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〇年，还在母腹中的汪康年就为避太平军之乱而开始其难民生涯；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在武昌首义的大动荡中，汪康年怀着对国家前景的忧虑及个人理想的幻灭悄然病逝。——生于忧患死于忧患，这位从戊戌到辛亥期间杰出的报人和维新活动家的一生本该是多么令人兴味盎然的研究对象！
然而，在有关近代维新的大量研究中，学者们最喜欢问津的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三巨头，汪康年更多是作为他们的陪衬才得以露面，有时甚至完全成了反面人物。廖梅的《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下文引用该书时仅标出页码）一书，筚路蓝缕，完整地再现了汪康年一生的维新志业并对其思想作了分析性评论，填补了近代思想文化研究的一个空白。此书写作历十年之久，在搜辑材料、重建史实及知人论世、公允评价方面基本上难以挑剔。但作为一部高质量的人物研究，廖著较少就汪康年对历史现实及个人遭际的感受作出必要的发掘，较少对汪康年主观心理的洞察和描述。历史人物研究不是文学传记，但人物的完整性必赖其心理活动的支撑，而我们对社会行为的理解也不能绕过对行为者主观动机的领会。
忧患的时代也可以是激动人心、人才辈出的时代。在同时代人中，汪康年的旧学新学都不突出，但他能敏感于时代的要求，以民间报人的角色参与历史，这是他成为历史人物的关键。汪康年一生的英雄期是一八九六年八月到一八九八年八月的《时务报》时期。在热烈的制度改革论中，他在《时务报》上发表十五篇文章，提出了中国改革的两套方案：一是自上而下地进行政体、官制、行政制度的改革，开议会，张民权；二是自下而上的民间维新，即先在民间和中下层官员中推行教育、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局部改革，为政治改革准备人才与经济基础。“上”、“下”都只是起点，最终都是要上下会通，改革现代政治体制，让人民参政。两套方案只是在施行程序而不是在目标宗旨上有别，务实冷静的汪康年并不固执某一方案，而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适时调整重心。其实，晚清时代，在中央政府的“上”和民间社会的“下”之间，还有一个源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中兴名臣，在维新时代以东南督抚为代表的地方大员的“中”层，他们主政一方且眼界开阔，具有向中央集权提出严重挑战的权威并因此部分承担着中国现代化的命运。因而，汪康年的维新活动实际上有三种诉求对象和依靠力量，其上下移动的行动历程，也就与整个中国的政治社会息息相关。
这是一个负载着历史的人物。保留下来的三千余封书信证明汪康年当年在知识界和政治界的活跃程度。廖著突出的成绩是把历史环境与个人行为统一起来，既从时代需要和环境压力方面追溯其维新活动的起源与目的，又特别注意强调汪康年作为“实干家”在维新大业中的特殊贡献和独特地位，这就同时分析了他与康、梁等人既相互配合又难以合作的原因。当汪康年的维新活动无可挽回地失败时，近代中国的困境也因此部分地凝聚到他的身世命运之中。
维新改良在西方近代史上就是“开明专制”，若想成功，既需由最高统治者来策划推动，也要有必要的社会重心以为平衡。但这在皇权专制根深蒂固、传统的社会秩序濒于瓦解的中国，是不大行得通的。所以即使是眼睛向“上”的康梁在其变法实践中也没有放弃与底层民间的联络。然而，没有“自上而下”的第一套方案，维新就不可能具有呼唤改革的政治运动的特征和声势。《时务报》创办伊始，汪康年就主张兴民权、开议院，还为中央政府设计了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制度改革的具体方案。一九〇〇年庚子事变后，一方面中央政府没有彻底瘫痪，另一方强敌临门亡国在即，汪康年再次回到自上而下的方案，言论重心落在政府应如何行事上，强调中央集权和改革的循序而进。在革命浪潮波动的一九〇三年，他还与革命派论战，认为革命不适合于中国，特别指出革命的两个危险后果：一是革命党的过激行为使政府不敢改革，二是革命暴力分散了政府实行新政的注意力。所以尽管他也认为维新与革命一样，几乎无可希望，但即使不维新，中国一下子也亡不了，而革命却可能立致亡国。两害相较取其轻，一九〇七年，汪康年离开标志其民间立场的上海迁居到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主持编辑《京报》。配合当时的“新政”，《京报》的言论表达了对立宪的热烈拥护。由于“丁未政潮”中改革派主将瞿鸿机罢相，汪康年随之失去保护，《京报》于一九〇七年八月被勒令关闭。他一生中第三次“自上而下”的努力终至失败。
