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虹影与我想象中的虹影至今还是两个人。其中一个停留在重庆阴暗的江边，叫六六，她有许多个姐妹，有一个南方的养父，有一个能干的母亲，她用一种重庆带着雾水的语气描写食物，那是一个饥饿的女儿；另外一个是世界上游历的虹影，她是畅销书作家，书籍在许多个国家出版，她去意大利、去英国、去日本，去那些花花世界，在花花世界里寻觅吃饭的秘密。
我更喜欢六六，她写童年，写那时候的饭菜，都不算美食，只是在饥饿的浸泡下，在回忆的美化中，成了美食。有时候回忆是比美食更美的事情。她写父亲做的清明粑，写母亲做的稀饭，饥饿是我们共同的乡愁，也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起点。
我也写美食，写美食的文字可能比虹影多十倍，都是干活，写美食只是为了糊口，有口饭吃。这样写出的文字拘谨，架着，生怕穿鞋的知道自己其实连袜子都没有。虹影写美食，是打开水龙头，水就流出来，流到哪算哪，不担心水费，反正才华有的是，见识有的是。
在众多写美食的作者里，我更认同诗人写的美食。诗人与美食，有着天然的姻缘。诗人是经过强化语言训练的人，他们知道如何用最贴切的语气描写一条鱼，也知道用怎么样的比喻写一块肉。一个诗人如果掌握了语言的秘密，其实也就掌握了美食的秘密。美食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食物，食物是一大盆一大份，美食则是雾化的，需要带着一点蒸汽，模糊一下，看不清楚。
对于我们来说，写一点美食的文字，其实真的不是写美食，更多的是对这个世界的记忆。所谓美食，不过是魔术的道具，你看着她拿着一块红布，转瞬从里面掏出一只白鹅，转瞬又变出一盆金鱼。美食不过是那块红布，吸引我们的其实是红布下面的东西。
后来BBC来中国拍摄一个美食记录片，来到虹影家，跟着她去菜市场，一起做饭，一起讲述食物。拍出来的画面有点熟悉的陌生感，我恍惚忘了哪一个虹影更真实。那些觥筹交错的饭桌上，虹影滴水不漏的聊天说话，吃饭喝酒，她永远也说不好普通话，口音里带着朝天门码头江水的味道。
有一年，我出了一本书，虹影主动做我的嘉宾，参加我的新书会。我从来没有想到，平时吃吃喝喝，私底下她也读了我的许多文字。对于一个写字的人来说，这是更深刻的尊重，朋友总是文章换，说实话，那天虹影夸得我有点不好意思。晚上是固定程序的酒局，虹影匆匆离席，我还是喝了不少酒，我承认有不少酒是遥遥地敬献给这个传奇的女人。
我从来没有吃过虹影亲自做的饭菜，只是见她写过，听她聊过，但是不用尝，也觉得应该是美味。我其实一直没有跟虹影说，从写作上我偷学了她不少的功夫，虹影不是炫技派，她从来不用繁琐的比喻描述一样食物，她没空跟你绣花。她讲回锅肉就是回锅肉，讲罗宋汤就是罗宋汤。在描写时，大量用短句，如同一排排急行的军队，然而忽然又有一个长句子，气势一荡，荡到旷野，如同军队停下来，看一朵花。
我看虹影，是看这个，是看虹影如何通过文字，把一盘食物雾化，成为一缕白烟。
在她的世界变成辣椒之前，需要先变成一个苦瓜，青绿色，上面长满疙瘩，里面是苦的，她一点点把这苦稀释，稀释成为不存在的世界，再把世界一点点染红，染成辣椒的颜色，再把世界一点点变细，弯曲，成为辣椒的形状。到底辣还是不辣，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世界如何变化，都是只属于虹影的世界。
吃货带路党
据说每个吃货心中都藏着一幅饮馔江山图，到了什么地方要吃什么，什么季节吃什么，聊起来头头是道。断不可在成都找涮羊肉，在苏州找酸汤鱼，在北京找热干面；也不能在二月份聊大闸蟹，八月份聊河豚，十一月份聊鸡枞菌。我的套路要实用一些，到了一地，找当地的吃货带路党足矣。在我的手机里，有一个分类是“全国吃货”，各个省份，各个城市的吃货们分门别类，一行行排列齐整，犹如沙场秋点兵。到了一地，禀报一声，美味自然来。随着我觅食的脚步越来越广阔，这个神秘的名单也逐渐扩张，吃货带路党早晚能成为一个盛大的party。
