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控诉！”：笔杆子向枪杆子的挑战与知识分子的“诞生”
如上所述，德雷福斯事件起初只不过是一起在法国当时到处弥漫着反犹排犹气氛的背景下出现的由军方制造的冤案。诚然，在事件发生后的最初几年，对事件真相有所了解、且富于正义感的新闻记者贝尔纳·拉扎尔（Bernard Lazare）【4】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馆员吕西安·赫尔（LucieNHerr）【5】等后来被人称为“知识分子”的文人学者，首先站出来为受害者伸张正义，但由于他们的影响力毕竟有限，因而他们的活动并未引起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德雷福斯事件亦没有演变为全国性的政治事件。德雷福斯事件之所以能够演变为全国性的政治事件，这与在当时的法国文坛声望隆隆的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的“介入”有着密切的关系。
德雷福斯蒙冤入狱的最初几年，左拉因埋头创作其具有人道主义倾向的三部曲《三个城市》，对德雷福斯案件既不清楚，也没兴趣。直到1897年11月，新闻记者贝尔纳·拉扎尔向他提供了各种可靠的材料之后，左拉才确信这是一桩蓄意制造的冤案。强烈的正义感和一个作家对社会的责任心使他难以袖手旁观。1897年12月初，在一次纪念巴尔扎克的晚会上，左拉当众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要求重审此案。与此同时，他还在《费加罗报》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第一篇向主张重审此案的参议院副议长奥古斯特·舍雷尔-凯斯特纳尔（Auguste Scheurer-Kestner）致敬，文章的结尾是：“真理在前进，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它。”第二篇驳斥民族沙文主义者散布的谣言，他们诬蔑为德雷福斯辩护的人都是被犹太财团收买了的。第三篇揭露“无聊的报界”，斥责他们每天向读者灌输反犹太人的仇恨情绪。这些文章发表后，反德雷福斯派人士纷纷到报社抗议，致使《费加罗报》不敢再发表左拉的文章。于是，左拉在1897年12月14日以小册子的形式印发了《致青年的信》。他在这本小册子中大声疾呼，要坚持人道、真理与公正，并劝告那些盲从轻信的青年应该头脑清醒，不要被人利用。翌年1月6日，他又印发了第二本小册子《致法国的信》，信中写道：“我恳求你，法兰西，你应当仍然是伟大的法兰西，你应当苏醒过来，不再迷路。”【6】
如果说在此之前，左拉对当局尚抱有一些幻想，对事态的发展还持乐观态度的话，那么，军事法庭在1898年1月11日做出的颠倒黑白的判决结果，则使左拉怒不可遏。他夜以继日地写了一封致共和国总统费里克斯·富尔（Felix Faure）的公开信。公开信共一万余字，义正辞严，笔锋犀利。当该信1月13日在《震旦报》（L'Aurore）发表时，该报的主编，一位相貌酷似蒙古人、性格顽强、来自旺代的激进共和派政治家乔治·克雷孟梭（George Clemenceau）突然心血来潮，给公开信冠上了“我控诉（J'accuse）！”这样一个富于挑战性并被载入史册的通栏标题。
左拉在公开信中愤怒地控诉阻止德雷福斯案件重审的一切人是存心不良，蓄意制造冤案。他认为这些人是违犯人道，违犯正义，践踏法律。他在信中指出：“真理在前进，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当人们把真理埋在地下，它就会在地下积聚起来，酿成爆炸性的巨大力量；而一旦爆发，就会使一切归于毁灭。”在公开信的后半部分，左拉使用了激烈的言辞，尖刻地点名指控那些将军们，特别指控负责直接逮捕审问德雷福斯并得到晋升的杜帕蒂·德·克朗（Du Party de Clam）上校精心策划的对德雷福斯的陷害，并指控军方亲自下令释放真正的叛国犯艾斯特拉齐：
我控告陆军中校杜帕蒂·德·克朗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冤案；我愿意相信，他当时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恶意，但是三年来，他一直在用一些荒谬透顶、罪恶昭彰的欺骗伎俩为自己损害他人的行为辩护。
我控诉梅西尔将军参与了本世纪最大的一起冤案，他这样做至少是意志薄弱。
我控诉毕约（Billot）将军，他手中明明掌握着证明德雷福斯无罪的确实证据，但他一声不吭；他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和为了替卷进事件的参谋部开脱罪责而公然侵犯人权，亵渎法律。
我控诉此案的同谋波瓦戴费尔（Boisdeffre）将军和贡斯将军，波瓦戴费尔参与这一罪行无疑是为了维护教会的利益，贡斯则可能是由于一种小集团的思想作祟，想把国防部的各个机构变成谁也碰不得的禁区。
我控诉德帕利欧（de Pellieux）将军和拉瓦里（Ravary）侦察长搞了一个伤天害理的调查，我指的是他们的调查偏袒一方，令人发指，其证明是：拉瓦里的报告中，妄加断言之处不胜枚举。
我控诉三位字迹鉴定专家：贝劳姆、瓦里昂和古阿尔。他们的报告无中生有，欺世盗名，如果医生能证明他们患有眼疾或思维混乱，那自当别论。
我控诉陆军部的各个机构无耻地在报刊上，特别是在《闪电报》（L'Eclair）和《巴黎回声报》（L'Echo de Paris）上，大肆造谣惑众，掩盖其错误言行。
最后，我控诉第一军法处侵犯人权，不将定案材料向被告披露便将他判罪；我控诉第二军法处根据上面的命令袒护这一非法行为，他们渎犯法律，居然宣判一个罪犯无罪了。【7】
左拉深知其言行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在公开信的结尾写道：
在我提出这些控告之际，我并不是不知道冒着受到1881年7月29日新闻法第三十条和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的惩处诽谤罪打击的危险，但我甘愿这样做。
