，颍川水出，流杀人民。吏、从官县被害者与告，士卒遣归”，“夏及秋，大水。颍川、汝南、淮阳、庐江雨，坏乡聚民舍，及水流杀人”。成帝建始三年（前30年），“夏，大水，三辅霖雨三十余日，郡国十九雨，山谷水出，凡杀四千余人，坏官寺民舍八万三千余所”。“秋，关内大水”。光武帝建武十七年，“洛阳暴雨，坏民庐舍，压杀人畜，伤害禾稼”。献帝初平三年春，“连雨六十余日”。献帝初平四年“夏，大雨，昼夜二十余日，漂没人庶”。可见，当时雨灾之严重，为害之惨烈。
（二）河溢决
河溢决主要是黄河的决溢，也包括长江、淮河、济水、渭河、汉水等大江大河以及一些小河流如伊河、洛河、汝河、颍河等的决溢。
秦时没有河流决溢的记录。西汉时，河患比较严重。高后三年（前185年），“夏，江水、汉水溢，流民四千余家”。四年（前184年）秋，“河南大水，伊、洛流千六百余家，汝水流八百余家”。高后八年（前180年），“夏，江水、汉水溢，流万余家”。
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元光三年（前132年）春，“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渤海。夏五月……河水决濮阳，泛郡十六”。
元帝永光五年（前39年），“河决清河灵鸣犊口，而屯氏河绝”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黄河）今乃大决，没漂陵邑”。建始四年（前29年），“大水，河决东郡金堤”。河平二年（前27年），“河复决平原，流入济南、千乘，所坏败者半建始时，复遣王延世治之”。元延元年（前12年），“百川沸腾，江河溢决，大水泛滥郡国五十有余”。
东汉时期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王景治河事件，王景的丰功伟绩被历代传诵。人们普遍的看法是，自王景治河以后，黄河就安流了，河患似乎也淡出历史了。但事实是河患依然存在，如安帝永初元年，“四渎溢，伤秋稼，坏城郭，杀人民”。这里的“四渎”就是长江、黄河、淮河、济水。殇帝、桓帝、献帝时期也曾经发生河流溢决之类的水灾。如：殇帝延平元年五月，“六州河、济、渭、洛、洧水盛长，泛溢伤稼”。桓帝永兴元年秋七月，“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献帝建安二年秋九月，“汉水溢，是岁饥，江淮间民相食”。
（三）海溢（海啸）
秦汉时期曾经发生过8次大海啸，给沿海居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其巨大的危害。甚至有人认为秦汉时期的大海啸曾经导致沿海部分地区文明长期中断。秦汉时期的第一次大海啸发生在西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史载：“五月，勃海水大溢。”最后一次海啸发生在灵帝熹平二年（173年）六月，当时“北海地震。东莱、北海水溢”。这是一次与地震相伴发生的海啸，这次海啸也造成了人员伤亡，史书上有“漂没人物”的记载。
其他几次海啸分别是：元帝初元二年，“北海水溢，流杀人民”。王莽时，“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安帝延光元年，“徐岱之滨，海水盆溢”。质帝本初元年，“海水溢乐安、北海，溺杀人物”。桓帝永康元年八月，“勃海海溢，没杀人”。灵帝建宁四年二月，“海水溢，河水清”。
秦汉时期的海啸主要是渤海海啸，侵害地区主要是渤海西部、西南部及其南部的沿海一带。
二、秦汉水灾时空分布
（一）秦汉水灾时间分布
1.秦汉水灾年际分布
秦汉441年间计有108个水灾年份，水灾次数125次，平均3.5年发生1次水灾，水灾发生率约28%。水灾年份总的分布状态是分散的、不均衡的，存在着低发期、高发期、连发期。
宏观上看，秦和西汉的水灾次数比东汉少。秦3次，西汉47次，而东汉有水灾记录75次。西汉成帝时期以及东汉安、桓、灵、献帝时期是水灾频次高峰期。
秦朝的水灾记录主要在秦朝末期，前209年、前208年和前207年连续3年发生水灾。众所周知，前209年的水灾造成了陆路交通的阻绝，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直接原因。
