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家北漂小引
1911年，武昌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孙中山和三民主义，也送走了一位住在北京的叫王季烈（1873—1952）的物理学家。说“送走了”，送到哪里去了？其实离北京不远，就送到天津。只不过这位时年三十八岁的物理学家，声称再也不愿意回到北京，因为他认为“国将不国”、“人亦非人”。
1935年，王季烈的五妹写信给他，希望他结束二十多年的漂泊生活，回北京安家置业。时年已经六十二岁的他仍然不愿踏上归途，他在回信中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不可能归去，以及为什么不能归去的理由。《五妹贻书劝作归计以诗答之》诗曰：
同怀总九人，我长妹最稚。稚者年四五，长者六十二。
棠棣荣连枝，萱草茂于背。天伦有至乐，曷为辽东滞。
殷勤寄远音，劝归亦良是。岂知阿兄心，别有难言意。
我幼秉庭训，家世传修名。人臣既委贽，所矢惟忠贤。
我年当强仕，遭遇帝祚倾。故乡交蹄迹，狺狺吠尧声。
正言触时忌，跬步胥榛荆。鸿鹄远罗纲，宁可事遐征。
在昔谢叠山，十年逋闽峤。母寿登九十，寄诗述怀抱。
教子欲何为，冰玉坚清操。痴儿何时归，江东兴礼教。
我亦有此心，旦夕苍穹祷。中原澄清时，儿归奉色笑。
吾妹通诗礼，甫嫁丧所天。靡他柏舟心，抚孤逾廿年。
河间妇闻之，谓愚不谓贤。恶直而丑正，浊世良宜然。
兄妹性情肖，相期秉彝全。独行我所是，何恤今人言。
诗中提到的“岂知阿兄心，别有难言意”，王季烈究竟有什么难言之意，使他背井离乡，不能返家。他离开北京时虽然时任资政院钦选议员，也不过是一个相当于全国人大常委的虚衔；还有他在清政府中所任的学部专门司司长一职，在京官中也属无足轻重之闲职。国民革命军即使来了，宣统皇帝退位也还呆在紫禁城里，像王季烈这样的小官，也不会怎么追究法办，多半还会委以适当职位，继续留任或调任。这一点他自己心里应该明白，他的家人们，包括五妹也迟早会明白，他的“难言意”从一开始就不会是改朝换代时的性命要紧，他的“难言意”在离开北京23年之后，终于以一首诗的形式表达出来。
“痴儿何时归，江东兴礼教”，王季烈借用古人典故，谈到了对民国时代“礼崩乐坏”的愤慨，如果不恢复王朝时代的“礼教”，看来他是不会回北京的。“中原澄清时，儿归奉色笑”，他此时的心愿颇有点像当年陆游的悲壮，中原不重新“平定”，王朝不重新“恢复”，他也不会返京。诗中后半段还提到五妹的一段伤心往事，原来她婚后不久即遇夫丧，含辛茹苦抚育遗孤也达二十年之久。但王季烈认为，在当时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像五妹这种美德不但不会得到赞扬和尊敬，反而会被“谓愚不谓贤”，引来讥笑。在这样一个“恶直而丑正”的“浊世”里，兄长在外漂泊二十几年与五妹守寡二十几年都是一回事，既然都得不到认可与理解，“独行我所是，何恤今人言”是唯一的办法。于是，王季烈仍然没有回去。
物理学家学术成果履历
1873年9月7日，王季烈出生于江苏省长洲县（今苏州市）。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那一年，他参加乡试，考中举人。1895—1896年，在考中举人静待效命朝廷的间隙，他跑到浙江省兰溪作幕宾，就是那种没有正规编制的官府“师爷”。1897—1898年，又奔赴上海，任《蒙学报》助理编辑。《蒙学报》是上海蒙学公会的会刊，是一个“专为蒙养说法”的学会，是近代国人自办的，第一份专门针对儿童教育的刊物。这一时期的王季烈，开始接受维新思想，从一个没有正规编制的“师爷”角色转变为以“维新救亡”为己任新派知识分子。可能正是在这一时期，王季烈开始接受西学，并对之发生浓厚兴趣，为以后成为一名“物理学家”奠定知识基础。1898—1900年，他进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参与译著工作。正是在这一阶段，作为“物理学家”的王季烈声名鹊起，俨然西学达人模样。
