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为了子女的成才，父母们纷纷把子女送往海外，接受西方教育。中国的教育水平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是有差距的，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教育资源更为丰富，教育体制更能培养孩子丰富、健全的人格，适合孩子的成长。但把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送往海外后如何管理？送往哪个国家？送往海外学什么？如何培养自立能力？遇到挫折如何应对？打算送子女海外留学的家长都会遇到类似这些问题。梁启超有多名儿女曾在海外留学，他作为父亲关心海外留学子女的经历、经验值得我们回顾与总结。
五个儿女同时在北美
梁启超本人是科举出身，但后来流亡海外，游历了澳洲、美欧洲的多个地方，思想活跃，眼界开阔，有比较开放的文化心态，深知有海外学习背景对子女成长具有重要作用。
他从情感上对儿女非常依恋、疼爱，但为了对他们成长更有助益，他又大力支持子女远涉重洋、负笈留学，支持他们通过海外留学增广知识、开阔视野。他的9个子女先后有7个曾到国外读书或工作，尤其在晚年，同时有5个子女求学、生活在海外。他不停地用书信表达自己对子女的思念之情，同时也通过书信鼓励孩子们以学业为重。他一直在远方关注着孩子们的成长。
以下是梁启超子女留学简况表：
父亲委托的海外“家长”当孩子赴海外留学，家长不一定放心得下，有的家长委托比较可靠的人负责在海外学习的孩子，而有的家长直接赴海外陪读，陪孩子一起出国留学。孩子出国留学，是锻炼独立生活能力的良机，但也绝不能放弃家庭教育的责任。尤其是一些小留学生由于从小娇生惯养，自理能力与自控能力差，如果家庭教育与家庭监督完全“缺位”，可能会毁了孩子。
20世纪20年代，思成、思永、思忠、思庄先后到美国和加拿大读书，梁启超授权随丈夫周希哲在加拿大领事馆的思顺，全权负责弟妹们的学业、生活、爱情与婚姻。
思顺成为梁家四个弟妹在海外的“家长”，给他们以悉心的照顾。梁启超多通过与梁思顺的书信，了解并关心子女在海外的生活和学习，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梁思顺在日本人下田歌子举办的女子师范读过书。她大约在1915年前后，与马来西亚华侨周希哲结婚，随后随周希哲一起去他任领事、总领事的菲律宾、缅甸、加拿大等国。
周希哲、梁思顺去北美是在1925年，梁启超让梁思顺把思庄带往加拿大读书。遵照父亲梁启超的嘱咐，梁思庄被大姐梁思顺带到加拿大读书，先是在渥太华中学学习，中学毕业后考入麦基尔大学攻读文学。思顺、思庄出国后，梁启超觉得有些寂寞，也有些不舍，尤其是记挂着第一次离开父母远行的思庄。4月17日，他致信还在途经日本的女儿：“你们走后，我很寂寞。当晚带着忠忠（思忠）听一次歌剧，第二日整整睡了十三个钟头起来，还是无聊无赖，几次往床上睡，被阿时、忠忠拉起来，打了几圈牌的时候，不到十点又睡了，又睡十多个钟头。思顺离开我多次了，所以倒不觉怎样，庄庄这几个月来天天挨着我，一旦远行，我心里着实有点难过。但为你成就学业起见，不能不忍耐这几年。庄庄跟着你姊姊，我是十二分放心了。”又关心地问：“你们在日本看过什么地方？寻着你们旧游痕迹没有？在船上有什么好玩？（小斐儿曾唱歌否）我盼望你们用日记体写出详细寄我。”
思顺尽心尽力地履行着代理家长的职责。在此期间，梁启超与梁思顺的每封书信，几乎都涉及到几个子女的生活和学习。父亲通过思顺问候、关心，有时也监督思成等在北美学习的孩子。1925年5月1日，他在给思顺的信中说：“林忠孟说思成病过一场（说像是喉症），谅来他是瞒着家里，怕我忧心，但我总要你见着他面，把他身体实在情形报告我，我才真放心哩。”
海外几个孩子学习与生活的费用，也是由思顺、希哲照应、管理和打理。他在一次给思顺的信中这样写道：“庄庄暑期内特别费用可即付，以后凡这类事，你全权办理，不必来问，徒费时日，或者我懒得写信时，便耽误了。总之，我的孩子个个都不会浪费，你做姊姊的，尤其会斟酌支配，你瞧着该怎么办便怎么办，我无不同意，何必常常来麻烦我呢。”足见思顺确实是他全权委托的代理家长。
父亲对思顺代理家长职责是很满意的，同年11月9日，他在“致孩子们书”中针对思顺说：“你们夫妇此行，总算替我了两桩心事：第一件把思庄带去留学，第二件给思成精神上的一大安慰。这两件事有补于家里真不少。”继思成、思永、思庄之后，思忠也去了北美留学，父亲同样将思忠托付思顺照管，他在1927年5月13日的信中说：“我对于他（思忠）还有好几年未得放心，你要就近察看情形，帮着我指导他。”