西汉相对来说属于水灾低发期，230年间有42个水灾年份，平均5年半有1个水灾年份，共发生包括海溢、大雨等在内的水灾47次，平均约5年一次水灾，水灾发生率约20%。西汉时期存在连续10年以上的无水灾时间区间：前206—前186年连续21年无水灾记录；前131—前121年连续11年无水灾记录；前107—前87年无水灾记录；前77—前67年连续11年，前65—前49年连续17年无水灾记录；公元1—10年连续10年无水灾记录。特别是从前107年到前49年，59年间只有3个水灾年份，分别是前86年、前78年、前66年，属于水灾低发期。
西汉水灾的低发特征还表现在水灾年份的分散分布上，西汉最早的水灾年份是前185年，最后一个水灾年份是公元23年，前后时间跨度达208年，42个水灾年份分散分布到208年间，其间连年发生的情况很少，只有4个连发期，即：前185—前184年、前109—前108年、前48—前47年、前30—前27年、公元15—16年。
西汉水灾发生相对比较集中的是成帝时期，26年中有12个水灾年份，平均2.2年发生1次水灾，水灾发生率约46%，其间有1个4年连发期。其次是王莽时期，15年间有6次水灾记录，平均2.5年发生1次水灾，水灾发生率约40%，其间有1个连续2年的连发期。高后时期和汉元帝时期也属于水灾相对高发期，高后时期8年间发生3次水灾，元帝时期16年间发生了6次水灾，两者都是平均约2.7年发生1次水灾，水灾发生率约38%。
文帝、景帝时期水灾的发生率都超过了西汉时期的平均值（20%），汉文帝时期，23年间发生水灾6次，平均近4年发生1次水灾，水灾发生率约26%。汉武帝时期，54年间发生水灾8次，平均6.8年发生1次水灾，水灾发生率约15%。汉昭帝时期，14年间发生2次水灾，平均7年1次，水灾发生率14%。汉景帝时期，16年间发生2次水灾，平均8年1次水灾，水灾发生率约13%。汉宣帝时期，25年间发生了1次水灾。汉哀帝时期，6年间有1次水灾。
汉高祖、汉惠帝、汉平帝、孺子婴、更始帝在位期间没有水灾记录。
东汉整体上属于水灾高发期。196年间有66个水灾年份，平均约3年有1个水灾年份，共计有水灾记录75次，平均约2.6年有1次水灾，水灾发生率约38%。在整个东汉时期，相对来说，水灾也存在低发期、高发期，也存在连年发生的情况，且连年发生情况相对比较严重。
公元25—99年属于水灾相对低发期。在长达75年的时间里，公元30—32年有1个3年连发期，公元47—48年有1个2年连发期，公元54—55年有1个2年连发期。75年间共有16个水灾年份，平均4.7年有1个水灾年份，共计发生水灾17次，水灾发生率约23%。该阶段较长的连续无水灾年份区间有：公元33—40年连续8年；公元42—46年连续5年；公元49—53年连续5年；公元71—88年连续18年；公元90—94年连续5年。
公元100—111年属于水灾高发期。12年间共计有12次水灾记录，有10个水灾年份，公元104年、公元105两年无水灾。公元120—132年属于水灾高发期。13年间有9个水灾年份。公元146—159年属于一个水灾高发期，14年间有8个水灾年份。公元166—175年属于一个水灾高发期，10年间有8个水灾年份。
东汉水灾年际分布状态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大分散，小集中。东汉最早的一次水灾发生在公元28年，最后一次水灾发生在公元220年，66个水灾年份无序分散在长达193年的时间里，此为大分散；但同时却存在着多个高发期和连发期，连发总年份达49年，连发年份将近占水灾总年份的4/5，此为小集中。
和、安、桓、灵四帝在位时期是水灾较多的时期。和帝时期，17年中7个水灾年份8次水灾，平均约2.4年出现1个水灾年份，水灾发生率约为47%；该期水灾主要发生在后期，公元100—103年连续4年发生水灾。安帝时期水灾记录最多，19年间有11个水灾年份，平均约1.7年1个水灾年份；该阶段共计有各类水灾记录13次，平均约1.5年有1次水灾记录，水灾发生率高达约68%；在他统治初期和末期分别有1个连续5年的连发期。桓帝时期，21年间有9个水灾年份，平均约2.3年出现1个水灾年份；计有水灾记录11次，水灾发生率约为52%；在他统治初期存在1个连续2年的连发期，统治中期存在1个连续3年的连发期，统治晚期有1个连续2年的连发期。灵帝时期，22年间计有10个水灾年份11次水灾，平均约2.2年出现1个水灾年份，水灾发生率为50%；他在位初期有1个连续5年的连发期，他统治末期有1个连续3年的连发期。