1898年，王季烈与受聘于江南制造局的英国人、著名翻译家J.傅兰雅（Fryer）合作翻译了美国W.J.莫耳登（Morton）与E.哈麦（Hammer）的《X射线，或不可见射线的照相术及其在外科中的重要性》，以《通物电光》的中文译名在当年印行。
虽然在翻译过程中，王季烈仍然可能与当年的林纾一样，只是扮演了一个中文转述者或中文编辑的角色，但理解国外尖端科技理论远比理解外国文艺作品要专业和困难得多，转述出来的文字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也无异于“天书”。所以，这么高学术标准的出版物在当时是寂寞的，不可能像林纾所译的那些外国小说一样受到追捧与热炒。也正因为如此，作为“物理学家”的王季烈似乎从来没有进入过所谓翻译文学史专家们的法眼，因为即使现在来看这些王氏译文，恐怕也没有太多的“文学史”价值，毕竟科学与文学从来就不是一码事。
当然，《通物电光》的出版时间比伦琴发现X光（1895）仅晚四年，因此中国物理学史专家戴念祖称此书是当时所有译书中最为及时的一种，这算是后来为王季烈正式荣获“物理学家”这一桂冠的盖棺定论，从此王季烈的“物理学家”头衔不必再加上引号。王季烈熟练的中文转述工夫，体现在他对“X”这个英文字母的中文译解上，他指出，“爱克司即华文代数式中所用之‘天’字也。今因用‘天光’二字文义太晦，故译时改之曰‘通物电光’。”把X光译为“通物电光”，虽然这个译名后来并没有通用，但这个译名比较能反映X光的特点，对于当时还生活在“千里眼”、“天眼”、“神通”等各种神话系统、感性思维体系中的国人而言，颇为形象生动，易于接受。
而1900年由江南制造局出版的《物理学》，第一次将“物理学”这个名称在中国正式提出，也第一次将这一学科与王季烈本人联系起来。因为这部《物理学》也是王氏的译著，这部大学水平的教科书问世后即产生较大的影响。清末学者顾燮光在《译书经眼录》中认为它“论理精确，且有实验、列式以相发明，洵理科中善本也”；“理既精，译言亦雅，言格致者亟宜读之”。《物理学》一书在此后流行了近二十年，成为20世纪初高等学校（堂）普遍采用的物理教材。
当然，严格说来，这部《物理学》也属于王季烈的转述著作。因为提出“物理学”中文译名的第一人并非王季烈，而是一个叫藤田丰八的日本人。第一本称之为“物理学”的且具有大学水平的物理学教科书，是依日文本翻译，也是由江南制造局出版的，译者正是藤田丰八。藤田原本打算用中国当时通用的“格致”作书名，但参与该书中文翻译并润色文字和重编的王季烈，主张用中国古已有之且日文已经采用的译名“物理学”一词。最终，《物理学》横空出世，中国传统文人的“格物致知”理论开始走向现代化学科体系，虽然只是更换了一个小小的译名，王季烈却师出有名地让传统学术迈向了“现代化”。
王季烈在参与编译《物理学》以后，到汉阳铁厂、北京译学馆任理化教员，并兼任商务印书馆理科编辑。“物理学家”的盛名传到紫禁城中，刚经历过甲午惨败、戊戌变法、庚子国变的清王朝对王季烈予以提拔，1905—1911年期间，委任其为学部专门司郎中、司长，兼京师译学馆监督，又任资政院钦选议员。“物理学家”终于为国效力，中国文人传统中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逻辑眼看就要接着推论下去，王季烈由物理达人升格为政治达人的逻辑链条已然畅通。