如果去云南，首选妙人是敢于胡乱。他是云南美食一本通，从昆明到个旧，从版纳到德宏，熟悉程度堪比“村村都有丈母娘”，更何况大理丽江。他的日常装束丝毫不吃货，经常穿着一件灰色外衣，骑着电动自行车，背着一个摄影包，眼睛细长，一笑就出褶子，偏瘦，没有一个吃货标准的肥腻，而有一个户外探险者的不辞辛劳感。
我们去昆明圆通西街闲逛，他熟练地指点着周边的馆子：“这一家柠檬撒好吃，其他的不用点。”“这一家烧烤店开了29年了，他们家烤豆腐一流，一会我们排个队。”“这个店的豆腐不错，但是一定要跟他们说蘸水里多放点辣椒。”“他们家好吃还算好吃，就是油不太好。”“这家是德宏菜，跟版纳菜有很大的区别，你知道区别是什么吗？”……
当地人管敢于胡乱叫“乱师”，这是昆明人的习俗，把“师”放在名字的后面表示尊重。乍一听，像是“卵石”或者“乱世”。光带着你吃馆子的吃货也不是标准吃货，一个合格的吃货必然会带着你去一次菜市场。
跟着敢于胡乱逛菜市场可以学习许多知识。他能把每一样食材的产地特色讲解得清清楚楚，能分辨出不同火腿的不同做法，也能辨别各种鱼类的细微区别，在他心中藏着一个云南寻宝地图，可以随时调取出云南不同风土的气候物产以及特色，看到某种食材，我们还在四处张望，他已经胸有成竹，寻思好如何料理它才是最稳妥的方式。
在广州则要找吴一凡，广州吴系茶餐厅老板——Single Malt Whisky达人，胖子，习惯把大串钥匙链挂在牛仔裤外面，走起来叮叮当当响，车里放着白松露油，后备箱里永远都有几瓶好酒。跟他在广州吃饭要做好被撑着的准备，那天我跟着他吃了五顿宵夜，从甜品到粥铺，从肠粉到炖汤，最后还赶到番禺，吃两条水蛇。我管吴一凡叫“神仙”，神仙跟我说：我知道广州所有宵夜的打烊时间表，几点钟还能去哪吃，我都清楚。“现在凌晨三点，要不咱们再吃几家，明天早上直接再去找几个早点试试？”我摸着已经不能弯腰的肚子说：神仙，你就收了神通吧。
到了汕头则有一对璧人——张新民和郑宇晖，他们二人已经成了潮汕美食的亲善大使，张新民的《潮菜天下》和《潮汕滋味》都是去潮汕的必读书目。从狮头鹅到海记牛肉，从潮州打冷到各种卤水，其中门道与历史娓娓道来，令人大开眼界。到了武汉，我的接头人则是一个小兄弟，名为万钢，开餐厅的吃货，他带着我四处游走，找一些大众点评网都找不到的土菜馆子，狭仄之间得真味。
依次罗列，能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他们安插在祖国各地，因为有他们在，我每想到一个城市的时候，充满温暖。好吃的永远不是菜，而是人；好玩的城市永远不是那个城市的繁华，而是在霓虹之外的破落处，有一个朋友倒上了酒，点好了菜，坐在那里等你，你到了，也不必寒暄，干了这杯酒，就等于接头暗号。
绿瓶少年
1994年初夏的一天，我第一次醉酒，倒在了三瓶啤酒的脚下。
那年我14岁，读初二，在一个县城里的寄宿中学。宿舍是平房，门口有小卖部，老板娘打扮妖娆，乳沟深陷，走路的时候髋部摆动，令人神往。青春期的故事总是过分相似，以至于空白一片。比如我现在记不清那天晚上喝到的是什么啤酒，搭配的是什么小菜，跟我喝酒的都有谁。只知道，我喝醉了，迷迷糊糊，摊睡在凌乱的上下铺的下铺。第一次醉酒的感觉犹如梦遗，窗外有池塘，池塘里的青蛙叫了一夜。
事到如今，我依然觉得啤酒是最有少年气质的酒精饮料。白酒过于刚硬，犹如大汉；葡萄酒往往性格各异，犹如小偷，偷走了你琢磨它的时光；威士忌过于男人，总是叫人想起奔跑不停的村上春树，孤独地坐在某处，听爵士，在威士忌里加入一个冰球；干邑则过于富贵，是个公子哥儿；香槟是个娘儿们，坐在你的大腿上跟你谄媚；伏特加很像特种兵，木讷，不苟言笑，随时准备给你一记老拳。
只有啤酒，在欢腾的餐桌上，陪伴在你身边，可以细水长流，一杯一杯复一杯，明朝有意抱琴来。绿色的啤酒瓶如同栅栏，分隔开白天与黑夜。在微醺中，这些绿色的啤酒瓶犹如一只温顺的小马，可以载着你到任何地方。
我初步估算一下，在20年的啤酒生涯中，我喝过的啤酒大概能盛满一个不大的游泳池，我能够在其中扑腾几下，或者悬浮其间。对于啤酒这件事，我从来不曾挑剔，有一口，算一口，普京就很好，修道院也不错。我不是技术流，只是情绪派，一群人在一起喝酒，我觉得最美好的时刻是：我起身去卫生间走肾，恍惚间，不小心碰到了地上堆积的啤酒瓶，它们叮叮当当互相撞击的声音。
在没有朋友的时候，啤酒是孤独的伙伴，在没有家的时候，啤酒是液体的家。它是通向天堂的一小段路，只不过经常走着走着，就断片儿了。