思成与徽因在加拿大的婚礼，也是由姐姐思顺、姐夫操持的。他们结婚的费用，是由思顺筹措的。婚礼是1928年3月21日在温哥华举行的。姐夫周希哲是婚礼的主持人。他说：“你们即将结为夫妇，按照西方的习俗，上帝在你心中向你说，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都是他神圣的圣地。人的心灵有他的安息日与喜庆日，你们的婚礼与欢乐世界一起，都是曲曲新的恋歌。爱是一种奖赏，你们要终生珍惜她，爱与上帝同在。”他还代表双方家长对新人提出要求。“现在我代表双方家长要求你们”，向梁思成说，“你愿意娶徽因做你的妻子，爱她并珍惜她，无论贫富或疾病，至死不渝？”“是的。”梁思成回答。他转向林徽因：“你愿意接受思成为丈夫，爱他并珍惜他，无论贫富或疾病，至死不渝？”“我愿意。”林徽因轻声回答。
梁启超对思顺、希哲很好地履行了代理家长职责，心存感谢之情。如在思顺、希哲操办了“梁林婚礼”后，父亲曾在给思顺的信中表达了谢意，信中说：“报告婚礼情形，各信都收到了，在不丰不俭之间，办得极庄严极美丽，正合吾意……我真是当了大老爷，你们这些弟弟妹妹们，得到这样的姊夫姊姊，也占大便宜了。”
建议思庄在加拿大上学
梁思庄跟随思顺去了加拿大。梁启超一直关注着思庄的海外学习历程。得知她们已于1925年5月7日安抵温哥华的消息后，梁启超9日致信诸孩子，内有如下涉及思庄的内容：“没出息的小庄庄，到底晕船没有？你们到温那天，正是十五，一路上看着新月初升直到园时，谅来在船上蹭了多少次‘江上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了。我晚上在院子里徘徊，对着月想你们，也在这里唱起来，你们听见没有？”
因为思成、思永、思忠都在美国留学，梁启超希望思庄在加拿大上学，与三个哥哥有些区别，同时有思顺照应。——在加拿大上大学，就成了父亲常对思庄提起的建议。7月10日的信中说：“你入学校，还是在加拿大好。你三个哥哥都受美国教育，我们家庭要变‘美国化’了！我很想你将来不经过美国这一级（也并非一定如此，还要看环境的利便），便到欧洲去，所以在加拿大预备像更好。稍旧一点的严正教育，受了很有益，你还是安心入加校罢。”父亲在该信中还劝思庄，暂时上不了大学不用急，他说：“至于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你若看见别的同学都入大学，便自己着急，那便是‘孩子气’了。”为了适应海外学习，思庄需要补习功课。父亲在8月3日的信中提及，“庄庄跟着驼姑娘补习功课，好极了，我想不惟学问有长进，还可以练习许多实务，我们听了都喜欢得了不得”。听说思庄英语不及格，父亲在9月24日的信中劝她：“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自馁。学问求其在我而已。汝等都会自己用功，我所深信。将来计算总成绩不在区区一时一事也。”
1926年2月9日，梁启超致信建议：“庄庄暑假后进皇后大学最好，全家都变成美国风实在有点讨厌，所以庄庄能在美国以外的大学一两年是最好不过的。”梁思庄按父亲意愿报考了加拿大著名的麦基尔大学攻读文学，父亲非常高兴，并写信给孩子们嘱咐道：“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别着急，因为她本勉强进大学，实际上是提高了一年，功课赶不上，也是应该的。”2月18日的信中也提到：“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按级递升的洋孩子竞争，能在三十七人考到第十六，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须用相当的努力便好了。”
9月26日，得知思庄已上加拿大的大学，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书信中表达了喜悦心情：“我最喜欢的是庄庄居然进大学了。尤其喜欢是看你们姊弟兄妹们来信，看出那活泼样子。”他还表示：“回坎（加拿大）进大学。当然好极了……我很不愿意全家变成美国风。在坎毕业后往欧洲入研究院，是最好不过的。”
梁启超不但常给女儿写信，还给她们题写条幅，然后在条幅上写一些自己写的诗和给女儿的信，并裱成小型手卷寄给她们。“千里一笑”是梁启超特意请人装裱后寄给思庄的。里面第一幅是梁启超漂亮的毛笔大字：“饮冰室老人一首滑稽诗和给他爱女的一封信。”第二幅小字信中写道：“小宝贝庄庄：我想你的狠，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你姊姊呢，他老成了，不会抢你的，你却要提防你那两位淘气的哥哥，他们会气不忿呢，万一用起杜工部那‘剪取吴淞半江水’的手段来却糟了，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乙丑五月十三日爹爹寄爱。”
1927年2月10日“致孩子们书”中提到：“庄庄功课样样及格，而且副校长很夸奖他，我听见真高兴，就是你姊姊快要离开加拿大，我有点舍不得，你独自一人在那边，好在你已成了大孩子了，我一切都放心。”当时传出周希哲要从加拿大调往新加坡，思顺就要离开北美，因此，有些舍不得思庄自己将独自在加拿大。南京政府接管北京政府后，因经济和政治的诸多原因，暂时无暇顾及调换领事这种事，因此，后来希哲、思顺在加拿大领事馆又住了下去。1930年，梁思庄获得麦基尔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次年，她又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学习，并获得图书馆学士学位。1931年学成归国后，投身于我国的图书馆事业。