物理学家的窘途末路
格物致知，是中国文人传统中的重要一环。旧式知识分子的人生路径，往往是在知识学习—实践论证—知识运用的互动循环中经历的。由格物致知而获得经过证实的正确理论，这一过程最终指向的是“道”。“道”不是简单的知识体系或认知模式，而是一种思想只能企及、不能最终抵达的超验代名词。
儒家传统的理想目标，则把这种不可抵达的超验境界挪移至人间，退而求其次，寻求道与理的结合，追求道在理中的实践与实现。道与理的结合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日常功课和终生志向。诸如治国之道、治学之道、治家之道，甚至替天行道、盗亦有道之类，无一不是这种儒家理想的日常实现。在这样的千年传统中，王季烈也不例外，他势必需要从物理学家的角色转变为更为理想化的政治专家，进而实现格物致知的终极目标——治国之道。
学部专门司司长，相当于国家教育部司级领导的职位，正是为王季烈这样的专家级知识分子设置的一个特别岗位。在这样的岗位上，格物致知似乎可以直接转化为治国之道。
上任伊始，他即参与清末“游美学务处”（清华学校前身）选派留学生的工作。1908年，清政府学部颁发了中、日、英三种文字对照的《物理学语汇》，收入物理学名词近千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这是我国第一本由政府颁发的物理学名词规范。名词语汇的标准化，对中国近代物理学的专门化与现代化铺平道路。
虽然作为政府官员的王季烈，不再逐字逐句地去揣摩中译本的可读性，不再具体从事转译编辑工作，但编印《物理学语汇》及选送留学生的具体工作，都是在王季烈亲自主持下进行的。从行政工作开展的角度上讲，他的亲自主持，专业性得以保证；从政治热情的角度上讲，他的亲自主持，主动性与责任心也远远高于那些没有专业背景的平庸官僚。
然而，要从物理转到治国的思维路径上去，王季烈还要走很长的路。除了学部专门司司长，如何扮演好资政院钦选议员的角色，成为这一思维转向中的重要关卡。1910年10月，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在北京召开。其间，民选议员以半在朝、半在野的姿态形成一股立宪派政治势力。作为钦选议员的王季烈，身在朝、心在朝，如何周旋其间，如何为国效命，成为比物理学研究困难得多的课题。
1911年7月25日，资政院下设的中央教育会第五次大会召开，讨论国库补助小学经费案，身心颇觉疲惫的王季烈又要集中精力，准备与民选议员们辩难一番，没想到这一次竟然听到了朝中同僚陆光熙的诘难。陆氏提出：“学部之开中央教育会，原欲聚多数人士相与琢磨，学部会员不应列会员之席。”（《中央教育会第五次大会纪》，1911年7月31日《申报》）这不禁令他惊诧万分，原来同是身在朝廷吃皇粮的同僚，也未必同心相携、共克时艰。
1911年8月3日，中央教育会第十次大会召开，这一次集中讨论国民教育案，钦选与民选代表激烈争执、双方相持不下。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又是陆光熙倒戈一击，他甚至公开指责“学部司员把持会议”。此时此刻，王季烈忍无可忍，立即予以回击。他率学部诸员群起辩难，会场秩序为之一乱。
在这场清末立宪大戏的分会场中，逐渐体力不支的王季烈，仍就竭尽全力，履行了一个国家官员的应尽职责。他不顾物理学家的专家本色与颜面，竭力维护了一个苟延残喘的国家之体面。早在会议筹备之初，学部本议设记者席，王季烈考虑再三，出面反对而作罢。当时，他还打趣说，使此次果列新闻记者席，则吾政策将为之一变，临议时吾亦须略骂学部一二语，以博声誉。今若此，吾心略安矣。看来，物理学家经过近十年的官场打磨，已充分领悟了治国之道的变通与无奈。
