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永敬
陈红民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和国民党史，以及民国史的研究工作，历有年所，卓有成就。发表的著作，质、量均丰。陈教授研究的途径，是从研究国民党人胡汉民着手，进而扩及更多的相关人物和史事。其所表现的成就，是精于资料考订和分析，来探求历史的真相。故其发表的著作，深受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肯定。在史学界中，陈教授属于年轻的一代，所负的任务，至为重大。现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和浙大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蒋介石与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可谓任重道远。
江浙文风至盛，历代皆然，于今亦然。当此中国国势蒸蒸日上，社会经济欣欣向荣之际，人文学科的研究发展，更显得重要而特出。本人两年前在奉化溪口参加民国史研讨会时，深有所感，曾应当地民国研究中心之嘱，留一题词：“山明水秀，人杰地灵；地大物博，民富国强。”意思是说，要使富强可大可久，人杰地灵至为必要。而要人杰地灵，就要重视人文学科的研究发展。陈教授以浙大人文学院教授之职，来推动这两大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蒋介石与近现代中国”）工作，必可大展宏图。尤其是对蒋介石的研究，有地理、人文与资料之便。
陈教授在南京大学时期，曾经参与《蒋介石全传》和《台湾30年（1949—1979）》，以及《80年代的台湾》等编写工作，对蒋在台湾26年（1950—1975）的经过，至为熟悉。现在出版《蒋介石的后半生》，论述蒋介石在台湾统治时期的史事，加以评论。这是陈教授的“拿手好戏”。陈教授告诉我，这本书是他在2001年出版的《蒋家王朝2——台湾风雨》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修订，对原著作了相当的增补，因为近年有新资料的出现（如蒋氏档案与日记分别在台湾与美国对学者开放），对蒋氏历史地位也有新认识。
陈教授的原著《蒋家王朝2——台湾风雨》是记述和评论蒋介石统治台湾26年（1950—1975）的经过，及其所面对的问题。这本书我曾阅读过并为之作序。他所研究的这段期间，正是我在台湾充当国民党的“小卒”，对这段史事，虽然身历其境，只是身在庐山中，不知庐山真面目。读了陈教授这本原著以后，恍然有悟。但也觉得蒋对台湾和中国文化，有相当的贡献。例如随蒋和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一批专家和知识分子，使台湾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走上近代化，实在功不可没。尤其台湾回归中国，正是蒋氏领导对日抗战的结果。过去由于政治的原因，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两极化，即如我在陈教授原著的序中所言：
因为政治的变迁，台湾方面曾有很长“神化”蒋氏的历史，2000年之后，主政的民进党对蒋氏进行了近十年的“文革”式批斗，最近因政治环境的改变，势将告一段落。复以蒋氏档案资料的公开，今后两岸对蒋氏的研究和评价，必将趋于客观。陈教授对原著的修订与补充，正是不断与时俱进的表现。
就近年来个人的感受所及，两岸对蒋氏的历史评价，似有逆转的趋势，台湾方面过去的著作，对蒋氏能褒而不能贬，近年则以贬蒋为时尚。影响所及，毁其铜像者此起彼落，大有“文革”的批斗意味。大陆方面过去对蒋则是能贬而不能褒，近年已渐趋理性，虽不免毁多于誉，但亦不乏实事求是较为客观的评价。这是对近代人物研究的态度一大进步，是忠于近代史研究的可喜现象。
2008年10月于台北
杨天石
杨天石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我国著名的民国史研究专家，尤长于蒋介石和中国国民党史的研究。
在中国近代史上，评价悬殊，争议最大的人物恐怕要数蒋介石。或尊之为千古完人，或斥之为独夫民贼。褒贬之间，悬隔天壤。对于他一生中的许多具体作为，更是众说多歧，即以抗日一事而论，或视之为民族英雄，或斥之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褒贬之间，也判若云泥。这些看法的形成，原因复杂。孰是孰非？或者两说皆非，需要另立持平、公允、全面之论？不经充分的争鸣、研讨、切磋，在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或者在特定的历史过程尚未终结、历史的本质尚未完全显露之前，恐怕还难于达成一致的看法。“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历史，风云变幻、丘壑诡秘，研究者置身其中，立足点不同、视角不同，难免有横看成岭、侧看成峰之叹。
