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钱穆和历史 (2)
一门六院士
钱穆的故乡——江苏无锡七房已经少有钱家人的身影，但是人们对“一门六院士”依然津津乐道。在钱穆的大家族中，一共产生了六位杰出的人物，他们分别是：钱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蜚声海内外的国学大师；钱伟长（钱穆之侄），中国科学院院士，力学家；钱易（钱穆之女），中国工程院院士，环境与资源保护专家；钱俊瑞（钱家后裔，与钱易同辈），中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家；钱临照（钱易晚辈），中科院院士，物理学家；钱令希（与钱临照同辈），中科院院士，工程力学家。
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钱穆最有风格、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段文章出自他的《国史大纲》，开篇为：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黄。）
《国史大纲》这本书采用的是竖排的繁体文字，通篇用文言语句，正文的一侧有小的注解。这种中国人熟悉了上千年的行文，到了近代已变成了陌生的丛林。在这本书的开篇，钱穆就提出一种与当时的社会情况截然不同的历史态度——“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这对很多出生在新社会的人来说，无异于孔乙己的迂腐。
但是，“做中国人意味着什么？”“究竟怎样一种价值观念，或者怎样一种文化，与历史的经验和共同的民族起源相互影响着，将中国人紧紧地维系在一起？”当我们面对这样的疑惑之时，热切的革新主义者哑口无言。
但是钱穆可以从容地应答，因为他心中有千年历史，更有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之下的深刻理解。在他眼中，历史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当有人在为历史的方向性与残酷性而辩护时，钱穆则在让他的学生描写红烧肉的味道，描述风穿过松树的声音；在我们为今日中国诚信坍塌而叹息时，却通过钱穆发现那个封建礼教的社会通过“礼”维持了一个值得依赖价值系统与保障体系。
作为“礼”的化身、一心要成为道德楷模的君子的中国知识分子，钱穆从一开始就要面对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的拉扯：一方面是现实的国际环境的残酷，中国面临的亡国之灾，而另一方面，他看到了那个存于诗词典籍中的士大夫的风雅世界。
他没有海外留学的背景，也未追随喧嚣一时的各种新思潮，他在古籍里寻找另一个世界。从小学教师最终成为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他是一名伟大的自我教育者。难能可贵的是，他似乎从未从线装书中逃遁，远离现实的痛苦。他也从未将古代中国世界想象成一个乌托邦，而只是在一片文化虚无主义的论调中，重申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中华文化的内在生命力，可以保证它在面对各种挑战时，仍能保持自身，但现在的情况却是，很多人已经忘记了保持这种内在的生命力，甚至有人悲观地说道：“中华文明已死。”
钱穆自小就崇拜司马迁，他相信没什么比历史更能寄托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在抗日战争最为激烈的年月，钱穆手不停挥笔写史，它跨越了几千年的风雨，不断重演着外族入侵与被同化的历史，以及中国人在面对外来挑战时所表现出的气节与机智。在一个西方世界占据优势的时代，当中国正在跌落自信的谷底时，钱穆希望我们对自己的历史保持着“温情与敬意”。
如今的社会中，也充满了重振儒学的口号，但这种重提旧事的方式，与当年毅然抛弃的决绝毫无二致。风范可以被传递，却不能被机械地模仿。如今的中国传统看起来就像是博物馆中的展品，人们不知道如何赋予它现实的生命力，唯有钱穆的那份庄重而温情之意，可以唤醒它们的灵魂。
历史注脚：
许知远说近代
作家许知远在回忆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时说，他们那一代人都觉得线装书理应被扔进茅房，儒家礼教中只写满了杀人，传统中国就是裹着小脚的媳妇……到处都说着“传统”与“现代”，“似乎真的存在着那么一个决定新与旧的时刻，在它之后带有现代意味的都值得赞扬，而在它之前的都是阻碍。诸子百家、魏晋风度与现代中国的生活看起来毫无关联，黑格尔或者石油大王比他们更有力地影响着年轻人的思想。”
钱穆在抗战期间的著述
一九三七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出版。
一九四O 《国史大纲》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6月出版。
一九四二 《文化与教育》，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6月出版。《清儒学案》，重庆，为国立编译馆写，1942年稿成佚失。