设记者席的提议，虽然王季烈设法阻止，可为平息众议，还是设置了旁听席位。王季烈在后来内部会议中总结说，当时原议即普通旁听席一律概不设置，以冀免去一切闲话。后始行预备普通旁听券，然须严加限制，在京议员由学务大臣领取，在外议员由会长领取，独于新闻记者则深闭固拒。
王季烈的一再变通，仍然没能挽回早已预料到的窘迫处境。旁听席一说被曝光后，京师报界对此愤愤不平，“且有直揭不设席之隐衷者”。迫于压力，当局只好将会场略加扩充修饰，添设旁听席，准许新闻记者入座旁听。结果，会议期间旁听的记者多达100余人，几乎和代表人数接近。盛况空前的传媒阵容，类似于今日“两会”期间的盛况，当然，那时的资政院会议报道比现在更为生猛、更加有料。
1911年8月3日，中央教育会第十次大会上的那场骚乱，成为各地媒地竞相报道的焦点新闻。各地传媒纷纷在重要新闻的版面上，以大量篇幅予以报道，十分详尽地记述了会议的全过程。这一场让媒体叫绝的好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现在各国议会中唾沫横飞、老拳狂挥的场景，好在那时还没有焦点访谈之类的直播节目，王季烈拂袖而去则可。事后的他在一摞摞报纸的缝隙中，艰难履职，直到1911年10月之后，武昌的炮声震垮了立宪大戏台。
1912—1927：十五年大闲人生活
民国元年，身心俱疲的王季烈终于得到解脱。既不是物理学家，也不是政治专家的他，既不仓皇也不张狂地撒手而去，颇有点挂印归田的意味。原籍苏州的他没有选择南归，而是继续向北，北漂而去。
在天津已经注册公司的王季烈，并不是一个非得靠公务员薪水养家糊口的人。乐利农垦公司、华昌火柴公司，两家公司的董事长正是王某人，他似乎彻底清闲了下来，享受人生成为此时唯一的功课。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叠叠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风凄雨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在天津的私人别墅里，时常听得到王季烈几句苍凉的昆腔唱词。他经常对友人打趣着说，大戏咱还唱不了，哼一支小曲儿总行罢。
在友人眼中，王季烈可不是一个只会唱小曲的闲人，他是见过世面、撑过场面，能别开生面的人。以“物理学家”定格他的身份，会有很多问学者前来请教西学精义，没想到在天津的王季烈对这样的拜访者往往答非所问。他经常当面痛斥所谓的西方文明，他常说，“欧西之物质文明确胜东亚，而其精神则未脱其野蛮之积习，以金钱万能之故造成社会上种种罪恶，以扩张权势之故牺牲国际间无数民命”。他甚至隔着别墅的窗子，指着租界中那些对外国人过份殷勤的国人，连连说他们“恨不能哲其肤而碧其睛，庶几谓他人父”。
看来，王季烈是彻底不想再作“物理学家”了。那么，面对旧日同僚、朝中故友的探访，他又作何应酬呢？1917年正月，刘幼云、陈诒重、章一山等人到访，他们希望王季烈到上海，策划溥仪复辟的大业，王季烈双手摊开，摆手示否，同时却说了四个字：宜缓十年。
十年后，1927年，时年五十五岁的王季烈突然惶恐不安。在天津租界里做了十年“闲人”的他，不知道是需要兑现十年前的那个承诺，还是有什么别的不祥之预感，他匆匆迁居至大连。他在后来的文章里回忆1927年的北迁之举时提到，丁卯，又一大变。虑后来之乱更甚于今，不愿玉石俱焚，乃避地辽海。