不过，汪康年有备在先。“自上而下”的改革论提出不过半年，他就注意到国家政治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他也怀疑政府是否有勇气、有能力进行快刀斩乱麻的改革。而且民智未开，国民不足以自治，因此有“自下而上”方案的提出。一八九八年，当康、梁等赴京赶考并把希望寄托于光绪皇帝之时，汪康年却留在上海办报，对百日新政持冷淡态度，这不是因为他站在政府或张之洞的一边，而是因为他在内心根本就对政府投了不信任票。与康、梁相比较，汪康年更为冷静务实。此时他的大部分言论和行为，都是在积极从事各种民间维新活动，不但提出了一系列包括育人才、兴商业、讲武备的活动方案，而且身体力行，领导或参与创办包括《时务日报》在内的多种言论阵地、组建各种学会团体、兴办各种学校、译印销售时务书刊，还亲自办理实业，其活动范围几乎事囊括了沪上新事的一半。因为汪康年没有参与康、梁活动，戊戌政变后这些成就得以保留，成为中国近代化的最早建树，也是汪康年对维新事业的独特贡献。
戊戌政变受挫后，汪康年审时度势，在第二套方案的基础上发展出地方自治的见解，不只是经济的、文化教育的改革，还包括地方建设的全盘方案。一九〇〇年后，他认真实施此一方案，向地方督抚的“中”层势力和民间会党的“下”层力量呼吁，撇开中央政府，推行地方改革、建立民间武装。
划地自治的设想因义和团运动后出现的“东南互保”格局而具有某种现实性，汪康年穿梭奔走于一些封疆大吏之间，不仅主张不与列强开战维持地方，还希望势力日张的督抚们更进一步，“剿拳匪劾政府”，北上勤王，在东南自组政府，开创地方自治改革的新局。权力来自朝廷和西太后、存心自保善终的督抚们不能容忍更不能接受汪康年等人激进的变政主张，以“中”层带动全盘的改革很快就变成一纸空文。汪康年并非不谙世道人心的书生，他“尽管东奔西走，实际上在内心深处，对劝说督抚们派兵平匪、北上迎銮缺乏信心”（第二六二页）。
但汪康年此时仍很亢奋，因为在其向“下”的视界内又有了新的力量。一九〇〇年八月，他就提出两种对策：“第一，众人议定政令、法令，一旦大变之后，即推戴一名人为总统。第二，各省按地区自行处理。要乘今日民心纷扰之时，派人去各省联络土匪，以造成势力。各地民间均有秘密团体，派别不同，组织严密松散也有所不同。有的聚集一处，有的分散各地。这些人颇有力量。若能联合驾驭他们，那是很有用的。第一个办法似易却难，第二个办法似难却易。”（第二六五页）汪康年实际上并不赞成另立新政府，各省独立的地方自治才是他一贯认同的。地方督抚不想从事地方自治，汪康年也就只能向林间草莽的会党土匪中寻求支援，他先后派人到扬州、湖北等地联络民间武装。但他与会党之间既无历史联系又缺金钱收买，无法组织可资利用的力量。一九〇〇年八月秦力山所部在大通起义失败，不久唐才常又被捕，朝廷全面搜捕会党，汪康年不得不终止联络民间会匪武力变政的计划。
维新派的形象长期被定格于游说上层空言改良，汪康年的重现，足以更新我们已然形成的印象和认知。如此重要的人物，值得一个学者花费十年心血潜心研究。也正是因为这十年心血，廖著才可能以几乎“一网打尽”的翔实史料和谨严细致的分析推理，成功地描绘了汪康年穿梭于上、中、下三层呼唤改革的历程，并对其维新思想的基本结构及其与同时代人的异同作了极为深入细致的探讨，集中外汪康年研究之大成。然而，如果我们承认人物研究的特殊要求在于对人物的刻画和塑造，那么一部理想的人物研究，不但需要从历史看个人，也需要从个人看历史，只有把两种视角整合起来，历史人物才完整真实、栩栩如生。相对于汪康年的维新思想与政治行动而言，廖著对他的主观心理把握不够。
个人属于历史，历史也属于个人。汪康年对改革的彻底失望当然是真切的，但每个人都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历史，个人视界毕竟难以反映全局历史。在汪康年退出实际政治之后，他对之失望的朝廷、督抚、会党等改造中国的努力仍未停止。维新的刽子手也是维新遗嘱执行人，一九〇一年开始的“新政”是一场严格意义上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无论清廷在这方面有多么勉强，也无论“新政”如何很快就面目全非并终于失败，“新政”范围之广与变革之深，确是前所未有的，与汪康年的改革目标也显然一致。虽然事后可以说“新政”来得太晚了，但在一九〇七年，“新政”的前景还不很明朗。在“新政”及其失败的过程中，地方势力直接推动了清王朝的解体，会党也积极行动并充当了后来辛亥革命的生力军之一。所以尽管应充分尊重汪康年个体经验的真实性，正视古老中国的积重难返，但汪康年对整体格局的认识却更多地带有个人色彩。这与其长期的思想方式有关。维新改良作为一种自我调整和内部修复，它的展开和推进不能离开现有的权势集团。汪康年的一生与张之洞、刘坤一、瞿鸿机等晚清重臣关系密切，创办和经营《时务报》时以张之洞为奥援，组织“中国议会”时又极力争取刘坤一等东南督抚的支持，在京从事立宪法活动时又与瞿鸿机配合。“借权维新”本来是一个需要不断妥协、不断调整的过程，汪康年却过于原则性地坚持自己的独立性，与其所借之权之间不断发生分裂。而且，汪康年的借权更多诉之于一两个人，他的最后出局，就直接起因于瞿鸿机的低能与被逐。更重要的是，既然上中下三种势力都不愿也无法完成体制内的革新，那么以暴力手段推翻现存秩序以完成政治变革的革命就势在必行，但汪康年却不愿意接受此一选择。其实，在辛亥前夜，还不能说革命只会造成流血不已的后果。从而，这位维新领袖在一九〇七年的黯然出局反映的是个人与时势的脱节，上下无门的判断更多地与他个人认知有关而较少关乎客观局势。对此，廖著没有明确指出，失落了汪康年整体形象的一个方面。