光武帝、顺帝、献帝时期是水灾一般发生期，平均大约3年多出现1个水灾年份。光武帝时期平均约3.7年出现1个水灾年份，水灾发生率约为27%；顺帝时期平均约3.8年出现1个水灾年份，水灾发生率约为26%。献帝时期，平均约3年有1次水灾，水灾发生率为31%；其中，光武帝在位初期有1个连续3年的连发期，在位中期和末期分别有1个连续2年的连发期，顺帝在位初期有1个连续2年的连发期。献帝在位期间有1个连续2年和1个连续3年的连发期。
明帝统治时期是水灾低发期，18年中水灾记录年份仅有4年，其中公元59年和60年连续2年水灾。章帝在位13年没有水灾记录。
2.秦汉水灾年内分布
总的看来，秦汉时期，我国水灾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的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其中六月份发生最多，其次是五月和七月，再次是九月和八月，其他各月发生较少或者没有发生。
秦朝统治年份甚短，水灾记录有三次，由于次数太少，在此不予探讨。
西汉时期水灾的年内分布情况与东汉相比较，大体相似又有所不同。两汉水灾年内高发期都是夏秋季节，差别不大。西汉水灾以九月份最多，其次是五月；东汉水灾以六月份为最多，其次是五月和七月。
（二）秦汉水灾空间分布
根据各州发生水灾的次数秦代没有“州”，为了便于对比，按汉代“州”的地域予以罗列。
秦汉时期，北到并州、冀州，南到荆州、扬州，东至大海，西到凉州金城，西南到巴郡的广大地区之内都有水灾发生。水灾范围大体上限于北纬30—40度、东经110—120度之间的地区。水灾的高发区域和重灾区是当时的“关东”地区，即函谷关以东地区。司隶部所统辖的地区水灾记录最多。司隶部管辖地区相当于今天的陕西关中地区、山西省西南部以及河南省的郑州、洛阳、安阳、鹤壁、新乡、焦作等地。黄河中下游以及淮河流域是水灾主要集中发生区域。司隶、兖州、豫州、荆州、冀州、徐州等六个州的水灾呈明显增多趋势，在所有州的水灾记录中，只有青州西汉多于东汉。
三、秦汉水灾成因
（一）现代水灾成因观点
1.地震引发水灾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水灾的形成主要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天象变化、地球系统变化等会造成地震。地震、山崩等地质灾害有时候会引发地下水突然暴出而形成水灾。震灾也引发了海啸等水灾。如：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四月，“齐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溃出”。灵帝建宁四年（171年）五月，“河东地裂”。山水大出，漂坏庐舍五百余家”。灵帝熹平二年六月，“北海地震。东莱、北海水溢”。
2.太阳活动与水灾
太阳活动对地面上降水量的影响已经为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一般认为：太阳活动减弱时，太阳黑子增多，地面上降水量增多；反之，太阳黑子减少时，地面上降水量也减少。太阳活动11年周期的峰值年前后多涝，谷值年前后多旱。《后汉书·五行志》记载：中平四年三月丙申，黑气大如瓜，在日中。注引《春秋感精符》曰：“日黑则水淫溢。”可见，两千多年以前，我国人民通过长期观察，已经初步认识了太阳黑子变化与地面降雨量之间的关系。
3.气候变化与水灾
天象变化、地球系统变化等会导致气候变迁以及天气反常，从而造成一定时期内某些地区降雨量过大形成水灾，或引发诸如“海溢”等海洋灾害。我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主要受季风气候的影响，降雨集中在夏季，这也是水灾多的一个主要原因。秦汉时期的气候与现在相比虽然有所不同，但地理位置基本没有大的变化，所以秦汉时期还是处于季风气候影响之下的。
据现代学者研究：西汉属于我国气候温暖期，东汉时期的气候基本上处于由暖而寒的渐变期，东汉后期气候变冷。所以，两汉相比，东汉时天气更为多变，降雨不均。再者，史料中多次出现京师洛阳一带连续淫雨几十天的情况，据此判断，东汉时可能有一段时期比较温暖，我们现在所说的“梅雨”抵达的最北部边界可能已经越过淮河—秦岭线到达了黄河下游一线。若据此而论，则东汉时期农业光热条件比现在要好，但东汉时期正处于历史气候变动期，时暖时寒的天气条件恰恰给农业生产以更为严重的打击，自然灾害的发生更为频繁且危害也相对更为严重。
4.人类活动与水灾