大变，指的是什么？是蒋介石与汪精卫两个国民政府的横空出世？后来之乱，又指的什么？一笔带过的语焉不详中，似乎还可以体味得到王季烈当年的惶恐。或许，这段从1912年开始，至1927年结束的闲人时光，意味着这个当了十五年大闲人的王季烈，就此又将开始一段新的人生旅程，说不定摇身一变，又做回了一个大忙人。
实际上，从1922年开始，王季烈就又有些忙碌了。不过这一次非关物理学，非关他一直从事的房地产生意，更不与政治沾边。一直慨叹“礼崩乐坏”且自诩还能唱点小曲儿的王季烈，这一次不再从“礼法”的国家体制层面去实践，而直接从“曲乐”入手，希望能改变“尚新声而轻雅乐”的世道风气。他结识北京的度曲名家刘富梁，共同着手整理大量的昆剧经典剧目，并标注能够随之唱词的工尺谱，以便恢复人们对“最为古雅”的昆曲之正确理解与喜爱。
1925年，王季烈与刘富梁共同订正编辑的《集成曲谱》以煌煌三十二册的巨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该谱分金、声、玉、振四集，共三十二册，收八十八种剧作，四百一十六个折子戏。所选曲子皆流行于时，宾白完备，一面市即反响不错。继之成立曲社，谈论曲学；低吟高唱，笛韵锣鸣的生活，已俨然“曲学家”身份的王季烈，忙得不亦乐乎，直至他1927年突然北迁大连为止。
1927—1937：十年大忙人
1927年，王季烈迁居大连，筑别墅于白云街九号。刚到大连时，他仍然陶醉在那一段十五年的大闲人生活氛围之中。时不时地，邀友呼朋，唱上几支小曲儿，谈论几段戏文，闲聊曲学典故。
1928年，在朋友们的再三追捧与怂恿之下，王季烈将其在《集成曲谱》中的四章总论辑选出来，合编作一部《螾庐曲谈》，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这样一来，他的“曲学家”身份更为曲学界所知，盛誉大江南北。
螾庐，是一个很古怪的别号。所谓“螾”，通“蚓”，意即蚯蚓。螾庐，也就是蚯蚓的住所。王季烈为什么要以蚯蚓自喻呢？试想一下，蚯蚓其实是根本没有固定居所的，它钻进土壤里，始终不会轻易钻出地面，它的天地就是一片狭窄、泥泞的地底通道，自己钻探、自己前进、自己保护自己。王季烈以这样一种生物自喻，估计内心的安全感与成就感也并不十分强烈，他究竟还要钻研到什么程度、钻探到什么样的天地呢？
1930年秋，罗振玉弟子孙宝田陪同大连的金州会长曹世科恭请王季烈到金州“明伦堂”讲学。这个时候讲学主要是讲什么内容，既不是物理学的翻译心得，也不会是学部专门司的从政心得，更不会是王季烈终日哼唱的那些小曲儿的唱法心得，这一次他要讲《孟子》心得。虽然王季烈并非什么国学名门出身，也非什么国粹国故级别的遗老大师，但由于罗振玉也到场讲《论语》心得，他相应着讲《孟子》；一个论“仁”，一个取“义”，两位曾同在中央教育会任职的昔日同仁，此刻你仁我义，倒是非常妥帖恰当的安排。
王季烈每周在明伦堂讲学三小时。讲学期间曾自撰一副对联，以示心得体会的总纲。对联是集合《论语》、《孟子》中的文句而成，联曰：
三代学皆明人伦拒诐息邪予不得已也；
十室邑必有忠信博文约礼可以弗畔矣。
从继续唱小曲儿，到讲学《孟子》心得，王季烈迁居大连之后的生活，似乎不闲也不忙，生活一如过往。直到一年后，他给郑孝胥写了一封信之后，生活节奏才开始了重大变化，他开始忙碌异常。
1931年11月24日，时在旅顺陪同溥仪参观龙王塘水源地的郑孝胥，给王季烈回了一封信。12月5日，郑孝胥则直接在大连会晤王季烈、陈曾寿等人，信和会谈的内容虽然都无从查考，但当后续的一些史实材料与之拼接之后，终于可以让人明白王季烈究竟在忙些什么。