2003年非典，我在北京的一家杂志社当编辑，住在望京一个小区的地下室里。街上空荡荡，少有行人，我从杂志社步行回暂住地——这是个地下二层的小窝，能放下一张床，一个柜子和一张写字台，手机没有信号，我在入地之前，会买一包两块五的都宝烟，两瓶啤酒。我坐在地下室里，二手电脑里有一堆开了头的小说，我凭借着一点点啤酒拼凑文字里残损的部分。
经常我还会和自己挑战一下，看一个人喝多少瓶啤酒会失去记忆，经过反复测算得出的结论是10瓶。一个月后，面积不大的地下室被啤酒瓶堆满。当啤酒瓶都无立锥之地的时候，我知道我该出去换一种健康一点的生活，搂着酒瓶子过日子终究有缺憾。
然而转瞬，我逃离了一个人的酒局，跳进了另外一个生活的大酒局。在北京的文化圈中，有一群啤酒主义者，他们明晃晃地悬挂在北京街道上，成了啤酒的吉祥物。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扮演着一个饭桌战士的角色，这群老家伙们喝酒有许多方法，比如转勺儿、掷骰子、划拳，在夜夜不醉不归的饭桌上，我眼见着这些人萎靡了下去，经常夜酒之后，出门碰到晨跑的老人和鱼肚白的太阳。
找个可以禁得住这群人反复折腾的馆子不多，这群人的标准不高：有厕所，服务员不催，啤酒跟得上就行。反复折腾了几年，我的啤酒肚开始长起来，从长发飘飘的少年成了光头铮亮的胖子。我愿意听着这些人酒后谄媚混杂着真言，言语都被酒精浸泡，以至于亮晶晶。
直到我结婚，生子，过上了正常无比的生活，似乎那些与啤酒厮混的日子都像小便一样匆匆远走。这些年，我从一个二流诗人摇身一变成了美食专栏作家，努力扮演一个吃货，冒牌美食家，以及加肥版天使，我开始跟别人侃侃而言勃艮第哪一个村子的黑比诺更搭配黑鱼子酱，分子料理如何与中餐呼应，在这时，我的绿瓶少年似乎离我越来越远，我背叛了我原来的生活。如果说以前我活得像是一句废话，如今我活得更像一个笑话。
直到有一天，我的一群青春好友纷纷降落在三里屯，在一个狭小的角落里，我找到一家卖酒的超市，超市的名字叫“天堂便利店”，里面有各种啤酒和洋酒，我们一口一口地喝下，周围的清风拂面，夜色正阑珊，那些过往似乎重新回来，聚集在小小的玻璃瓶里。
玻璃瓶中有冒着泡沫的天使，他是我的绿瓶少年，他就是我的往昔，他跟我打着招呼，说：兄弟，走一个。
黄门宴上三把斧
黄珂家的流水席，世人皆知。我是他家座上客，人们都说他是“当代孟尝君”，我不以为然。孟尝君有门客三千，乃是有所图，而黄珂家宴日日兴隆，乃是无所图，只是喜欢热闹，爱交朋友。黄珂家的饭菜好不好吃？当然好吃，尽管许多人说他们家最好吃的不是菜，而是人。
黄珂家名菜众多，我最喜欢的是三道，黄氏牛肉、八爪鱼红烧肉、萝卜连锅汤，我命名为“黄门三把斧”。有这三道菜的夜晚，我可以沉默不语，我可以思无邪，我可以吃到地老天荒。
黄氏牛肉
古有东坡肉，今有黄氏牛肉。但凡以人名命名一道菜，其中就包含着敬意与尊重，一个诗人凭借着诗句穿越生命，抵达永恒，一千多年之后我们还念叨着“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一个吃家凭借着以自己命名的一道菜在餐桌上、口腔中永生，比如李鸿章杂碎、胡适一品锅、宫保鸡丁……
凭借着这款黄氏牛肉，黄珂可以“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了。这道菜总是与黄珂联袂出现，就像有关羽的地方就有青龙偃月刀，这款黄氏牛肉已经深刻地成为黄珂的LOGO，犹如包公的额头的月牙儿。对于黄珂而言，唯一不爽的是：天天被人逼着做这道菜，自己吃腻了。但是我听得出，这“腻”有点撒娇的意思，就如同凤凰传奇叹口气说，《彩云之南》这首歌我都快唱吐了。
每道菜都有来源，这款菜脱胎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次偶然事故。那时候他当知青，生产队的一头牛坠崖而亡，他花了几毛钱买下牛腩，加上下水和牛蹄，在大铁锅里炖煮，料都是就地取材，用了花椒、海椒、泡椒、泡姜等等，引得众多知青为之倾倒。那是饥饿年代的激情记忆，一次偶然，成就一道传世名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