然而，对于蒋介石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没有比较准确、符合实际的评价和定位又不行。蒋介石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自辛亥革命始，近代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蒋介石几乎无役不与。自北伐战争前夕始，蒋介石即居于“党国”中心，扮演着引领和推动历史前行的核心角色。可以说，从那以后，近代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和他的思考、决策、运作密切相关。辛亥以后的中国近代史、民国史、国共关系史、抗日战争史、台湾史，以至中共党史、军史，都无法回避蒋介石；一部科学的、真实的中国近现代史，必须正确地叙述并评价蒋介石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蒋介石研究的谬误和偏差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中国近现代史的正确书写，而研究的进展和深入则无疑将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充实和发展。这是有助于提高我们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科学水平的一件要事。在众多近现代史的研究项目中，蒋介石研究应该被视为重中之重。
正确地叙述并评价蒋介石并不很容易。除了蒋介石本人及与他相关的各项文献、档案资料实在太多，需要长期、耐心、细致地收集、整理之外，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必须要有彻底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冷静、细致、客观的治学态度，既深入于历史之中，又超脱于历史之上。毋庸讳言，在中国近代史上，国共两党为振兴中华曾两次合作，又因思想、理论、政策上的种种分歧而两次分裂。合作时间较短，而分裂、交战、相峙的时间较长。自然，彼此之间积累了许多隔阂、误解、曲解以至敌意和仇恨，留给历史学以深刻影响。如今，往日的战火硝烟早已消逝，两党之间重新对话，开启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门。在这一情况下，环境已经允许，学者也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可能，去开阔视野，摆脱历史恩怨和个人爱憎的拘牵，摒弃狭隘的功利需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以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作为检验历史判断的唯一标准，从而拨开长期积聚的层层雾霭，洗清多年政治斗争涂附于人物身上的种种油彩，去伪存真，还历史和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实事求是地、准确地、科学地还原历史、说明历史，有助于“恩仇”的泯除和化解。
蒋介石长寿。除青年时期留学日本5年外，在大陆生活57年，在台湾生活26年。在台湾的26年中，蒋介石的思想、性格、作为也都体现出这个人物性格中特有的多重性和复杂性：既坚持反共复国，又坚持一个中国；既敌视美国，又依赖美国；既力图维护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又不得不适应时变，力图改造国民党，开始对台湾社会的政治、经济进行改革。他在大陆失败了，但是，却能于风雨飘摇之际，在台湾站稳脚跟，完成权力交替。在他去世后，蒋经国继续他的未竟之业，使台湾社会转型，并且创造出“台湾经验”和“台湾奇迹”。蒋介石在台湾的26年，是蒋介石历史的重要部分，也是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部分。
陈红民教授本书专写台湾时期的蒋介石。坦率地说，我们对蒋介石的前62年比较熟悉，对后26年，则比较陌生。由于1949年之后，海峡两岸即长期处于对峙状态，我们对于彼岸的了解实在太少，可以利用的资料也实在太少。因此，许多研究蒋介石的著作写到台湾时期大都简略带过，或者篇幅虽大，却充塞模糊影响之谈，难以视为信史。多年前，陈红民教授即与其合作者辛勤地一点一滴地收集资料，出版了《蒋家王朝2——台湾风雨》一书。这本书的特点是充实、丰富，言必有据，是当之无愧的史学著作。其后，陈红民教授精进不已，继续收集相关资料，最近又远赴美国，阅读新近开放的蒋介石日记1949至1955年部分，进一步充实、修改原著，终于为我们比较完整而准确地勾绘出蒋介石在台湾26年的面貌。可以说，它填补了蒋介石研究的空白、台湾史研究的空白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空白。我为陈红民教授等人贺。相信本书将受到两岸读者的欢迎，增加人们对台湾时期蒋介石的了解，促进两岸学者的交流，并且推动两岸和平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2009年2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