原来，在郑孝胥给王季烈回信之后三天，1931年11月27日，陈曾寿护送婉容一行秘密登上了开往大连的长山丸号舰，同行的除了婉容的随从以外，还有那位著名的女扮男装的川岛芳子。第二天，他们抵达大连码头。随后，婉容迅即住进了位于文化台的一栋别墅之中——业主正是王季烈。八天以后的12月8日，溥仪将婉容接到了旅顺。而接待过婉容的王季烈肯定闲不下来，他还有很多新的任务将去执行。
接续下来的史实，郑孝胥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季烈当年的忙碌。当年的12月10日，时在旅顺的郑孝胥突然决定要在大连租屋，委托王季烈为觅仆人，租得文化台九十五号。这一天，郑孝胥兴致勃勃地为溥仪讲《左传》。12月16日，郑孝胥向溥仪乞假。在大连再次秘访王季烈。12月17日，郑孝胥移居文化台九十五号。与王季烈作竟日之谈。12月18日，再次与王季烈久谈。12月19日，日本军方催其速返的郑孝胥在临行前，又再次与来访的王季烈谈话。12月20日，因船票时间问题暂时羁留大连的郑孝胥再次会见王季烈、罗振玉等人，这一天郑孝胥除了在日记中提到人名、地名、时间之外，还补充了一句话：得知日本主张满蒙独立政策。12月24日，郑孝胥再次入住大连文化台新居，工藤忠带来溥仪所赏赐的二百元。12月25日，郑孝胥收到了王季烈由墨缘堂兑现支取的汇款二百元。12月26日，郑孝胥又将十一月房租一百元给王季烈送去。12月29日，郑孝胥从报上得知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决定将以武力抗日。这一天他委托王季烈在交通银行存钱。12月30日、31日，郑孝胥与王季烈都有过会谈。
1932年1月1日，郑孝胥在大连新居中读王季烈远祖王文恪《震泽集》。1月2日，郑孝胥再访王季烈。1月3日，王季烈来访郑孝胥。1月6日，王季烈来访郑孝胥。1月8日，郑孝胥访王季烈，不遇。稍晚王季烈回访。1月9日，郑孝胥得知朝鲜人李逢昌行刺日本天皇未果。上角利一来告，关东厅知岩田爱之助将来访郑孝胥，叮嘱郑孝胥保守满蒙复辟机密。这一天，王季烈再次来访。1月10日，再访王季烈。1月11日，王季烈来访郑孝胥。1月12日，郑孝胥遂与王季烈又有会晤。1月13日，郑孝胥为王季烈题其远祖王文恪书《洞庭山赋》，作七古一首。王季烈携杨咏春之子杨宗瀚来访。1月16日，王季烈来访郑孝胥。1月17日，王季烈来访郑孝胥，言云，安原在墨缘堂云，岩田爱之助将来访郑孝胥，为防其过激，关东警察署请勿见之。1月18日，王季烈来访郑孝胥。1月20日（在大连）：郑孝胥访王季烈。晚邀王季烈于登瀛阁用饭。1月21日（在大连）：王季烈邀郑孝胥至俄国饭店用饭。1月23日，王季烈来访郑孝胥。1月26日，与王季烈等午餐。1月30日，王季烈等来访郑孝胥。2月1日，作《遐谷》诗示王季烈等。2月4日，王季烈来访郑孝胥。谈吉林事，言张之洞九子燕卿明日欲觐见溥仪。2月5日，是日除夕。王季烈等来访郑孝胥。2月6日，王季烈等来访郑孝胥。2月9日，王季烈等来访郑孝胥。2月10日，王季烈等来访郑孝胥。2月12日，郑孝胥邀请王季烈等至星浦大和旅馆，晚邀众人赴登瀛阁用饭。2月14日，王季烈邀郑孝胥晚饭。2月18日，溥仪二十七岁生日。郑孝胥、王季烈等赴旅顺贺寿。2月19日，王季烈来访郑孝胥，云，可以开列五十人名单，得到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批准后，方可觐见溥仪。2月20日，郑孝胥邀王季烈等至星浦大和旅馆用饭。2月24日，郑孝胥为溥仪拟定《即位宣告文》，是日王季烈来访。2月25日，郑孝胥访王季烈。2月27日，王季烈来访郑孝胥。2月28日，王季烈来访郑孝胥。
从郑孝胥日记中提到王季烈的频率来看，他委托王季烈在大连租房之后，他在大连的时光中，基本上都有王季烈相伴左右。不是郑访王，就是王访郑，其间甚至还有一次共同离开大连，奔赴旅顺为溥仪贺寿的事件。从1931年底到1932年初，王季烈可谓脱胎换骨，脱去闲人的胎记，换上忙人的骨头，奔走于逊帝满洲之间，忙得不亦乐乎。