一九四三 《中国文化史导论》，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出版。
一九四五 《政学私言》(人人文库)，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11月出版。
孤独的大师
钱穆后来虽在众多知名大学任教，但他本人却只有高中学历，这与他曾参与一场退学运动有关。
当时他在常州府中学堂，学校新上任的舍监陈士辛，不像前任舍监一样对学生循循善诱，他教学生修身课，但却无法与学生融洽相处。在年终大考前，钱穆所在的年级集体提议，要求校方减去修身课，增加希腊文课等。钱穆等五人是学生公推的代表，他们以集体退学相要挟，但是最后没有得到学校的让步。钱穆性格倔强，他毅然拒考，填退学书，自动退学。8
在这次学潮的五位代表中，还有三位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一位是创办《国故》月刊的常州张寿昆；一位是江阴的刘寿彭，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写了“叫我如何不想她”的刘半农；还有一位是瞿秋白，剩下的那个人是校长的三弟。
刘寿彭当时在同学中名气很大。他曾被舍监陈士辛召到屋里谈话，出来后在厕所里大声叫道：不杀陈士辛，我就不是刘寿彭！但他当时并没有和钱穆同时填退学表，而是在期末考试后退了学。之后他到上海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中的“星期六派”，后又被陈独秀召去北京大学，改名半农，是提倡白话文的干将之一。
二十年后，钱穆赴北平教书，恰好当时刘半农也在北大。他乡遇故知，不喜欢结交朋友的钱穆登门拜访刘半农。刘半农客气地留他吃了午饭，两个人交谈了近两个小时。但在常州府中学堂时期的事情刘半农只字未提，既不问钱穆二十年来的情况，也不谈提倡新文学方面的事情。钱穆后来感叹道：“不客气乃旧相识，无深语似新见面。”他猜想，当时刘半农已经名满天下，大概不愿意谈那些陈年往事。既然刘半农与自己意气不相投，所以也不谈他的新思想。从此以后，钱穆便不再和刘半农来往。
这一则故事，可以看到钱穆本人的“文人气”，道不同不相为谋，即便是文人名士他也不愿交往。在北平的八年时间里，胡适深受北大老师的尊敬，很多人经常到胡适家中拜访，畅谈大小事，也有人以此来请胡适通融体恤。但是钱穆从来没有主动拜访过胡适，他和古代文人一样，有洁身自好的情结，宁愿为了理想的名节而独处。
终其一生，钱穆都可以称得上是孤寂的。早年离开大陆，避难港岛，虽然避免了被“思想改造”的劫难，但同时也付出了远离故土、抛妻弃子的代价。据他的学生余英时回忆，钱穆初到香港时，曾经与余英时一家观看一场有关亲子之情的电影，向来能够“以理驭情”的钱穆，想起在大陆的儿女，禁不住悄然泪下。传统文化甚重父子之情，此时已届中年并且毕生信仰中国传统文化的钱穆，其孤寂之感可想而知。尽管后来又觅得胡美琪为伴侣，然而远离故土、儿女的情感缺口，哪能轻易弥补呢？
萦绕在钱穆周围的另一重孤寂便是学术上的。“新儒家”是近二十年来甚为风行的一个概念，钱穆一代通儒，自然也被划为新儒家之列。但是余英时在他的《钱穆与新儒家》一文中，用近四万字力辩钱穆并非传说中的新儒家。在余英时的眼中，虽然钱穆的儒学功底深厚，毕生尊奉儒家思想为人生信仰，但钱穆并不认同当代新儒家所推崇的由韩愈创立的哲学家式的道统说，而是坚持“整个中国文化即为道统”的历史学家道统观。
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钱穆更是孤独的。在世界史上，保守并不意味着落后，然而在民国时期，激进主义迅速膨胀，各种渴望进步的势力都不约而同地把矛头尖锐地指向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钱穆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高呼“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近乎偏激地为传统文化辩护，就无可避免地成为逆乎潮流的老朽。钱穆注定孤独。余英时在他的文章中说：“钱先生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
不过，钱穆能著书立说、硕果累累，成为“最后的大师”，正是因为他这种卓然不群的品性。大师独自承受孤独，却留给后世一个高大的背影。
历史注脚：
学必不可有门户
钱穆在学术上恪守“学必不可有门户”，他最反对清朝学者“汉学”、“宋学”的提法，他说“宋学”这种称法是狭隘的，自以为是的。钱穆早年读书，也没有称自己是哪一门哪一派的，但是他关注学术前沿的话题，积极准备考试，是一个入世的学者。他的学生余英时说，他“毕生致力于破除门户之见，他自己不肯建立门户，自然也不会侧身新儒家行列，故他德高望重，却无可避免同道知己寥寥。”
悼念闻一多
1946年7月，民盟负责人之一李公朴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四日后，闻一多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讲演，愤怒斥责国民党反动派，当晚即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当时的政治气氛紧张而危险，但钱穆依然站出来，公开悼念闻一多先生。