历史与个人不可分。所谓从个人看历史，不过是历史多元性的表现。如果以为汪康年的失望只是反映其视野的局限，那显然又忽略了个人经验中所包含的历史预见性。仅仅四年后，汪康年不愿看到的革命就取代了“新政”。理性的、民主的改革在当时的中国行不通，僵化的集权体制无法实现自我调校。革命会造成剧烈破坏，没有多少人愿意流血，但现实又往往事与愿违。体现汪康年观点的《论革命驳义》一文说：“今世丁此过渡时代，无论何事均危险之事，无论何人均危险之人。革命险矣，保皇何曾不险！”（第二九一页）维新与革命之所以都具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情，是因为以中国问题之复杂多样，无论是维新还是革命，都不能打包票说一定成功，更不能自信一定使中国新生。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是在和平的方式无法奏效之后被逼上梁山的。所谓“复杂多样”，不只是指千头万绪矛盾丛结，更是指社会人心的非常态、非理性性质，以及动机和后果之间的吊诡。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期间，汪康年在浙江保路运动中与浙绅严重对立。过程非常复杂，要之，汪康年等人持理性的民族主义和经济上的开放态度，考虑的是政府应怎样才能有效地进行国际交往；而浙绅则纯从民族主义和地方利益出发，“说蛮话为种种挟制之计”，只想收回路权，不愿深思具体废约步骤。从道理上说，获胜的应当是汪康年一边，“但汪康年的循规蹈矩只适合制度完备、秩序井然的社会。而当时的中国，中央权力式微，地方势力大增，外国虎视眈眈，各种力量胶着斗争，正处在旧秩序遭到冲击，新秩序尚未建立的混乱时期，任何‘度量衡’都毫无意义。苏杭甬草约本是以英国强权为背景签订的，不存在什么可以遵守的国际平等交涉原则。所以，在国人的强烈抗议下，是可能迫使英国让步；而权威日衰的中央政府在地方势力的逼迫下，也有可能让步。事实确实如此”（第三三九页）。在汪康年看来，如此不适应现代国际交往准则、如此低素质的士绅却能笑到最后，改革焉能成功？他有理由放弃直接的政治行动。但另一方面，这件事也表明汪康年并不真正了解他曾经以为熟悉的国情，他已无法对“不合理”的现实政治作出有效判断。先驱者终至成为边缘人和游离者，不完全是客观的形格势禁，也是其思想能力和知识视界的合理结果。我们不可能离开个人视点来理解个人的命运。
无疑，即使像汪康年这样活跃于时代潮流之中的个人，也不能要求他能认清时势掌握全局，但社会变动是由无数个人推动的，历史的复杂性正应落实到无数个人的判断与选择之中。所以，面对历史的变局，汪康年是如何审时度势，如何进行自我认识之类的问题就是汪康年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假如他没有留下这方面的文字的话，我们期待传记作者调动其合理的想象力，把这个具体的、真实的人物的心理刻画出来。重要的不只是他的公开言论，还有他心理的、情绪的甚至无意识的层面。廖著基于严格的史学规范，多以研究者的视角用客观材料予以介绍评论，较少深入其内心世界作设身处地的情感性了解，以至于读完全书，我们对作为公共人物的汪康年有完整的认识，而对这个复杂丰富的个人却总有隔膜之感。自然，汪康年不是一个有特别创见的思想家，但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不会没有自省和反思。因为无法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于任何一种政治集团和社会权势，汪康年只得从社会活动家变成了单纯的言论家；从积极的建设者变成只有在他人行动之后才有发言权的人。这一转变有其内在根据，但肯定充满紧张和焦虑。后于汪康年的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如章太炎、熊十力等等，其文化思想就都包含了革命时期的历险和经验。如果可以用上下求索而一无可为来概括汪康年的一生，那么，当汪康年从传统礼教中发掘重建民族精神的资源，成为现代第一代文化保守主义者之后，如此深创的幻灭感在多大程度上结晶为他的文化思想，就是我们很想知道的。廖著提供的，基本上是其理性层面的议论和见解，个人化的东西太少。这也许因为汪康年后期的心思“无迹可求”，以至一个世纪之后，廖著竭尽所能之后，也只能重建其思想而难以刻画其人。
这一点再度提醒我们，对于距离现在并不遥远的近代人物中的相当一部分，我们实在是知之甚少。如此，则上面对廖著的评论或过于苛刻。客观地说，在史料许可的前提下，廖著差不多已经做了一名史家所能的最大努力，理应得到充分肯定，值得我们认真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