水灾的形成也受人为因素的影响，人类活动的不科学会使得原本变动幅度不大的自然变异转化成危害严重的灾害；此外，本来荒无人烟的地区，纯粹的自然变异并不成为灾害，因为人口大量出现，成为自然变异的承受者，这样也会形成大量的自然灾害。
秦汉时期人类活动与水灾的相关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分布与河患
秦汉时期人口主要分布在司隶部、荆州北部、徐州北部、豫州、青州、兖州、冀州。作为一个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的国家，当时人类的活动主要是农业耕作，主要区域是黄河下游平原、淮河流域以及荆州北部地区；关中平原也是主要的农业区。同时，在上述地区，人口又相对集中在灌溉较为便利的河谷地带或近河地区。人口相对地集中于近河地区是河溢等水灾频繁的主要原因，也是河患危害严重的主要原因。如：公元前185年夏，“江水、汉水溢，流民四千余家”。高后八年（前180年），“夏，江水、汉水溢，流万余家”。到了西汉中后期，黄河中下游的河谷地带以及河堤沿线已经集聚了大量农业人口，“人庶炽盛”，他们“缘堤垦殖”，把黄河大堤内外开垦成了农田，造成黄河堤防的严重破坏，河漫滩上的农作物等人工植被也可能严重影响到了河道的行洪能力，结果导致了公元11年黄河在今河北大名决口泛滥，祸及清河以东数郡，这是黄河又一次大改道，到公元70年才由王景领导数十万民工治好。这次水灾延续了60年，在这60年间，河水漫流，无所拘束，河水所及之地，皆为灾区，“兖、豫之人，多被水患”。东汉桓帝永兴元年七月，黄河下游溃堤，受灾最严重的冀州，几十万户人无家可归，史载：“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
（2）堤防沟渠废弛
秦汉时期堤防沟渠的废弛也是水灾形成的原因之一。西汉时，黄河几次决口，国家都积极采取措施，堵塞治理。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黄河决口，“东郡大兴卒塞之”。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发卒十万救决河”。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夏四月，汉武帝亲自“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使黄河回归到了原来的河道，平息了河患。成帝年间，黄河在东郡决口，淹没了两个州，校尉王延世率领部下堵塞了决口，汉成帝由此下诏改元为“河平元年”。到了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黄河又在魏郡决口，因为洪水没有危害到元城王莽老家的祖坟，所以王莽下令不予堵塞。史载：“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先是，莽恐河决为元城冢墓害，及决东去，元城不忧水，故遂不堤塞。”
东汉开国之初，百废待兴而国力衰弱，再加上人口大量减少，地旷人稀，人们容易从自然界获得食物，生存压力较小，所以不重视兴修水利，旧有的沟渠很多已经淤平、变小或因缺乏维修而草木丛生，严重影响了沟渠的排洪能力。到了雨季，田里积水不能及时排出，不仅致使水灾增多，而且使得水灾危害时间加长，危害程度也更强。堤防沟渠的严重废弛甚至引起了中央政府的关注，汉和帝于永元十年（公元98年）春颁布诏令，要求全国开展堤防沟渠的修理疏导工作，并明确规定刺史和二千石要亲自领导这项工作。和帝在诏书中说：“堤防沟渠，所以顺助地理，通利壅塞。今废慢懈弛，不以为负。刺史、二千石其随宜疏导。勿因缘妄发，以为烦扰，将显行其罚。”诏书一方面说明了中央政府对防灾工作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当时堤防沟渠败坏程度严重。
（3）人类自身行为招致水灾
桓帝永兴二年（公元154年）巴郡太守但望在上疏中提到这样一件事，说是当地人喜欢集中居住，因为发生了几次火灾，很多房屋都着了火，同时又发生了瘟疫，于是便有很多人搬到了船上住，结果一天夜里河水上涨，造成了船翻人亡的悲剧。这是人类自身行为招致水灾的一件典型事例。史载：永兴二年三月甲午，巴郡太守但望上疏说：“……时有温风，遥县客吏多有疾病，地势侧险，皆重屋累居，数有火害，又不相容，结舫水居五百余家，承三江之会，夏水涨盛，坏散颠溺死者无数……”
（二）秦汉水灾成因观念