至于被我控告的人，我并不认识他们，从未见过他们，我对他们既无怨尤，更无仇恨。在我看来，他们只不过是心怀社会邪恶灵魂的几个实体罢了。而我在这里所做的工作，仅仅是促使真理和正义早日爆发出来的一种革命手段。
我只有这样一种激情，以全人类的名义看到光明；人类遭受了无穷的苦难，应该有权获得幸福。我的激动的抗议是我灵魂的呼声。让人们把我带到刑庭受审吧，我要求公开的调查！
我正等候着。【8】
左拉的这封公开信在《震旦报》第87期以头版的整个版面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原先漠不关心的人也站了出来，支持重审德雷福斯案件。【9】刊登此信的30万份《震旦报》很快被抢购一空。有人在大量购买后将它到处张贴，四处分发；也有人对此恨之入骨，成捆成捆地买来销毁。
《我控诉！》的发表标志着德雷福斯事件出现了伟大的转折。从政治史的维度来看，它标志着德雷福斯案件已演化为一桩全国性的政治事件；从知识分子史的维度来看，它标志着“笔杆子”终于要向“枪杆子”无畏地提出挑战了。
从左拉的公开信发表后第二天起，《震旦报》连续20多期在专栏中刊登了两则“抗议书”（protestation）。【10】抗议书篇幅简短，它日复一日地逐渐得到了数百名赞同者的签名支持。【11】两则抗议书中更重要的一则宣称：“签名者们抗议1894年审讯中对法律形式的践踏，抗议围绕着艾斯特拉齐事件的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坚持要求重审。”【12】签名者基本上由大学里的师生或持有高等教育文凭的人组成。此外还有作家与艺术家。在大学师生中，有著名的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13】，著名的经济学家弗朗索瓦·西米安（Fran？oir Simiand）【14】。在作家中，既有带头签名的早已声名赫赫的文豪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5】又有刚刚在文坛崭露头角的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Proust）【16】与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17】。在艺术家中，有印象派大师克洛德·莫奈（Claude Monet）【18】，著名的音乐家阿尔贝里克·玛尼阿尔（Alberic Magnard）【19】。在科学家中，有巴斯德研究所第二任所长埃米尔·迪克洛（Emile Duclaux）【20】。此外，还有一些自由职业者，如建筑师、律师、住院医生，等等。
尽管这些后来将被人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已经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汇集在了一起，但是，“知识分子”（Intellectuel）一词却还没有问世。最早使用该词的又是乔治·克雷孟梭这位激进共和党的斗士。克雷孟梭在最初的时候，与几乎所有其他人一样，确信德雷福斯是为德国效劳的间谍，并曾以他惯用的激烈言词痛斥“叛国者”。【21】他甚至认为把德雷福斯发配到魔鬼岛的处罚实在太轻，因为那样“就等于让他【22】去了世外桃源”。但是当真相开始逐渐显露出来时，他便毅然为案件的复审而斗争。多年来，他始终不懈地对军方和政府施加压力，在他所办的日报《震旦报》上就德雷福斯事件发表的文章总计共达800多篇。特别是以“我控诉！”的通栏标题发表左拉的公开信之后，使《震旦报》和他本人进一步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1月23日，当他提笔写出“来自各个地方的所有知识分子为了一种看法而汇集在一起，这难道不是一种征兆吗？”这句话的时候，出人意料地把“intellectuel”这一形容词作为名词来使用，并用斜体加以凸现。“知识分子”一词由此“诞生”。【23】不过，“知识分子”这一新词并未立即就传播开来。多少具有一点讽刺意味的是，该词的广泛使用还得等一个星期之后，即有待于被当时的不少年轻人视为偶像的作家巴雷斯（Maurice Barrès）【24】使用该词。作为反德雷福斯派的主将之一，1898年2月1日，时年36岁的巴雷斯在影响及销量远远大于《震旦报》的《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题目为“知识分子的抗议！”。巴雷斯在该文中公开地嘲笑德雷福斯派报刊“罪恶的自命不凡”，并在结语中刻薄地写道：“总之，绰号叫知识分子的那些人，除了犹太人与新教徒外，大部分是蠢头蠢脑的家伙，其次是外国人，最后也有若干好的法国人。”【25】显然，在巴雷斯的笔下，这一由形容词演变而来的名词是含有贬义的。但是，德雷福斯派的知识分子们并不理会这一点。他们坦然地接过此词，并自豪地以知识分子自居。比如在巴雷斯对知识分子大加嘲讽后没几天，坐落在于尔姆街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吕西安·赫尔，这位被视为德雷福斯派最主要的发动者之一的人，在《白色评论》（La Revue Blanche）上发表了《致莫里斯·巴雷斯先生》的公开信，并不无骄傲地在信中用此词指称自己及其同道。在这之后，知识分子一词不断地被公众所接受，并迅速地广泛流行。在此还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法国学者所普遍认为的那样，“知识分子”一词的“诞生”同时也意味着法国社会中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换言之，德雷福斯事件不仅为“知识分子”一词提供了“诞生”的语境，而且也促成了法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诞生”。【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