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策建议
1.增进城乡收入水平：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就业机会，扩充收入来源，普遍提高城乡人民收入水平。
（1）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可以极大地通过提高城乡居民的工资性收入进而提高城乡人民的收入水平，这应当成为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主要渠道。其基本逻辑是：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第三产业既可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能增加城镇居民的就业机会，进而提高城乡人民的收入水平。
（2）产业结构调整，不仅仅表现为加快第三产业发展，也包括调整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发展战略。建国以来，投资推动工业化进而推动国民经济增长构成我国经济成长的一条基本路径。这一路径在推动国民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经济发展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对资源的高消耗。为此，必须调整工业发展战略，推进科技创新和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根据中国的国情，新型工业化道路中还应考虑“劳动力充分利用战略”，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这可以改善就业，增加城乡人民收入，也可以降低工业发展对资本的过高依赖，更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最终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
（3）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构成产业结构调整、改善农村家庭收入的重要途径。本文研究发现，农村家庭经营纯收入对整个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农业发展效率不高，急需提高农业生产率，使广大农民在农业生产中获得更高收益。为此，应采取切实措施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业设施建设，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4）继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和发展，积极推进金融市场建设。无论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还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来看，财产性收入的比重都较低。为此，应当继续加强金融市场建设，推进金融创新，提供更多的金融工具，增加人们规避风险和获取收益的渠道。要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推进农村金融体系发展。农村金融发展的着力点是改善农村金融投资渠道，增强金融在农村资源配置及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功能。
（5）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增加工薪收入。据有关调查表明，同样的固定资产投资，国有小企业就业容量是大型国企的14倍。因此，从扩大就业的角度来看，今后一段时期应大力推动我国中小企业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大多数是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性企业，就业吸纳能力强。无论从调整产业结构还是从增加就业的角度看，均有进一步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必要。总之，通过推进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大力发展，扩大就业门路，增加工薪收入，进而提高城乡人民的整体收入水平。
2.弥合城乡收入差距：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城乡发展。
（1）本文的经验研究发现，转移性收入在城乡之间相差很大，这毫无疑问地体现收入分配、社会福利安排的城乡分割。因此，适当调整收入分配的城乡差异政策，是让广大农民提高收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一个途径。鉴于农村转移性收入在整个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例极低，加之前述提及的城乡隐性收入悬殊，我们的建议是：应严格贯彻中央关于对农民、农业和农村“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建立国家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推动经济较发达地区积极地、更有成效地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2）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经济的一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与同等工业化国家相比要低约20个百分点。继续实施城镇化战略，可以拓展就业空间。城镇化建设带动了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保险、商务信息、中介服务、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可以提高城镇吸引、整合、利用国内资源的能力。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的省区市，由于经济规模较小，要着力发展县乡小城镇，为农村劳动力快速就近转移创造条件。
（3）发展农村第三产业，增进就业机会，增加工薪收入，提高农民收入。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比重较高构成现代产业结构演变的基本特征，目前我国处于产业结构加速调整期，第三产业的发展前景广阔，吸纳就业潜力很大。在广大农村，发展第三产业直接关系到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提高，直接关系到“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立。当前，在农村发展一批集农业生产、农副产品加工、农副产品销售、农艺观光、果实采摘、餐饮住宿、休闲娱乐、会议培训为一体的专业化、品牌化的农村企业，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发展较好的乡村旅游景点，拓展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带动居民服务部门、农业服务部门、农村工业生产服务部门的发展，提高广大农民的收入。
（4）切实做好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工作，探索“大城市带大农村”、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路子。2007年6月，国家决定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成都要在体制机制创新基础上，围绕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生态化、一体化目标，着眼于统筹城乡劳动就业，统筹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向城镇居民转化，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统筹国民收入分配，统筹城乡发展规划，统筹新农村建设，统筹城镇体系建设，切实做好城乡统筹发展的大文章。
3.弥合区域收入差距：推进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协同产业结构升级与统筹区域发展。
产业转移指由于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的变化引起的产业在一国内部或国家间的转移活动，是区域产业分工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要途径。产业转移的基础是产业级差。我国各省区市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产业之间级差较大。因此，有效的区域产业转移可以成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机结合。比如，将东部沿海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四川、河南、贵州等劳动力资源大省转移，在东部地区建立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更加集约的产业，可以提升东部产业结构，同时又可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通过促进中西部产业发展，可提高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从而逐步解决我国业已存在的区域间收入水平悬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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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约束效应研究