秦汉时期，人们对水灾成因的认识主要是受先前文化典籍的影响，往往根据《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及其各传等书的记载，谈论和寻找水灾发生的原因。汉代人认为雨水之灾是上天对人类某些错误行为的惩罚，“不敬鬼神，政令逆时”，就会导致“雾水暴出，百川逆溢，坏乡邑，溺人民，及淫雨伤稼穑”；认为“诛罚绝理”、“辟遏有德”、“归狱不解”、“追诛不解”、“大败不解”都会导致水灾；认为“上嫚下暴，则阴气胜”，常常会引发雨灾，即“其罚常雨也”。
以阴阳五行理论为依据者，认为雨水过多、泉涌河溢、海溢等水灾的发生都是阴阳失衡、阴盛阳衰的结果。持天人感应观点者，认为百姓怨气能够上感于天，致使阴雨连绵海溢河决酿成水灾。
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郡国七大水，泉水盈溢。一个叫杜林的人在给皇帝的上疏中把水灾的原因归结为乱兵侵害百姓。乱兵属于阴阳矛盾中的“阴”，百姓为乱兵所侵害，自然怨气满腹，百姓怨气属于阴阳矛盾中的“阴”，阴过盛导致了水灾。
和帝永元十二年，颍川发生大水灾。和帝策问阴阳不和，或水或旱的原因。当时有一位名叫养奋的人在他的对策中把水灾的原因归结为：“水者阴盛，小人居位，依公营私，谗言诵上。雨漫溢者，五谷有不升而赋税不为减，百姓虚竭，家有愁心也。”
安帝永初元年有41个郡国发生水灾，淹死了很多人，《后汉书》引用谶书上的话说：“水者，纯阴之精也。阴气盛洋溢者，小人****擅权，妒疾贤者，依公结私，侵乘君子，小人席胜，失怀得志，故涌水为灾。”“小人居位”、“小人****擅权”这种情况属于阴阳矛盾中的“阴”，“依公营私，谗言诵上”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不阳光的行为，自然属于阴阳矛盾中的“阴”，而“百姓虚竭，家有愁心”也属于阴气。正是上述众多阴气的聚合上感于天，才导致了雨水之灾。安帝元初四年七月，京师洛阳以及十个郡国发生水灾。安帝在救灾诏书中也说，出现淫雨之灾是因为人民有怨气所导致的。“夫霖雨者，人怨之所致。”
殇帝延平元年五月，有37个郡国发生大水灾，农作物受害严重。《后汉书》引董仲舒的话对水灾的成因作了解释：“水者，阴气盛也。”并附会说如此盛大的阴气来源于邓太后，“是时，帝在襁抱，邓太后****”。甚至还认为安帝元初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的大水灾都是因为邓太后以女人身份执政引发的。在阴阳学说中，男人属于“阳”，女人属于“阴”，邓太后以女人身份主帝政，自然属于阴侵阳，阴盛阳衰则暴发水灾。
此外，秦汉时人们还将水灾与天文现象联系起来，史料中这方面的记录不少，如以下记载：
（光武帝建武）三十年闰月甲午，水在东井二十度，生白气，东南指，炎长五尺，为彗，东北行，至紫宫西藩止，五月甲子不见，凡见三十一日。水常以夏至放于东井，闰月在四月，尚未当见而见，是赢而进也。东井为水衡，水出之为大水。是岁五月及明年，郡国大水，坏城郭，伤禾稼，杀人民。
（汉明帝永平）三年六月丁卯，彗星出天船北，长二尺所，稍北行至亢南。见三十五日去。天船为水，彗出之为大水。是岁伊、洛水溢，到津城门，坏伊桥；郡七、县三十二皆大水。
孝安永初元年八月戊申，客星在东井、弧星西南。……客星在东井，为大水。……是岁郡国四十一、县三百一十五雨水。四渎溢，伤秋稼，坏城郭，杀人民，是其应也。“太白入（北）斗，洛阳大水”。中平四年三月丙申，黑气大如瓜，在日中。
四、秦汉水灾防救
在上述水灾成因思想的影响下，秦汉时期对于水灾的救助也颇具特色。一般来讲，都是试图以平衡阴阳、消除人民怨气为手段，达到消除水灾的目的。
（一）省刑
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九月，因为“今年郡国颇被水灾”，“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夏，“大雨昼夜二十余日，漂没人庶，又风如冬时。帝使御史裴茂讯诏狱，原系者二百余人”。
（二）赐棺钱
成帝河平四年（前25年）三月……“遣光禄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举濒河之郡水所毁伤困乏不能自存者，财振（赈）贷。其为水所流压死，不能自葬，令郡国给槥椟葬埋。已葬者与钱，人二千。避水它郡国，在所冗食之，谨遇以文理，无令失职”。桓帝永寿元年（155年）六月，“又诏被水死流失尸骸者，令郡县钩求收葬；及所唐突压溺物故，七岁以上赐钱，人二千。坏败庐舍，亡失谷食，尤贫者禀，人二斛”。桓帝永康元年（167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诏州郡赐溺死者七岁以上钱，人二千；一家皆被害者，悉为收敛；其亡失谷食，禀人三斛”。