1932年最为重要的时刻终于来临，这一时刻对于王季烈来说，是他离开北京二十年后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回归”。1932年3月6日，王季烈随溥仪乘火车抵长春。第二天，“伪满”成立，时年六十岁的王季烈被授予内务官职位。
1934年春，忙活了好几年的王季烈，突然又感到身心俱疲，他向溥仪上了一道《乞归奏折》之后，悄然回到大连。这一年他时断时续编撰的《螾庐未定稿》终于写定，基本整理完毕。到1937年时，他又续补了一些内容，辑成《螾庐未定稿续编》。1938年，王季烈准备结束已长达二十六年的漂泊生涯，无论从精神寄托上还是地理空间上都彻底回归昔日的“故国”之都——北京。
他在离开大连回京前，又重游了当年他大讲《孟子》心得的地方——金州。在金州北屏山突遇一场败兴的大雨，他随笔在躲雨的屋壁上题诗留念，诗曰：
半年苦旱望甘霖，我到金州辄雨淋。
今日非关游览至，为求云霓慰人心。
不忙不闲曲学家
回到北京，王季烈依旧找不着北。物理学、政治学、《孟子》心得等，都可以当作重来没有存在过的东西，没工夫可以不搭理。可找三两个旧友，唱几支小曲儿的自娱自乐总还是应该有的。王季烈开始遍寻旧友，希望重新拣拾起那份只唱小曲儿的闲适与安逸。
当年合作编撰《集成曲谱》的刘富梁，原本是接受了王季烈的引荐，也是北漂人士；可惜在他见到溥仪之后，就再也没有过讯息。事实上，刘富梁已于1937年11月25日死于伪满洲国中。而王氏密友之一的吴梅，因避战乱，此刻正仓皇奔逃于湖南、广西之间，无从再聚。因为伪满洲国背后那只看得见的手——大日本帝国，王季烈的旧友、密友死的死、逃的逃，再也不复当年雅集盛况。
1939年3月17日，昔日与王季烈共商曲事的密友吴梅，在云南病逝于逃亡途中。这一年，王季烈十一年前出版的《螾庐曲谈》仍然没有卖完。曲学，仍然是一个类似于“物理学”的高精尖学科体系，王季烈力图恢复的中国最古雅之昆曲，还是只能在他自己口头哼唱自娱而已。
虽然《螾庐曲谈》和《集成曲谱》仍然没有卖完，但《集成曲谱》由于抗战时期的毁损，已经稀少难觅，如果通过二手市场购置，仍然会提价不少。同样由于物价飞涨，《螾庐曲谈》也统统被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提价销售，所有的版权页上均加盖了两枚淡紫色说明图章，一枚图章上刻着：“自二十八年九月五日起，售货一律加价五成”；而另一枚则刻着：“加邮运汇费二成”。虽然明知道自己的“曲学”著作滞销，可面对朋友的索赠，价格上涨与不易寻觅还是让王季烈颇感懊恼，哭笑不得。
这一年，北京大学政治学会的陈宗登原本将赴美国进修，由胡适出面向美国罗氏基金会请求奖学金虽已获成功，可陈君突染重病，只得遗憾的继续呆在北京休养。无聊之余，他也突然像王季烈一样，想哼几支小曲儿解闷消乏。由于同是旧式文人作派，凡事总想弄个源流体用，所以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研读《螾庐曲谈》。
这套原价大洋一元六角的书籍，陈宗登此时购置时已是大洋二元四角的高价，陈宗登兴之所至且花费不菲，自然读得仔细、看得认真。他把“曲学”的难点、重点部分均以朱笔在页边上作了标识，逐页研读。他还将书中采用的“二十一韵”学说，逐一的抄录于扉页之上，通过对发音方式的仔细揣摩，他发现《螾庐曲谈》并非如盛誉之下的完美实用。他认为，这本原籍苏州的北京人所编著的“曲学”著述，可能并没有考虑到北方人发音的习惯和方式。