关心思成的海外学习与生活
在梁思顺带着思庄到北美前，梁思成、梁思永、林徽因已于1924年6月启程前往美国，7月6日抵达了纽约绮色佳（Ithaca）的康乃尔大学，先在这里利用暑假补习几门课程，9月正式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梁思永也一起去了美国，进了哈佛大学。
思成出国前夕，母亲李惠仙已经乳癌复发。但为儿子前程，母亲坚持让他按期启程。思成到美国仅一个多月，母亲病情急速恶化，父亲曾想让刚刚到美国的两个儿子回国，然而未待思成启程，母亲已撒手人寰。梁启超自己遭受着病痛的折磨，但一直很关心着思成等在海外的子女。
父亲很关心思成的学习。8月12日，他在给思顺的信中提到，“思成、思永学校里都把成绩单寄到，成绩好极了，今直接寄给你看看，我自然要给奖品，你这老姊姊也该给点才好”。后来，在思成夫妇回国途中，父亲信中还问“近来成绩如何，我盼望着在没有和你们见面之前，先得着满意的报告”。父亲很关心思成的身体，常常在家书中问及此事。
思成让父亲操心的还有林徽因的因素。梁思成、林徽因赴美留学的次年冬天，传来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身亡的噩耗。
林徽因的家庭遭遇，还有思成与徽因之间的一些波折，让父亲常常放心不下。他在1926年2月18日的“致孩子们书”中过问：“徽因怎么样？我前月有很长的信去开解他，我盼望他能领会我的意思。‘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思成、徽音性情皆近狷急，我生怕他们受此刺激后，于身体上精神上皆生不良的影响。他们总要努力震慑自己，免令老人担心才好。”1927年5月13日，他致书思顺提到：“思成呢，我就怕因为徽音的境遇不好，把他牵动，忧伤憔悴是容易消磨人志气的（最怕是慢慢地磨）……我到底不知徽音胸襟如何，若胸襟狭窄的人，一定抵挡不住忧伤憔悴，影响到思成，便把我的思成毁了。你看不致如此吧！关于这一点，你要常常帮助着思成注意预防。”十多天后，他在“致孩子们书”中提到：“你们来信亦还可以，只是思成的太少，好像两个多月没有来信了，令我好生放心不下，我很怕他感受什么精神上刺激苦痛。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惟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生当现在的中国人，悲观的资料太多了。思成有徽音的连带关系，徽音这种境遇尤其易趋悲观，所以我对思成格外放心不下。”
安排思永回国实习
梁思永在哈佛大学攻读考古人类学。他的专业选择，父亲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哈佛大学注重地质学、人类学、古生物学、社会学、化学及物理学方法的综合运用；注重田野调查，把地下的实物分析与人类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梁思永获得学士学位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主攻东亚考古。他曾在美国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梁思永于1926年11月7日写信给父亲，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准备毕业论文。12月10日，梁启超回信表示“喜欢至极”，信中提到“李济之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立刻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外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你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问题，家里的境况对于这点钱还负担得起也。”李济（1896-1979），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钟祥郢中人。人类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入麻州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并于次年改读人口学专业，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转入美国哈佛大学，读人类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李济哈佛大学毕业，返回祖国，受聘于南开大学，任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1925年，29岁的李济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与著名的四大导师同执教鞭。