（三）赈贷
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秋，“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这一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费以亿计，县官大空。”
成帝鸿嘉四年（前17年）秋，“勃海、清河河溢，被灾者振贷之”。
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六月，“舞阳大水，赐被水灾尤贫者谷，人三斛”。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四月庚辰，“赈贷张掖、居延、敦煌、五原、汉阳、会稽流民下贫谷，各有差”。
顺帝阳嘉元年（132年）二月，“以冀部比年水潦，民食不赡，诏案行禀贷，劝农功，赈乏绝”。
（四）薄征
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正月，诏曰：“乃者民被水灾，颇匮于食，朕虚仓廪，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振贷，非丞相御史所请，边郡受牛者勿收责。”
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年）九月壬子，诏曰：“荆州比岁不节，今兹****为害，余虽颇登，而多不均浃，深惟四民农食之本，惨然怀矜。其令天下半入今年田租、刍稿；有宜以实除者，如故事。贫民假种食，皆勿收责”。永元十四年（102年）冬十月甲申，诏：“兖、豫、荆州今年水雨淫过，多伤农功。其令被害什四以上皆半入田租、刍稿；其不满者，以实除之。”
（五）免三公
永初元年秋，“以寇贼水雨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书乞骸骨，更拜太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王畅以水灾策免。灵帝中平六年（189年）从六月到九月，“霖雨八十余日”。八月……“司空刘弘免，董卓自为司空。”“以久不（“不”疑为“水”之误）雨，策免司空刘弘而卓代之”。
（六）案行
灾害发生之后，中央政府往往会派遣官员代表皇帝巡察灾区，考察实际的灾情并反馈给朝廷，视实际情况予以赈救，并督察地方政府的赈灾活动。如：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秋九月，诏曰：“今京师虽未为丰年，山林池泽之饶与民共之。今水涝移与江南，迫隆冬至，朕惧其饥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谕告所抵，无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饥民免其厄者，具举以闻。”
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九月，诏曰：“朕惟百姓失职不赡，遣使者循行郡国问民所疾苦。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之。今年郡国颇被水灾，已振贷。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
成帝建始三年（前30年）九月，诏曰：“乃者郡国被水灾，流杀人民，多至千数。……遣谏大夫林等循行天下。”成帝阳朔二年（前23年），“秋，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遣谏大夫博士分行视”。
殇帝延平元年（106年）九月，“六州大水。己未，遣谒者分行虚实，举灾害，赈乏绝”。
质帝本初元年（146年），“五月庚寅，海水溢。戊申，使谒者案行，收葬乐安、北海人为水所漂没死者，又禀给贫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