他在扉页上郑重题写下结论，曰：本书无入声字韵及切音，而概派入前列之二十一韵中。北人用之殊困难，非若《韵学骊珠》之完备也。陈宗登可能并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此刻正与他处在同一座城市里。王季烈可能也并不知道，他的“曲学”著述会有这么认真研读的“业余”读者。他如果知道，北京人对他的“曲学”也不再推崇的话，一定又要大发感慨，以为这一趟久违的返京之行原本无谓，此刻又增遗憾。六十六年浮生细算，物理学、政治学、曲学的三条学术道路在北京都将黔驴技穷，此刻也算是穷途末路了吧。
无论王季烈对自己的学术生涯是否满意，1940年，他还是在北京组建了合笙曲社，勉强张罗了一帮能继续陪他唱小曲儿的朋友。他再次将《集成曲谱》的巨量内容加以删节修订，缩减为原内容的四分之一，编成了八册的《与众曲谱》，分线装袖珍本和铅印普通本出版发行。诚如“与众”这个书名一样，这套经过剪辑的曲谱，不但规模大不如前，且在印制成本上也得到严格控制，使原本古雅高深的昆曲以普及通俗的方式得以传播和学习。虽然也算是一种创举，但毕竟与当年“以雅胜俗、以古克今”的为曲学正本清源之初衷已相去甚远。在某种意义上讲，甚至于是一种让步与退步。以雅让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选辑主旨，还是赢得了已经“俗乐横流”世风下的相当一部分读者。《与众曲谱》的俗与《集成曲谱》的雅，互有得失，也成为曲学史上的一次近代公案。
1942年，忙过、闲过，而今不忙不闲的王季烈再一次离开北京，只不过他不再向北、北漂，而是向南、南归，回到了他的故乡——苏州。时年已七十岁的他，不再有任何迁居的计划，终老乡里，依然是可以成就的最后理想。在故乡，他又相继成立了两个曲社——1943年和1945年分别成立的俭乐曲社、吴社曲社。
1947年12月，由王季烈主持编撰的《正俗曲谱》由上海锦章书局出版发行。从这套曲谱的题目上看，又有点“否定之否定”的辩证逻辑线索，继《集成曲谱》的“大雅”至《与众曲谱》的“小俗”之后，王季烈又起“矫俗”之意，欲再次纠正昆曲唱腔、昆剧演绎中所谓的“庸俗”与“滥俗”。诚如“编印正俗曲谱小引”中所言，“三代以前，礼乐并重。礼记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这套曲谱，是时年七十五岁的王季烈又一次“寓曲于教”的尝试，似乎他又将从一个闲人转变为忙人。遗憾的是，心力仍在，体力不再。这套原计划十二种分辑的大型昆剧全本选辑，在王季烈生前只印行了两种。
1949年，王季烈差一点又再次北漂。1949年底，他已经受邀参与文史馆工作之后，突然因病瘫痪，与那个承载着太多理想与无奈的“故国”之都再次失约。1952年3月1日，八十岁的王季烈结束了他时闲时忙、这样学家那样学家的生涯，溘然逝去。
王季烈的一生，像一支尾音悠远、却又终会休止、终归寂静的小曲儿，只能停留在某种记忆的白描之中。我们也许会说，这支小曲儿固然动听，但曲谱久佚，无法破译；这份动听只能停于想象，归于回忆罢。
王季烈
王季烈（1873—1952），号君九，又号螾庐，江苏省长洲（今苏州市）人。1894年中举后到浙江兰溪作幕宾，后到上海江南制造局，与傅兰雅合作翻译了《通物电光》一书。通过自学，钻研西方近代物理学，将藤田丰八翻译的教科书重新编写，并定名为《物理学》。1904年进士，官学部郎中。1927年由北京迁居大连文化台，1931—1933年间任伪满“宫内府顾问”。后辞官返回苏州，精研经史诗文及昆曲，著有《集成曲谱》、《螾庐曲谈》、《与众曲谱》、《正俗曲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