李济、袁复礼等人在山西工作了两个多月，直到12月30日方结束。此次发掘收获颇丰，共采集76箱出土器物，分装9大车，于1927年元月初安全无损地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成功发掘，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标志着田野考古技术在远东这块古老大地上生根发芽，李济也由此奠定了其“中国考古学之父”的地位。
在与参加山西考古凯旋而归的李济商量之后，梁启超于1927年1月10日又致信思永：“他把那七十六箱成绩平平安安运到本校，陆续打开，陈列在我们新设的考古室了。今天晚上他和袁复礼（是他同学地质学的）在研究院茶话会里头作长篇的报告演说，虽以我们门外汉听了，也深感兴味。他们演说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济之是学人类学的），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之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他们最得意的是得着半个蚕茧，证明在石器时代已经会制丝。其中陶器花纹问题最复杂，这几年来（民国九年以后）瑞典人安迪生在甘肃、奉天发掘的这类花纹的陶器，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想翻这个案。”梁启超提到李济曾说：“以考古学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是不错。”他相信儿子回国后“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即使因“时局不靖”无法外出发掘，“现在所掘得七十六箱东西整理研究便须莫大的工作”，在清华帮着整理研究也“断不至白费这一年光阴”。
1927年上半年，北伐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梁启超一度考虑国内局势不稳，出于安全考虑，写信不主张思永回国。3月9日的信中写道：“前信颇主张思永暑期回国，据现在情形还是不来的好，也许我就要亡命出去了。”次日的信中也说：“我从前虽然很愿意思永回国一年，但我现在也不敢主张了，因为也许回国只做一年的‘避难’生涯，那真不值得了。我看暑假后清华也不是现在的局面了，你还是一口气在外国学成再说罢。你的信，我过两天只管和李济之商量一下，但据现在情形，恐怕连他不敢主张了。”
后来赶上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当时瑞典学者斯温哈丁组织一个团体前往新疆进行考古，考察团包括中国方面的清华大学教授袁复礼、清华国学院讲师李济等10余人，梁启超觉得为儿子的学问计“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若错过了，以后想自己跑新疆一趟，千难万难”，转而支持思永回国实习，但随团去新疆考古之事未能如愿。梁启超又曾先后于4月21日、4月25日、4月27日三次写信布置其参加国内考古实习之事。他在5月26日的信中建议徽因暂时不必回国，同时提到：“至于思永呢，情形有点不同。我还相当地主张他回来一年，为的是他要去山西考古。回来确有事业可做，他一个人跑回来，便是要逃难也没有多大累赘。所以回来一趟也好，但回不回仍由他自决，我并没有绝对的主张。”
梁思永接受了父亲的建议，于1927年六七月间回国，在国内工作近一年，担任清华研究院助教，兼任古物陈列所审查员、故宫博物院审查员。父亲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介绍名师，提供机会，努力为思永创造优越条件。7月30日，他写信给陈仲恕，请他指导思永：“小儿思永新自美归……渠所治为考古学，非博观实物，不能为功。归国一年，拟并力从事于此。玉器、瓷器、铜器三项，尤所最欲研究。敬乞吾公详加指陈，俾勿迷所趋。闻郭君宝昌为鉴瓷名家，不审公与之有交否？若能介绍清益，尤所企盼。其余各专家有可受益者，请公更为博思介见。公视小儿辈如子弟，想不有各也。”梁思永利用在美国留学所学知识，对山西夏县西阴村出土的陶片进行了研究。他通过与国内外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进行对比研究，肯定了西阴村与仰韶村是同时代的遗存。梁思永将研究成果写成英文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之新石器时代之陶器》。