冉光和 温涛 李敬
（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将越来越明显。如果规制安排适当，农村金融应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反之，农村金融会制约农村经济的增长。本文研究的金融约束效应是指农村金融制约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状况和程度。在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约束效应进行制度分析的基础上，论文运用实际数据，对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成长模式对农业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约束效应。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要实现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必须做到：构建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宏观制度环境，解除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金融约束，强化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农村金融功能。只有如此，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才能对农村经济的健康运行产生良好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金融成长 金融约束效应
Abstract：Based on a macro-model in terms of China's rural financial growth and rural economic growth，this paper aims to identify the re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rural finance and the rural economy in China.Using annual national time-series data，the results of Co-integration Tests，Granger Causality Tests and VAR analysis indicate that the rural finance controlled by the government has definitely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rural economy.Finally，some policy suggestions are given to promote the relationships of the rural finance and the rural economy of China.
Key Words：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Rural financial growth；Effect of financial restriction
一、引言
中国是一个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的、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特征的发展中小农大国，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市场经济是以金融为核心的经济，没有现代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服务以及支付清算的支持，社会资源难以实现合理配置，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难以实现良性循环，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也就难以实现。农村经济作为整个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其发展同样离不开金融的有效支持。在农村经济运行中，科学、合理的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一方面能够减少农业生产者的借贷成本，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能够为其分散存在于生产和经营过程中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以增进其农村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从而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因此，农村金融业的健康成长对于改变中国农村经济的落后局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事实上，观察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成长的相关指标就可以发现，建国以来中国农村金融业在数量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农业贷款由1952年的4.2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8411.4亿元，1978年以后年均增长速度更是达到18.71%，增长了72倍；乡镇企业贷款也由1978年的34.7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7661.6亿元，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4.10%，共增长了220倍。然而，中国农村金融业在数量上迅速扩张的同时，农村经济增长没有出现与之相协调的景象。1952-2003年农业GDP共增长了约50倍，而1978-2003年农业GDP只增长了2倍，年均增长不到4.5%，其中1990-2003年只增长了57%，年均增长不足3.6%，1997-2003年只增长了18%，年均增长仅为2.8%，2003年农业GDP增长速度仅为2.4%，比2002年还减少0.4个百分点；与此相应，农业GDP在我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也呈直线下滑趋势。另一方面，1952-2003年农民收入共增长了约45倍，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33.60元，到了200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622.2元，年均增长为12.65%。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被不断拉大了，由1978年的209.8元扩大到2003年的5850元，由80年代初期的1.8：1，90年代中期的2.2：1，扩大到2003年的3.2：1，如果考虑到农民收入中的实物部分，实际收入差距可能为5-6：1。
显然，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约束效应进行直接的实证研究，揭示其内在的真实关系，在理论研究和政策应用上的意义是明确的。基于这一目的，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1952-2003年和1978-2003年中国农村金融成长和农村经济增长的实际数据为依据，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约束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农村金融调整策略。本文的以下部分将首先简要地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分析综述；然后，从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得出理论结论；文章的第四部分将对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资料的来源、处理与分析方法以及模型建立和分析工具的使用做出说明；运用协整检验、格朗杰因果关系检验和VAR分析方法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约束效应的实证将在文章的第五部分进行；文章的最后将对实证结果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揭示其政策含义，给出得到实证支持的最终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