1928年8月，梁思永回哈佛继续学习。1930年毕业后回国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
“万千心事中又增加一重心事”梁思忠要晚一些去美国留学。思忠那时十八九岁，很懂事，哥哥姐姐都在国外，他在家里就主动多承担一点“孝道”。1925年10月3日，李夫人正式安葬，思忠、思达俩人扶柩送李夫人上山并守灵一夜。梁启超当日致信在北美的四位子女，告知了葬礼的情况，说到“你妈妈真音容永绝了，全家哀号，悲恋不能自胜”，“最可怜思成、思永，到底不能凭棺一恸。人事所限，无可如何，你们只好守着遗像，永远哀思罢了”。1926年春夏，梁启超病情加重，住进协和医院做割肾手术，思忠一直在父亲身边伺候，直到父亲身体好转出院。同年8月，思忠赴美留学，不放心父亲的身体，不时写信提醒。8月16日，梁启超致信思忠，劝子女不必记挂自己的病情，信中说：“病虽未痊愈（偶然便带哑色，但已非红非紫），比前次确减轻许多。多年之痼疾，本非三数日所能全治，但药之有效，已灼然矣。往告兄姊可大欣慰也。”1927年6月15日，他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说：“忠忠劝我卫生的那封六张纸的长信，半月前收到了。好啰嗦的孩子，管爷管娘的，比先生管学生还严，讨厌讨厌。但我已领受他的孝心，一星期来已实行八九了。”
梁思忠先后在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他的政治热情较高。当时，国民革命的热潮席卷全国，北伐战争正在展开，正在美国留学的梁思忠“思想一天天趋到激进，而且对党军胜利似起了无限兴奋”，提出中止学业，归国参加这一热潮。1927年5月5日，梁启超在“致孩子们书”中，对思忠的要求进行了回应。他肯定了参加到国民革命洪流中的青年的热情，“本来中国十几年来，时局太沉闷了，军阀们罪恶太贯盈了，人人都痛苦到极，厌倦到极，想一个新局面发生，以为无论如何总比旧日好，虽以年辈很老的人多半如此，何况青年们。”因此，梁启超对思忠的回国要求是很犹豫的，“我有好多天把这问题在我脑海里盘旋”。他肯定思忠“想自己改造环境，吃苦冒险”的精神，“你们谅来都知道，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困苦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练出来”。对思忠的要求，起初梁启超有赞成之意，所犹豫的是去投奔什么人，如去白崇禧那里还是李济深那里，而且已经派人去联系。但过去三个礼拜后，梁启超的主张就完全改变了，转而反对思忠回国。他说明了反对的理由：“因为三个礼拜前情形不同，对他们还有相当的希望，觉得你到那边阅历一年总是好的。现在呢？对于白、李两人虽依然不绝望——假使你现在国内，也许我还相当的主张你去——但觉得老远跑回来一趟，太犯不着了。头一件，现在所谓北伐，已完全停顿，参加他们军队，不外是参加他们火拼，所为何来？第二件，自从党军发展之后，素质一天坏一天，现在迥非前比。白崇禧军队算是极好的，到上海后纪律已大坏，人人都说远不如孙传芳军哩。跑进去不会有什么好东西学得来。第三件，他们正火拼得起劲，人人都有自危之心，你们跑进去立刻便卷搀在这种危险漩涡中。危险固然不必避，但须有目的才犯得着冒险。现这样不分皂白切葱一般杀人，死了真报不出账来。冒险总不是这种冒法。这是我近来对于你的行止变更主张的理由，也许你自己亦已经变更了。”
1927年5月13日，梁启超在写给梁思顺的信中又说：“思忠呢，最为活泼，但太年轻，血气未定，以现在情形而论，大概不会学下流，我们家孩子断不止下流，大概总可放心，只怕进锐退速，受不起打击。他所择的术政治军事，又最含危险性，在中国现在社会做这种职务很容易堕落……你要就近常察看情形，帮着我指导他。”
也考虑了其他子女的留学问题
梁启超去世前，思达、思宁、思懿、思礼都还小，他来不及对这一组孩子海外留学之事作出实际的安排，但也是有所思考与准备的。按他的意愿，这些子女也都要出洋留学，见见世面，增长知识。
1925年8月3日，他在给“对岸大群孩子们”的信中就谈到，除了要把美国三个儿子与思庄的留学费用留出，“便是达达（思达）、司马懿（思懿）、六六（思宁）的游学费，我也想采纳你的条陈，预早（从明年）替他们储蓄些，但须看力量如何才来定多少。至于‘老白鼻’那份，我打算不管了，到他出洋留学的时候，他那么多姊姊哥哥，还怕供他不起吗？”1927年下半年，梁启超在请谢国桢做家庭教师时，也有过让他次年带着思达等去日本留学的想法。他说：“好在他们既得着一位这样好先生，那先生又是寒士，梦想去日本留学而不得，我的意思想明年暑假或寒假后，请那先生带着他们到东京去。”
梁启超去世后，梁思懿于1941年同丈夫一起到了美国，在美国学习美国历史，后在芝加哥、纽约社会学院任教。同年，梁思礼随三姐思懿到美国留学，直到1949年获得博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